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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朱子学学者的最主要的事业。他们一生都建立精舍，开办书院，创办官学、私学，以讲学、著述为己任，接引后学。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谓，朱熹“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培养出大批人才。①他们制定学规，编撰教科书，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和历代有很大的影响。
  一 教育目的
  基于儒家的内圣成德和外王事功的基本思想，朱熹强调教育首要的是明“本”。朱熹在《静州府学记》中指出：
  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然犹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顾遂以学校为虚文，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于是为士者求道于老子、释氏之门，为吏者责治乎簿书期会之最，盖学校之谨存而不至于遂废者，亦无几耳。②
  这就是说，由于学校教育的教学目的不明确，“怀利去义”，“忘本逐末”，学校虽然还存在，但是无异于虚设，而无所与以道德政理之实。因而教育便一代不如一代，比三代季世还不如。
  那么，这个“本”是什么呢？这个“本”就是儒家的“道”。朱熹说：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③这是因为，人之以生，天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赋予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之当然之则。可见，明“道”就是明道德伦理。朱熹又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④朱熹在《静江府学记》中又说：
  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于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①先王设学校以教民，因赋开导，使其明心修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而推之君臣、社会人际。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风俗所以淳厚而德业所以崇高的原因。
  在儒家看来，人们一日不能离开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理；也不能一日离开仁、义、礼、智、信五者之道德。因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为圣王教民之目。朱熹在《琼州学记》中说：
  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其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虑其由而不知，无以久而不坏也，则为之择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学校，而联之以师儒，开之以《诗》、《书》，而成之礼乐。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传是教而施之无穷者，盖亦莫非因其固有而发明之，而未始有所务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学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无远之不暨，而无微而不仕。此先王教化之泽所以为盛，而非后世所能及也。②
  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书院，亲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其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简要地揭示出尊德性、道问学、道德伦理之要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对此五教之目，朱熹说：“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③他又在《戊申延和奏札一》中说：“臣闻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④朱熹便把此“五伦”概括为“五教”，“五伦”或“五教”便是朱熹教育的根本目的。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⑤这样，朱熹就把“明人伦”作为国家各类学校的共同的教育目的。
  朱熹据《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十分强调修身适用于所有的人。他在《经筵讲义》中说：
  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而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①
  “明人伦”是人人所必须的。通过教育，使人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恢复其天命之性，做到尽人伦。
  朱熹对教育的宗旨，在《玉山讲义》中还有综合的说明：
  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诸君肆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②
  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封建国家的最终教育目的。
  二 教育体制
  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学校。在周代，正式出现中央和诸侯所办的国学，以及地方所办的乡学。当时的国学就分为小学和大学，入学者大都是贵族子弟。这一分法一直延续下来。对于小学，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说：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弟子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可见，小学教育有两方面的职能，一是品德教育，教之如何做人；二是知识教育，教之如何做事，合之为德、智、体、美四个方面的统一。礼属德育，乐属美育，射、御属于体育，也有军事技能；书、数属智育。其中，德育为首位。
  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是指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践履。儿童幼稚，只教他如何去做。《朱子语类》有反复的说明。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就是教儿童按照“忠”、“孝”、“弟”、“信”等道德伦理规矩去做。由于小儿只是学怎样去做，而不明白其中之所以这样做的道理，没有辨别的能力。因此，在教儿童洒扫、应对、进退之事时，也避免使其染上恶习。“圣人教小儿洒扫、应对，件件要谨，某外家子侄，未论其贤否如何，一出来便齐整，缘是他家长上元初教诲得如此。”只有从小很好地教其洒扫、应对，长大了便不会养成坏习惯，这就是要从小打下好的基础。至于礼、乐、射、御、书、数，则是所谓“六艺”。这里既有贵族所用的礼乐，也包括实用的知识技能。“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①
  此外，朱熹在《题小学》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②这些都是属于酬酢之事。
  同时，朱熹也注意到儿童教育内容的多样化。譬如，在洒扫、应对、入孝、出弟之外，还可以“行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③。根据儿童的特点，“授书莫限长短，但文理断处便住；若文势未断者，虽多授数行亦不妨。”还要根据男女的区别，对女孩子需要教“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等等。④
  受小学教育后，便入大学。当时周京城郊外有辟雍，天子常到辟宫射箭或泛舟，其中有学宫。东边有东序，西边有瞽宗，北边有上庠，南边有成均，分别在辟雍之四门，故叫做四门学，都属于大学。大学也是养老、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
  到了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说：
  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大学没有“庶人”弟子的份，它只限于统治阶层。真正“民之俊秀”入大学是很难的，大学教育的范围是很狭隘的。
  大学有9年。隔年考查一次，即第3、5、7、9年考查。第7年的考查符合标准者名为小成，第9年的考查符合标准者名为大成，毕业后可量才授官。大学开学时，学生要诵《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说明是要学习从政。具体学习要十分认真，在《礼记·学记》有详细的规定。
  在大学阶段，以《大学》为教学内容。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把它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朱熹撰写的《四书集注》，为元朝后诸朝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大学》的结构为经1章，传10章，其内容是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纲领性文献。大学以此为教材，可知古代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在《经筵讲义》中说：“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穷理”、“修身”、“正心”、“齐家”是内事，即是讲自身的修养；“治国”、“平天下”是外事，即是《大学章句序》中所说的“治人”。由此可见，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是有区别的。据《朱子语类》记载：
  问：“小学、大学如何？”曰：“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悌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且国既治，又却挈矩，则又欲其四方皆准之也。”①
  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大学教育主要是培养高级人才。朱熹在《送李伯谏序》中说：
  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其有慨然兴起于学，而明乎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是则伯〓之德之修之验也夫！②
  这就是说，通过教育培养朝廷的有用之才，为国家服务。
  中国古代教育的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亦叫“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朱熹以“四书”代替“五经”。朱熹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联成“四书”，零散的儒家经典有了个精确选本，并精加“集注”，使中国古代文化以“四书”为骨干，形成完善的思想体系。朱熹说：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夫），虽多读古人书，无益。书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果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论语》如田亩阔狭去处，逐段子耕将去。……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①
  朱熹并未否认“六经”的教育功能。他在《论语课会说》中说：
  古之学者，潜心乎六艺之文，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者，如此而已。后世设师弟子员，立学校以群之，师之所讲。……自秦汉以迄今，千有余年，所谓弟子者，皆不过如此。②
  古代教师以《六经》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本，后世亦应这样。不仅如此，朱熹还提倡学习“六经”之外的史籍。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不过，朱熹主要还是读“六经”。③
  对于“六经”，朱熹提出新的认识。他认为，《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如极数知来之谓，占莫大乎蓍龟，是兴神物。他说：
  盖古人淳质，不似后人心机巧，事事理会得。古人遇一事，理会不下，便须去占。占得乾时，元亨便是大亨，利贞便是利在于正。古人便守此占，知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④
  他确定《易》是一部卜筮的书，是符合《易》的本来面目的。既然本为卜筮而作，便否定了《易》具有神圣不可违背的经书的性质。他又说：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识理义峣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晓不得。圣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后来理义明，有事则便断以理义。①
  古人很淳朴，蠢然不晓得“义理”，因此而有《易》之作；后人明“理义”，事事理会得，便不卜以决疑，而是断以“义理”，这就动摇了《易》为经的神圣的地位。对于《诗》，朱熹认为，《诗》不是如孔子所说的是讲“思无邪”的。如“圣人言郑声淫者。盖郑人之诗，多是言当时风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语。”至于孔子删《诗》，朱熹说：“那曾见得圣人执笔删那个，存那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以为孔子删《诗》为传说，并不可靠。如果以郑、卫之《诗》，都是“鄙俚之言”，“男女淫奔相诱之语”，则《诗》为经书的地位也就产生疑问了。②对于《春秋》，朱熹认为，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孔子当年是想写二三百年的历史的，并没有寓褒贬于其中。如果“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便是穿凿附会了。“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这样，《春秋》也不具经书的地位。③朱熹认为，《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其他礼制皆然，大抵存于今者，只是个题目在尔。”“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他说：
  古礼于今实难行，尝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番，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④
  甚至认为三礼，《仪礼》为主，大戴《礼》与小戴《礼》为《仪礼》之传。这样《礼》的经书地位也没有了。此外，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清人考据学派的学者予以肯定。
  由此可见，朱熹又把“四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辅以“五经”、史籍。早年他在同安县学时，他就发布《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告，强调读“四书”、“五经”，要求入圣贤之域，纠正只追求科举考试的偏向。后来在南康郡任上，向孔庙虔诚地献上《南康谒先圣文》，亲自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以《大学》之意制订《白鹿洞书院学规》，并主讲“四书”、“五经”。后来，把《白鹿洞书院学规》推广到岳麓书院，把“四书”作为主要教材。
  三 教学方法
  朱子学学者在自己长期的教学活动中，对教与学的方法有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这里讲三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大特点。“因”是根据，“材”是学生的智能高低或特点。孔子说：“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①“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②孔子将自己的十大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对此，朱熹在《论语或问》中解释说：“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这是朱熹借孔子的教学方法，启发出自己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的“材”有所不同，就得因材施教，划分不同的科目。朱熹借孔子之因材施教，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而分别科目，进行不同的教育，这是培养学生成材的重要方法。朱熹说：
  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③
  这是讲根据每人的特长而使之“入于道”。他又说：
  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④
  这是说人的成长犹草木之生，如得及时雨，便能迅速变化生长；依人特点，进行教育，也能迅速成长。又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⑤材有大小，教育的任务是，根据材的不同，而使其小成小材，大成大材，都能成材。这就是各因其所长而教之。
  （二）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是朱熹教学方法的又一个重大特点。《礼记·学记》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朱熹根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的：“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朱熹据孔子的教导得出对己对人师生在教与学中皆日新其德、共同进步的结论。朱熹解释说：
  学不厌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①
  在这里，孔子、朱熹把“学”看做是智，而把“教”看做是仁。前者是对自，后者是对人，所以叫做“及物”。他们把教学相长看成仁智，是非常高尚的。
  （三）知行并进
  朱熹认为，知行必须并进，要把读书与体察结合起来。《朱子语类》反复记载了朱熹的说法：
  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耳。②
  不能为读书而读书，必须反求诸身，从自家身上一一体察。“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这就是说，读书不是目的，目的是体察。只有联系自家，才能真正有所得。如果不切己体察，读书有何用，“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向只就书册上理会，不曾体认着自家身已，也不济事。如说仁、义、礼、智，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着身己体认得。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家曾如何学，自家曾如何习，不亦说不得乎。”③这贯串了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传统。
  上面讲的是朱熹教学方法的“教”的主要方面，而其“学”的方面，其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有极为言简意赅的说明。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朱熹所谓“学”，包括了知与行两个方面，且强调行。其学规讲得极其全面。其中“五教之目”，上面第一节已有引述，其余全部抄录如下：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上）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下）：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慾，迁善改过。右（上）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上）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上）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明、取利禄而已也。……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上），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①
  朱熹上列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已为其后历代学者所赞赏和熟知、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