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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本文枝
  中国古代的文艺观发源于《尚书·舜典》之“诗言志，歌咏言”。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⑥这是说，诗是表现人的意志思想的，寓之于伦理纲常。后来，北宋周敦颐提出：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蔫而已。①这是把文与道对立起来。程颐沿着这个方向，认为作文害道，文能“玩物丧志”②。由此，儒家一般认为，工文艺非儒，把文艺看成是雕虫小技，为儒者所不耻。
  朱熹综合各方面的观点，在周敦颐“文以载道”的基础上，提出“道本文枝”的观点。他说：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大它毛病处。
  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甚么用？莫道更不好。③
  在朱熹看来，文道是合一的，文道不能分割，文是从道中流出来的。道是根本，文是枝叶，道比文更为重要，道是决定的因素。他的这一主张给予文学以一定的地位，从而完善并修正了此前理学家的文道观。
  朱熹认为，写文章在于“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他说：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为！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④
  十分显然，朱熹的文道观带有至为浓厚的理学气息，强调了只要明理文章自然就好。
  二 文艺创作
  （一）诗词
  《朱子文集》前10卷和《朱子文集·续集》卷一〇，是朱熹诗词集，总共诗1230首、词19首。其诗词创作从19岁始，至71岁卒，有50多年。据文学史家研究，其诗词创作分为早期（1148—1165年，19～35岁）、中期（1165—1194年，35～64岁）、晚年（1194—1200年，64～71岁）三个时期。①
  朱熹的诗词宗《诗经》、《离骚》；自谓“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朱熹最早（1151年）的诗作，即谓“欲识渊明家，离离疏柳下。中有白云人，良非遁世者”。②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教也。③
  这是朱熹讲《诗经》的宗旨，也是其自己作诗的宗旨。朱熹的诗，在传统诗的基础进一步创新，具有十分显著的特点。
  朱熹在同安任职时的诗作，多是描写自然景观和官余心境的，例如：
  幽谷溅溅小水通，细穿微石认行踪。回头自爱晴岚好，却立滩头数乱峰。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闲居秋意远，花香寒露濡。故国异时节，欲归怀书简。聊从西轩卧，尘思一萧疏。④
  这两首诗大概是朱熹作于其二十三四岁之时。诗中时空不断转换，远近、动静、声色协调，已有哲理诗的气息。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在对金朝战争中，宋朝大胜，朱熹情不自禁，接连撰写了数首诗，抒发自己盼望恢复中原的迫切愿望。如其《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之一、五曰：
  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家元有中兴期。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汉节荧煌直北驰，皇家卜世万年期。东京盛德符高祖，说与中原父老知。①
  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往湖南长沙访张栻，同登衡山，双方唱酬，辑成《南岳唱酬集》；在返回途中所撰写的诗，又辑成《东归乱稿》。这段时间，是朱熹诗作的高潮。朱熹谓，“予与择之陪敬夫为南山之游，穷幽选胜，相与咏而赋之，四、五日间，得凡百四十余首。……自与钦夫别，遂偕伯崇、择之东来。……首尾二十八日，然后至于崇安。始尽胠其槖，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②前后合起来，有三四百篇。其中有曰：
  披风兰台宫，看雨百常观。安知此山云，对面隔霄汉？群阴匝环区，密雪渺天畔。峨峨雪中山，心眼清凄欲断。吾人爱奇赏，递发临河叹。我知冱寒极，见晛今当洋。不须疑吾言，第请视明旦。蜡屐行雁行，篮舆或鱼贯。
  十载相期事业新，云何犹叹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误得人。
  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③
  此外，这个时期也有词作，如《忆秦娥·雪梅二阕奉怀敬夫》之一：
  梅花发。寒梢挂着瑶台月。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④
  这首词，触景生情，寄托了作者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词中“和羹心事”，即是表达治理国家的愿望，想要报效国家。可是，环境冷酷犹如冰霜，无人欣赏，更无人援手。词人与好友张拭一样，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人理会，只能感叹奈何。
  朱熹到长沙访张栻回崇安后的1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在闽北从事学术活动。其间在为《诗经》作注的《诗集传》中，朱熹继郑樵之后，力诋《诗序》，尽破汉儒毛、郑诸旧说。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①这样就把《国风》原是民歌的面目揭示出来了。
  大约在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朱熹36岁，撰写了最为人称道、最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二首。其曰：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
  行。②
  对于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地点、思想内容，以及题目、“源头”等，历来议论纷纷，众说不一。这里谨据陈荣捷考证，其曰：
  全诗两首合而观之，中心思想为“中流自在”，不事安排。所以如此，乃因寻得源头，自然活水滔滔而来。洪波教授以为“方塘悟道”，等于王阳明（1472—1529年）之“龙场悟道”，非过言也。是以历代各地立“活水亭”、“半亩方塘亭”、“天光云影亭”、“得源亭”、“溯源亭”、“源头活水坊”，以纪念朱子。各地纪念心切，遂以此地方塘为《观书有感》诗之方塘。其志可嘉，史实则讹。言及悟道，乃朱子一生之事。照上面第一节“源头”所言，朱子终身以次觉悟天理。是则“中流自在”，非一时一地之事。谓此诗为1166年作，固为学者所公认。谓此诗乃此时参究中和旧说之心情，亦是一般学者之意见。两者均是理之当然。然太注重作诗之年，则忽略诗之本意。若谓此诗只限于此时之心情，其后便觉不同，岂非此诗以后不适用耶？朱子晚年乃有此意。盖每次觉悟后又有新觉悟，源头活水，来也不穷。此观书所以有感也。③
  陈荣捷进一步谓，他同意张高评的观点，即“《观书有感》二首，亦以形象之描绘为基础，而提炼哲学意味，以象征博学知书，能使思虑清明，学问精深，能发挥无比力量，为朱子道问学而尊德性之一贯主张。”①
  朱熹撰写50多篇赞美武夷山水的名篇，如《天柱峰》、《大隐屏》、《大小藏峰》、《升真洞》、《宿武夷观妙堂》、《游武夷答袁枢》、《同吴公济游武夷》、《武夷精舍杂咏》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撰写的《九曲棹歌》，前有序歌1首，共10首：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驾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㲯毵。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洄。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②
  《棹歌》十首，一首一曲，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浓缩了山水辉映、美不胜收的武夷精华，表达出了诗人陶醉于武夷仙境时的由衷喜悦。
  到了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离漳州知府任，回闽北定居于建阳考亭。绍熙四年（1194年）十日，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只有46日，即被解职回到建阳。随之，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便出现“庆元党禁”时期（宁宗庆元元年至六年，1195—1200年）。这将近10年的时间，朱熹的政治地位浮沉天上地下！这期间，他撰写的诗词和题辞，充分地反映出其心境：
  从容于礼法之场，沉潜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暗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③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以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①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②
  此引第三首题目为《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可知其撰写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二月。朱熹于是年三月九日去世。回溯10年，即孝宗绍熙元年（1190年），即是此引第一首题词《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的撰写时间。此引第一首诗中第一二两句，即指对镜写真自画像；后两句是写其在“庆元党禁”中的心境。第二首词题曰《水调歌头》，后人谓《沧洲歌》。朱熹很欣赏它，自己刻于沧洲精舍石壁上。其典故简释如下：沧洲，濒水处，意为隐居。倚伏，出自《老子》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东门黄犬，李斯助秦灭六国、定郡县制等，有大功；赵高诬斯谋反，腰斩于咸阳市中。斯常与子出门打猎，临刑出东门对其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华亭清唳，西晋陆机为成都王司马颖大将军，在讨伐长沙王司马义时失败，为颖所杀时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鸱夷子，即春秋楚人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从商而大富，改名鸱夷子皮。
  （二）散文
  朱熹的散文，从内容上分，一是叙事散文，多见于其游记、山水记、名物记、墓志铭、祭文等；二是论述事理的政论散文，其中有封事，也有书札、序跋等；三是研究文学的文论，包括序跋、书札，以及诗话等；四是阐发理学思想的哲理散文，见于其封事、奏折、书札、序跋，以及碑记、铭文等。其中真正称得上是文学散文的，主要是叙事抒情、政论和文论三类。
  朱熹在写作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有实际内容，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因此旗帜鲜明，用语肯定。他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阳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③这在朱熹的政论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其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曰：
  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计，而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形势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①
  朱熹的这类文章，批评皇帝，不留情面；揭露奸佞，一针见血；报告民瘼，实事求是；建议措施，旗帜鲜明，具体明确。其文字简洁明了，感情强烈，理直气壮。朱熹真股肱之臣，惜错君不能用耳。
  朱熹在写作实践中，十分强调文辞的技巧，认为“文字奇而稳方好”。他最喜欢韩愈等人的文字。认为“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读）”，因为“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南丰）文一字挨一字，谨严”。②综观朱熹的文章，很有这些大文学家的特点。如其《西原庵记》全文曰：
  予少好佳山水异甚，而自中年以来，即以病衰，不克呈其志于四方，独闻庐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于其间，意常欲一往游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试郡，适在此山之阳，乃间以公家职事得至其中。其岩壑幽深，水石奇怪，固平生所创见；而于岩壑水石之间，又得成纪崔君焉。乃信前所闻者之不诬也。君名嘉彦，字子虚，少慷慨有奇志，壮岁避地巴东三峡之间，修神农、老子术，东下吴、越，从耕战之策，干故相赵忠简公。赵公是之，会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绝迹此山，按陈令举所述图记，得西原庵故址，于卧龙瀑水之东，筑室居焉。耕田种药，仅足以自给，而四方往来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无所与归之人，至者亦收养之。盖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为予道说平生，相与太息。会予结屋卧龙，以祠诸葛丞相，世盖少识其意者，君独叹曰：“此奇事也。”相为经纪其事，以迄有成。两年之间，相见者不知其几，而君未尝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为人，而重叹其既老，无所复用于世也。淳熙辛丑闰月之晦，予既罢郡，来宿卧龙，君曰：“卧龙之役，夫子既书之矣，顾西原独未有记，复能为我书之乎？”予曰：“诺哉！”于是悉次其说俾刻焉。新安朱熹记。③
  是篇全文仅400多个字，据实际情形叙述，从宏观到微观，先景后情，纵横交织，层次分明，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简约，境界奇约，显示出作者善于发现美、欣赏美，有深厚的文学素养。
  （三）书画
  朱熹早在20多岁时，就对金石文字有深湛的研究。他在《家藏石刻序》中说：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贫不能有其书，独时时取欧阳子所集录，观其序跋辨证之辞以为乐；遇适意时，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怅然，自恨身贫贱，居处屏远，弗能尽致所欲得如公之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来泉南，又得东武赵氏《金石录》观之，大略如欧阳子书，然诠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于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怕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度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古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序，亦以意所便也。①
  此序写于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八月，正是朱熹同安任满接替者未到等批书之时，其27岁。朱熹自青年时热衷于金石文字，至老不衰。
  朱熹喜住山水佳处，爱游山水访古迹，自谓“平生罪我只春秋，更作嚣嚣万里游”、“群讥众诋不能忧”。②他“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携樽酒时饮一杯，竟日不倦。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③他的足迹遍于闽、浙、赣、湘、皖之名山、古刹、书院，大都有题词留名、书匾题榜、撰书楹联，借以抒发情感。此外，还为人撰书了大量碑文，以及著作手稿等。因此，朱熹留下了许多墨迹石刻、木刻、手稿等。
  朱熹的遗墨真迹，除了历代流传下来之外，近年有大量的发现。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朱熹事迹考》之“墨迹和碑刻”、“画像”等节中选载了一些。后来，陈荣捷之《朱子新探索》中“朱子墨迹”、“画人朱熹”、“朱子联语”等，比较详细地列出朱熹墨迹目录名称。接着，出版了数本《朱子遗墨》。现据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出版的《晦翁翰墨》，现存朱熹墨迹主要有：
  一、题刻：忠孝 忠孝节义 静神养气 寒竹风松 浮玉 天风海涛蓝田书院 志向高明 鸢飞鱼跃 鸢飞鱼跃联 正气 枕流 逝者如斯 引月 空谷传声 题江嗣宗宿涵晖谷书院题咏
  二、《易·系辞》
  三、《易·系辞本义》稿
  四、《论语集注》草稿
  五、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 城南唱和诗 四季诗 蓝田书院留
  诗 与张栻诗
  六、碑跋文稿札子：刘子羽神道碑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任公帖跋文稿 上时宰二札子 朝散郎札子
  七、尺牍：与南老帖 中外帖 编辑文字贴 与允夫尺牍 所居深僻帖 生涯帖 大桂驿中帖 夏季帖 深秋帖 赐书帖 向往帖 三易裘葛帖 六月五日帖①
  这里列出的是现存朱熹墨迹的一部分，还有诸如书晋陶渊明《归去来辞》、《黄中美神道碑》等。
  朱熹书法艺术的特点，是与其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朱熹在书法上重法度，强调整齐划一。清人黄锡藩说：“尝观朱子论书一则，有曰字被苏、黄写坏。”②苏轼、黄庭坚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特点，是敢于打破前人的僵化格式，强调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朱熹在《题曹操帖》中说：
  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余：“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③
  朱熹在《议书》中还谓，他由刘共父的批评始知书“取法不可不端”。朱熹在哲学上遵循孔孟之道，在书法上强调前人的格式，具有“苍郁沈深古雅，有骨有肉有韵”的特点。明人陶宗仪说：“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书，尤善大字。下笔沉着典雅。虽片缣寸衬，人争珍秘，不啻璠玙圭壁。”①从朱熹的墨迹可以清楚看出，此评至为确当。明人董仲可说：“紫阳夫子之道在天下，著书垂训之大与一言一字流传人间，皆道之所存也。”②后人是把朱熹翰墨与其理学联系起来看的，“天下之人宝朱子翰墨，尊其道也”。③
  朱熹还精通金石镌刻。据今人吴坤在《泉州的木版镌刻和书坊》中说：
  田庵这村落，为洪姓聚族而居。据其故老所述，他们的祖先自宋代即从安徽迁泉；他们全族从事于刻版技术，认为与朱熹来泉讲学有关。我们访问过田庵几位老艺人，俱说他们的一世祖洪荣山，从朱熹学习金石镌刻，初镌刻私章，逐渐发展到木刻乃至书版。随着文化事业的发达，操这技艺的日见普遍。到了元朝，该村前此一部分从事经商的也全部弃商就艺，后更传开到邻乡的淮口、后坡两村。考朱熹于绍兴十八年登进士，二十一年任同安簿，其来泉讲学当开始于任同安簿。如果靖康间开元寺《大藏经》的确系出于泉州的刻工，则早在二十五年前泉州已有刻版工人了。但是，田庵洪氏向朱熹学刻金石成为专业刻版，根据田庵旧俗，每当旧历二月十五日，家家户户必须张加筵席，奉其上刻“祖师朱文公”木牌，轮流祭祀。这一礼节足证他们的刻版艺术是出于朱熹的传授。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祖籍是今安徽歙县，朱熹所传授的泉州金石刻工正是从安徽迁来泉州的侨民。
  朱熹精通绘画，已为学者们所认同。有谓，“朱紫阳画，深得吴道子笔法”⑤。言之者必亲自看到朱熹绘画，而非道听途说。朱熹在《跋吴道子画》中曰：
  顷年见张敬夫家藏吴画《昊天观壁草》卷，与此绝相类，但人物差大耳。此卷用纸而不设色，又有补画头面手足外，应亦是草也。……此卷断裂之余，所谓“天龙八部”者，亦不免为焦头烂额之客，岂三灾厄会仙圣所不能逃耶？是可笑也。吴笔之妙，冠绝古今，盖所谓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者，兹其所以为画圣欤。季路所藏名画甚富，计无出于其右者。既以得观为幸，因记岁月于其后。①《朱子语类》还有朱熹品评吴道子笔法：
  秘书省画得唐五王及黄番、绰明皇之类，恐是吴道子画。李某跋之，有云“画当如莼菜”。某初晓不得。不知它如何说得数句恁地好。后乃知他是李伯时外甥。盖画须如莼菜样滑方好。须是个圆滑时方妙。②
  由此可见，朱熹曾反复品评过吴道子画，所以“深得吴道子笔法”。对于朱熹精通绘画，其门黄榦、李方子亦有肯定的论述：
  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③
  外至文章字画，亦皆高绝一世。盖其包涵停蓄，溥博渊泉，故其出之者自若其无穷也。④
  总之，朱熹精通绘画是无疑义的，有谓“画人朱熹”，不为过矣！⑤
  朱熹的绘画作品，现流传有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⑥《朱子文集》有《六先生画像赞》、《张敬夫画像赞》、《吕伯恭画像赞》、《陈明仲画像赞》、《程正思画像赞》。据陈荣捷考证，“除吕像外，亦朱子所绘矣”。朱熹在《答方伯谟》第七书中曰：
  近作得六先生画像赞，谩录去。烦呈令舅一观，求其未当处。旦夕画成，当并以拜浼，早得刊定为幸耳。⑦
  此自谓“旦夕画成”，《六先生画像》肯定为朱熹所绘无疑。
  《朱子文集》有《聚星亭画屏赞》，其画屏亦可能是朱熹所绘。朱熹在《答鞏仲至》第十七书中曰：
  彼中亦有画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迹否？此间门前众人作一小亭，旧名聚星。今欲于照壁上画陈太丘（实）见荀郎陵事，而无可属笔者，甚以为挠。今录其事之本文去，幸试为寻访能画者，令作一草卷寄及为幸。但以两幅纸为之，此间却自可添展也。⑧
  即云无可属笔者，又云自可添展，可知此画朱熹至少有添笔加工润色。
  此外，朱熹曾画诸葛武侯像、模尹和靖像等。①
  三 文艺理论
  朱熹最主要的文学著作是《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这些不朽著作，蕴涵朱熹的情真美的文学思想。
  朱熹在《读唐志》中，不仅对古今文人作了个总的评价，还讲明了自己的道本文枝的文学观点。他说：
  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讬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者，无所适而非文也。……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为事业。②
  接着，朱熹列举了包括庄子、屈原、司马迁在内的战国至西汉许多重要的学术家和文学家，称他们虽然“先有实而后托之于言”，但是“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至于宋玉、司马相如等，“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东汉至唐，则称：“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竟似不值一谈。说到韩愈以道统自任，则讥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而且“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至于欧阳修，“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最后发出：“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意思是后来人皆是道德不纯正，文章都没有什么价值。
  朱熹基于“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的基本观点，十分强调文意的理性原则。朱熹说：
  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师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师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①
  朱熹论王维曰：“雪里芭蕉，他是会画雪。只是雪中无芭蕉，他自不合画了芭蕉。人却道他会画芭蕉，不知他是误画了芭蕉。”②对此，而沈括曰：“予家所藏摩诘（按王维）画《袁卧安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③朱、沈同论王维之“雪里（中）芭蕉”，朱重意，沈重术，是文论不同，而不是圣俗之异。
  当然，朱熹亦十分重视文之表达情感。如其在《跋唐人暮雨牧牛图》中说：虽不识画，而知此画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顾而徐行；后者，骧首而腾赴，目光炯然。真若相雨以雨，而相速以归者。览者未必知也。④
  这就是说，绘画和作文，似是而非、真假难分才有意境，才有渲染和想象，才是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