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穷经观史求义理
  中华民族历代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通过汉字这一传播媒介充分地记录表达出来，形成浩如烟海的典籍。对这些典籍，前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史是指以反映历代国家历史、典章制度、土地等的文献；子是指历代学者的诗、文的汇集；集是指类书、丛书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典籍的汇集。这些古代典籍，反映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结晶。
  上述学科，过去集中于文、史、哲（包括宗教）三个最为重要的学科。古人治学不细，把诸学科都纳入经学的范围内。经、史、子、集分类法是由经学衍化出的。清代学者又提出史学最具有综合性，认为它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所有学术领域，因为每个学科都需要首先考察历史发展，而且中国古代典籍都可以运用于历史的研究中。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得到著名学者龚自珍、章炳麟等的赞同。①他们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朝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记录，并非圣贤们为了垂教立言而故意编造出来的。
  朱熹也是把经学、史学，联系在一起的，提出“穷经观史以求义理”、“多读经史，博通古今”、“经史阁”等，认为“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时之用矣”②。经学、史学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
  朱熹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其理论的提出，几乎都与他的经学、史学分不开，他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经》学等，都蕴含有历史学。当时没有学科划分，朱熹结合时代的需要，通过对诸经的训解阐释而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其哲学等思想，都是后人根据现代学科分类及学科名词，通过研究朱熹经学、史学而提出来的。《朱子语类》卷一四至九二都是直接讲朱熹的经学、史学的，占整个《朱子语类》的一大半。其余的内容也与经学、史学有密切联系。朱熹的其他著作，大多是对儒家经书、史学的注释和阐发，如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四书或问》、《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古今家祭礼》、《仪礼经传通解》、《孝经刊误》等。《朱子文集》中的诸多书信答问，大量的是与当时的众多学者讨论经学、史学的问题，而《文集》中的杂著，大部分内容也是对经学、史学的论述。这说明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主。他是在对经书的阐述基础上发挥其历史观。
  二经学
  经学是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战国时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至汉代，经学大盛。然经学之名则见于《汉书》：兒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③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为现实社会服务。离开了儒学，便无经学。而离开了经学，也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既不能把经学与儒学混为一谈，亦不可把二者截然分开，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先秦儒家经典主要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有目无书，说法不一，汉代人删去而增进《孝》《论语》，合称七经。唐代人又扩至九经或十二经：把《礼》析为《周礼》、《仪礼》、《礼记》，再增进《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尔雅》。宋代人增进《孟子》，总称“十三经”。朱熹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是经书的选集。历代对经书的研究和注释著作难以胜数，其中宋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儒家经典的精选读本，最有学习研究的价值。
  朱熹在汉唐训诂注疏之经学的基础上，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时代的需要，提出自己系统的经学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朱熹之经学，周予同、邱汉生、蔡方鹿、林庆彰、姜广辉等有全面深刻的论述。①朱熹的经学，包括了经学的各个领域，诸如“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孝》学等。这里，主要论述朱熹的“四书”学。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四书”，并为之作注。“四书”之名由此始。周予同说：
  按《论语》，汉文帝时曾立博士，《汉书·艺文志》附于六经之末。《孟子》本战国儒家之一支派；赵岐《孟子题词》虽谓文帝时亦尝立博士，然其说不可甚信；《汉志》以来，向列于子部儒家，与《荀子》并称《孟》、《荀》。至于《大学》与《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二篇；《汉志》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中庸》别行，古已有之；唯《大学》一篇，向附《戴记》，李唐以前，未有别行之本。自宋儒性理之学兴，于是开《孟子》以配《论语》，出《学》、《庸》以别《戴记》。……朱熹承小程之学，以《四书》为其哲学上之论据，于是殚精悉力，从事训释。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复撰《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而其他《论孟精义》、《论孟要义》、《学庸详说》等之初稿尚不计焉。②
  朱熹积40年之功，对“四书”精加注释，将其《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刻，成《四书章句集注》。用“四书”取代传统的“六经”，用“四书”义理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朱熹的“四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个里程碑。
  朱熹的“四书”学以明道为宗旨，因此他以理学的逻辑顺序排列“四书”次序。对此，黄榦有所概括：
  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合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①
  对此，朱熹提出如下的学研“四书”的次序。他说：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②
  在朱熹看，《大学》不仅是“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之先务。这是因为，《大学》系统地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践履次第，是修身治国的纲领。通过治《大学》，打下根基，才能真正明白儒学。这里，一是先难后易，遵循渐进的为学原则；二是依据儒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更掌握理学的内容实质。
  汉唐儒者大多用对“六经”训诂注疏的方法来治经，不太注重通过治“六经”来阐发义理。而宋学学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主要是通过治“四书”来阐发义理和新儒学的天理论，故“六经”和“四书”分别为汉学学者和宋学学者所看重，而成为各自治经学所主要依据的经典。这在朱熹提出“四书”重于“六经”思想后的南宋更是如此。
  朱熹在二程等思想的基础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理学理论为标准，倾其毕生的精力注解“四书”，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用重义理及天理论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据研究，《四书章句集注》引用历代注家50多处，其中主要是理学家的注疏，引二程言论239处，居于首位，其次是二程的弟子及后学，张载等理学家的言论也有所引，再就是苏轼、王安石、吴棫等宋学学者的材料。至于汉学学者的言论，朱熹虽也加以征引，如郑玄、马融、赵岐等，但条数则较少。由此可见朱熹对理学、宋学、汉学的远近亲疏的认同程度。
  朱熹之所以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是因为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①
  这即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其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其本义皆非为阐发义理而作。因此，朱熹指出，如果要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论语》、《孟子》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论语》等“四书”的位置。他强调：“《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②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
  朱熹认为，儒家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之中，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圣人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理学思想；还是重训诂，注重对“六经”的注疏，这是朱熹经学与汉唐经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区别的标帜。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而朱熹在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此小异反映出了朱熹经学的特点，以及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亦是对汉唐经学的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发展。
  朱熹之治“四书”，遵循其先后之序，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其中包含了史学、哲学等重要内容，最终是为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论证。③
  三 史学
  基于上述，朱熹的史学跟其经学一样，主要的是通过阐述儒家典籍，根据儒家典籍中的观点和材料，评价、编纂历史。综观朱熹的主要史学著述，诸如《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保存于《朱子文集》中的历史人物年谱、行状、传记和其他史学专题论文，以及《朱子语类》中的有关言论等，其历史学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正统论问题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循环的五行相生相胜的君权神授的历史观，后来班固明确宣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①将刘汉说成是上承三代的正统王朝。
  朱熹在继三代为正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正统论。朱熹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大权是否归一，是正统的首要标准。据此，宋前只有周、秦、汉、西晋、隋、唐6个统一王朝称得上正统，其他难于归正统之列。对此，有两种情况。朱熹说：
  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②
  这是讲正统之始。至于正统之余，是指正统王朝分裂，或偏安一地，如东晋、蜀汉。在这两种情况之外，便是无正统可言，称之为僭国或篡贼。
  朱熹指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统”③。朱熹处于赵宋偏安江南，为蜀汉争正统实为赵宋争正统，以正名分，用伦理纲常来评判历史。
  朱熹正统论的内在根据，是“以经为本”。他反复强调：
  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④
  示谕学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时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诚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学业，虽未能深解义理，且得多读经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时文，为目前苟简之计也。①
  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此间来学者少，亦欲放（仿）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经，或《论》、《孟》已无余力矣。所抄切己处，便中得数段见寄，幸甚。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②
  在朱熹看来，史著与经书等都是为了辨验是非、阐明义理；史著文词多寡、辞采优劣不是史著好坏标准，贯穿义理与否才是标准；史臣著史的职责（即史著的作用）在于规劝帝王弘扬德业，扬善弃恶，振兴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朱熹对“苏黄门作《古史序篇》……于义理大纲领处，见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认为于世有补而大加褒扬。③
  朱熹认为，历史上的凶吉存亡、为戒为法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④以此来讽劝帝王读经看史，辨析义理，改邪归正，励精图治。这种劝善惩恶之意，折射出朱熹要求编纂史著时要体现这一内容，而使史著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二）秉笔直书
  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譬人之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也。”⑤这里的义，是指思想意识、学术观点，即古人所说的史德。史学家著述，要实事求是，不能以主观的好恶去歪曲历史。义（史德）是治史的精神，再加事（掌握历史事实）、文（写作能力、文采），就能撰写出好的史书来。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把历史著述看成是实录。有史德才能实录，就是善恶皆不隐的直书。班固在评价司马迁《史记》时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⑥
  朱熹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在朱熹看来，“史”是具有鉴戒作用的，应该“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皆著存得在那里”⑦，否则难以垂训万世。只有像孔子那样据实著史，才是可以为鉴为戒的。因此，朱熹甚有感触地评论东晋陶侃之事，其引吴澥所著《辩论》曰：
  庾氏世总朝权，其志一逞，遂从而诬谤之耳。秉史笔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见曲出，乃所以证成其罪也。……自古欲诬人而不得者，必渝以闺房之事，以其难明故也。今《晋书》欲诬士行，而乃以梦寐之祥，是其难明殆又甚于闺房哉！①
  朱熹赞同吴澥的这种史观。朱熹的这种著史不为权贵所左右的观点，据实而书，是与后来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的“史德”完全符合的。②
  （三）主要史著
  《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书撰编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39岁。其基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通鉴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序》中说：
  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栝，以就此编。……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③
  参与是书编撰的有门人赵师渊等人。怕自己与参与编撰的门人离开其动机与目的，朱子特地亲手制订了19章137条的详细“凡例”，其大要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法《春秋》、除史弊。在这里明正统是根本，因为从义理的角度看，如果法统不正，也就失去了是非得失的标准。朱熹把这部史著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事实“会归于一理”，即归于天理的裁断，为“致知格物之学者”，读之“慨然有感于斯”。
  今天读《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19章137条，订得是那么具体，什么事该书，什么事不该书，什么事又该怎么书，这实际上是在一字定褒贬，并非直载当时之事。《资治通鉴纲目》不追求史实是否真正可靠，而是在用理学家的义理观来评估历史。
  《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 包括《五朝名臣言行录》10卷（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自赵普至苏洵等55位名臣，附5人）、《三朝名臣言行录》14卷（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自韩琦至陈师道等44位名臣）。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说：
  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摄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①
  据此，看出是从义理的角度上衡量的。书中所选的近百名名臣，都是关系宋朝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人物，他们的言行是与宋朝的政治盛衰息息相关的。所以读这部书既能知道名臣们的为人和政治态度，又能通过他们的言行看出宋朝政治的盛衰。
  《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人系事，荟萃群言，又注明出处，条理清楚，叙次明白。这种编纂方法后世有仿效与接续，出现明沈应奎编的《名臣言行录新编》、编者不详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明徐咸编的《近代名臣言行录》等。这类书虽然还构不成一个系列，但说明朱熹在这方面是有开创性的。
  《伊洛渊源录》14卷 此书是记录二程及其弟子的学术史。编写始终都与吕祖谦进行商量。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曰：
  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首末。因书士龙（按指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渊源》、《外书》，皆如所喻。但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②
  编纂是书的动机与目的是说明圣贤之用，义理之正，标明二程思想为理学正宗，着重探讨二程以前诸儒对二程学说形成的影响源远流长。书中除了详细记述二程及程门弟子中比较著名学者的言行以外，对程门弟子言行无大影响的亦具录姓名，以志当年程门学说之盛。
  《伊洛渊源录》在编纂体例上首创以事状、遗事与言论合编的形式，使读者既能从中了解当时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也能了解到他们的言论和学术思想。这种编纂体例，既影响了后来元代编修《宋史》时将“道学”与“儒林”分传，启发了后来谢铎、薛应旗、朱衡、张伯行等也分别编纂《伊洛渊源续录》、《考亭渊源录》、《道学源委》等书，也影响了后来周汝登编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编的《理学宗传》及黄宗羲编的《明儒学案》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