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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庚子应诏封事》中指出，恤民之实在省赋，而省赋之实在治军。②他把省赋与治军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中央集权最强的朝代，军、财权悉在中央。致使当时全国军队费用不足，无以建树，羸弱无战斗力。朱熹说：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之）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今朝廷尽力养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却是无日不用兵也。③
  宋初以来，选任将帅，一是选曾任边郡郡守者，一是帅臣子弟而谙于军事者。朱熹认为，这不是唯才是用。他强调，朝廷选拔将帅要公议，务求忠勇沉毅，实经行阵，曾立劳效之人。朱熹反复说明，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信）、白（起）复生，亦何由而辨之”呢？他提出通过实践选拔将帅：“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以“用”作为衡量将帅贤能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强调在具体的军事斗争实践中选拔将帅。他接着说：
  边警之时，两兵相抗，恁时人才自急。且如国家中兴，张（浚）、韩（世忠）、刘（錡）、岳（飞）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赏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④
  朱熹认为，北宋灭亡，其原因由于州郡无兵无财。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因此，他主张解散京师之兵，精练州郡之兵，责成各州郡太守，练习士卒，修治器甲，筑固城垒，以强化各方之守备。
  朱熹还主张恢复宋初的“更戍法”。他认为，“当今要复太祖兵法，方可复中原。”这就是每年对兵实行“更戍”卫边，如“福建之兵趱去饶州，饶州之兵趱去衢信，衢信趱去行在，迤逦趱去准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趱去。”这样，既训练了军队，而京师又“全无养兵之费，岂不大好。”①朱熹说：
  须就今日边郡官田，略以古法，画为丘井沟洫之制，亦不必尽如《周礼》古制，但以孟子所言为准，画为一法，使通行之。边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间者，以内地见耕之官田易之，使彼此无疆场之争，军民无杂耕之忧。此则非惟利于一时，又可渐为复古之绪。②
  这是讲边郡屯田。此屯田民兵之源，一是军之汰卒，北来之归正者；二是才勇事艺之人；三是诸军子弟之骁勇者。朱熹说：“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③
  朱熹指出，战争是关系到人之生死、国之存亡的大事，是杀人、耗物的凶器，所以不可轻举妄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他说：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临陈时，是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④
  用兵作战，胡乱杀人，人死不能复生，所以不可轻易兴兵作战，只能不得已而用之。因此，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朱熹是十分强调慎用兵、不得已而用兵的。
  为了备兵行战，提高军队战斗力，朱熹主张教民而战；不教民而令民去战，则等于叫民去送死。他在阐释《论语·子路》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和“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时，一再申明“教民而战”的重要性。他说：
  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⑤
  朱熹认为，古代“以民为兵”，“兵出于民”，故圣人教民习武，以修武备，使之去战，方可胜利。不教民习武，令民去战，则是弃民。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战争发生，就有用兵作战之事。“黄帝亦曾用兵战斗，亦不是全然无所作为也。”“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黄帝大段用兵。”所以古人很注意“修武备”、“习武事”、“教民战”的问题，即使像尧、舜、黄帝这样的圣君，亦不例外。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当独夫民贼、无道之人残害民众之时，只得用武力征服、讨伐，方可以杀止杀，解救生灵，解民倒悬。朱熹说：
  纣之时，天下大乱，得武王仗仁义、诛残贼，天下遂大治。……汤、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①
  他认为，“成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于水火之中，皆是行仁也。”朱熹清楚地揭示了以义伐不义的战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这种战争，虽然死人，但是却是行仁的义举，故得到人民的拥护、欢迎，而有“东征西怨，南征北怨”的群情，唯恐救之不及。如此说来，用兵作战，必不可免，只有常备，才能常胜。②
  朱熹继承了“兵者诡道”、“兵不厌诈”的思想，肯定“兵甲诡名不可免”，所以对敌作战必须用诡诈之术，欺骗敌人，战胜敌人。他认为，“军中若无此，便不足以使。”据此，朱熹主张指挥作战的将帅必须运用诈术。不仅如此，还必须懂得齐正、分合的战术。国家应当以此为标准来选择任用将帅。他说：
  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③
  正因为南宋军中的将帅不懂得诡诈、奇正、分合之术，所以不能战胜金虏，恢复中原，中兴复国。这使朱熹深以为忧，深以为憾，故反复论之。
  朱熹虽曾被皇帝任命为武学博士，但他是个道地的书生，其所以“辄语兵事”、“因论兵事”，累言“兵政之弊”、“将帅之失”、“用兵之误”，就在于为了抗击金虏，报仇雪耻，以图中兴。朱熹不仅在文论中阐发自己的军事主张，而且在诗词中抒发了自己的抗敌情怀，展现了一个爱国者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