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当时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是赋税，因此不纳税是不行的。朱熹认为，国家要节约，减少财政开支，就可对农民进行“薄赋”。朱熹说：
  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平务本而节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⑥
  有土即有国。而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务本”而“节用”。《大学》以“德”为“本”、为“外”，以财为“末”、为“内”。朱熹“非必外本内末”说，认为不必遵循外德内财的旧说，而后聚财。把“聚财”作为“足国之道”的重要条件，这是对《大学》的新解说。
  朱熹提出，“节用”首先是人君的问题。他说：
  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⑦
  只有人君、大臣以身作则，卧薪尝胆，不搞什么名园丽圃，扫除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下面才不会重敛以供上求。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首都临安（今杭州）向皇帝面奏四事，其一就是谏光宗勿修葺旧日东宫三数百间。朱熹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中说：
  数日来，乃闻有旨修葺旧日东宫，为屋三数百间，外议皆谓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跸，以为便安之计。不惟未能抑损，乃是过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于陛下之心、大臣之议、军民之愿耶？抑亦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灾异数出，正当恐惧修省之时，不当兴此大役，以咈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饥饿流离，阽于死亡之际，忽见朝廷正用此时大兴土木，修造宫室，但以适己自奉为事，而无矜恻悯怜之心。或可能怨望忿切，以生他变。①
  其次是裁减军用。当时养兵的费用占国家整个财政年度开支的80％，除了专为增加军费而加征的“月桩钱”、“版帐钱”以外，国家以及地方行政开支，只得在两税以外，附加繁重的赋税。朱熹说：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是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②
  在朱熹看来，这样庞大的军事开支，怎不使国家贫困？国家养了一批老弱的冗兵，不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国家赋税的收入尽以供军使用，州县别立名目巧取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汰去坐食之兵，才能禁止州县苛敛，使其省赋，恤民，老百姓才能得保生业。
  从朱熹个人的节用，也看出其节俭思想。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南康军任内修建白鹿洞书院。他在《申修白鹿洞书院状·小贴子》中曰：
  本军已有军学习以养士。其白鹿洞所立书院，不过小屋三五间，姑以表识旧迹，使不至于荒废淹没而已。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③
  朱熹具有不事浮华的思想。我们以朱熹结庐、衣食、应酬等数端，可窥见其俭用。
  结庐 朱熹数迁其居，结庐多处，皆美其名曰精舍、书堂、晦庵等，其实建筑极为简陋，皆茅宇、柴扉。朱熹从不主张大兴土木，他曾批评“彭子寿造居甚
  大，何必如此”。①朱熹在崇安五夫里的住宅，名曰紫阳楼或紫阳书堂，实仅“得屋五间”②。因不够居住，才加“增葺”。朱熹在《答何叔京》第四书中说：
  前此失于会计，妄意增葺弊庐，以奉宾祭。工役一兴，财力俱耗。又势不容中止，数日衮冗方剧，几无食息之暇也。③
  朱喜在武夷山所建武夷精舍实仅“小屋三数间”。他在《答陈同父》第三书中曰：
  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春间尝一到，留上旬余。溪山回合，云烟开歙，旦暮万状，信非人境也。④
  朱熹的武夷精舍，其所喜爱的是自然景色。后来朱熹徙居建阳考亭，是在“已买得人旧屋”的基础上，再架“更旬月可毕工”的“一小书楼”。⑤对此，朱熹在《与朱鲁叔》第二书中曰：
  去岁归来，计度不审，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迁居。然所费百出，假贷殆遍。今尚未能结裹圆备，其悔始虑之不精也。⑥
  此即朱熹离任漳州知府之后不久。这时，朱熹有官禄俸余，“囊中才有数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扫而空矣。将来更须做债方可了办，其悔始谋之率尔也”⑦。当时，朱熹在考亭建造的房子，名为精舍，是其教学和居住最急需的。朱熹在《答黄子耕》第七书中曰：
  今且造一小书院，以为往来、干事、休息之处。它时亦可藏书晏坐。然已不胜其劳费，未知来年复如何也。⑧
  朱熹尝欲立一家庙，因“力不能办”，只在厅事之侧堂上置先祖牌位。朱熹一生守礼甚严，葬母后每月朔望皆至墓所奠几筵。如果其财富丰足，是会建立一座好家庙的。⑨
  衣食 关于朱熹的衣食，其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曰：“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①《宋史》本传也谓朱熹与诸生平日“豆饭藜羹率与之共”。朱熹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活动于乡镇里，颇为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曾有记载朱熹这样一件轶事，有一次朱熹访婿未遇，其女儿以葱汤麦饭款待，感到不安。朱熹即题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②这不仅说明了朱熹平时的食用情况，也看出他对农民的疾苦寄予同情。据记载：
  胡纮谒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至，先生遇礼不殊。胡不悦，退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③
  据说朱熹由此得罪胡纮。后来胡纮做监察御史，“劾赵汝愚（按赵时为宰相），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④此故事是稍后于朱熹的南宋叶绍翁所记，当为真实可靠。不过胡纮诋毁朱熹，此为其表面现象。
  应酬 黄榦在《朱子行状》中曰：
  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间，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⑤
  尽管朱熹财力不足，但其馈赠别人的记载却很多。例如，程深父死，用钱一千购香、茶于其灵前焚香点茶；吕伯恭妻死，初不能奠，后遣人赍赙礼奉问；门人方耕道病，赠钱五十千并人参三两；回赠志南上人安乐茶二十瓶。对此，朱熹说：
  寄惠黄精笋、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乐茶分上二十瓶，并杂碑刻及唐诗三册，谩附回便。⑥
  国家厉行节约，财政不那么困难，自然对百姓就可以“薄赋”。在朱熹看来，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赋税的刻剥十分繁重，且弊病很多。官吏横敛无数，民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他说：“此外有各目科敛不一，官艰于催科，民苦于重敛，更无措手足处。”“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州县官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人民苦于重敛，以至不能聊生。①
  朱熹针对这种重敛的情况，提出了“恤民”，“省赋”的主张。朱熹的基本原则是：“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他在《庚子应诏封事》中写道：
  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②
  “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是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之见，是切中时弊的。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目睹赋税苛重，对于社会带来的“荒畴败屋”、“流移四出”景象深感痛心，请求朝廷减轻赋税，以使“一方憔悴困穷之民，自此庶几复有更生之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少取就是“薄赋”。朱熹说：
  南康为郡……赋税偏重，比之他处或相倍蓰，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陪贴输官。是以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尝具奏，乞且将星子一县税钱特赐蠲减；又尝具申提点坑冶司，乞为敷凑，将夏税所折木炭价钱，量减分数。③
  朱熹时代的国家税收除正税农业税之外，名目不可胜计，诸如“经总制钱”、“月桩钱”、“版账钱”等。仅“经总制钱”的征收，竟达正税的三倍；另外两税的附加税如耗米、折帛钱、和买、和籴、科配等，层出不穷，而使人民陷于汤火之中。④
  朱熹主张除夏、秋正税以外，其他名目的苛捐杂税统统取消。他说：“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各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从民正赋”，是为民向朝廷请命。农民无力纳税，甚至尽力耕种一年，所收还不足赋税。于是农民只得逃亡，“所有田业或抛荒、或隐没，都无归著。”⑤结果，不仅民贫，而且国家赋税征收的负担者也大量减少，而造成国家财政的匮乏。因此，朱熹极力主张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