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义”与“利”之辨是和“天理”与“人欲”之辨联系着的。朱熹说：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讬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②
“义”是先天固有的心，属于“天理”之公；“利”出于物我的相互比较，是后天的，属于“人欲”之私。若遵循“天理”，不求“利”而无不“利”；循人欲，求“利”不得反而害了自己。这就是说，追求“利”要按义（即“天理”）办事。
“义”是天理之所宜。朱熹有反复的论说：
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
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③“宜”，是说“合当如此”，就是“当做”。可见，“天理之所宜”便是“天理”所当做的，合乎“义”的。他接着举例说：“如今做官，须是恁地廉勤。自君子为之，只是制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为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说好，可以求知于人。”做官应当廉勤，这便合乎“天理”之所宜。也可以说，这便是“宜之理”。因此，当门人问“《集注》谓义者，天理之所宜，一说又谓义者宜之理”，有何不同？朱熹回答：“只宜处便是义，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便做文恁地变，只如冷底水、热底水，水冷底、水热底一般。”①这是说，两者没有本质不同，只是做文时的表述方式不同。
朱熹进一步解释“义”为“心之制”。他说：
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②
事之宜，此事合当做，彼事不合当做，只是指处物而言，似与人们的道德无关。因此，朱熹进一步规定“义”为“心之制”。此是说“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程子曰：处物为义，非此一句，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如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谓义，皆说得未分晓。盖物之宜，虽在外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则在内也。”所以使事“得其宜”的，不在外，而在于“心”。在这个意义上说，“心”起着支配的作用，“问：‘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问：‘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法，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可见，“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它根于人心之固有。是先验的“仁”、“义”之“心”；它是“君子”所具有的，而“小人”往往所不具备。③
在朱熹看来，利是人情之所私欲。朱熹反复讲了这个观点。“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然毫底利也自理会得。”“利”就是只计较利害，或只计较对自己有利无利，而不顾“义”。“且如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君子讲“义”，不当得就不取，小人不管当得不当，取之为“利”，这便是“人情之所欲”。朱熹说：
昨有李某，当寿皇登极之初，上一书极说道学恁地不好，那时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说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书，极称道学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势要，便以此相投，极好笑。①
这是说为自己的升官，而投上司所好，出尔反尔。
对此，陈淳在《北溪字义》中注曰：
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如货财、名位、爵禄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计较强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觊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为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②
不该如此而如此的“人欲”，便是人情之所欲。陈淳之说是符合朱熹原意的。
此外，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对何谓“徇己是私”、“徇人情”、“觊效”、“外慕”等，释为“如为己谋则尽心，为他人谋则不尽心”，是“徇己是私”；“凡事不顾理之当然，只徇人情而不解决”，是“徇人情”；“如先难后获，先事后得，皆是。先尽其在我所当为，而不计其效”，是“觊效”；“如今科举之学，全是外慕”。这些都是“利”。“利”为“人情所欲”，“人欲”为“私”，那么“利”就必然为“私”。因此，可以说是“天理人欲，义利公私”。朱熹说：“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③对此，陈淳在其《义利》、《学义》等中也有说：
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于天理之所宜，……只是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分，人情所欲是私。④
在陈淳看来，“利”是“人欲之私”，是由“气禀”决定的。小人于利，他见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计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是他气禀中自元有许多鏖糟恶浊底物。所以才见那物事，便出来谋私利。由于“气禀”中原来就有恶浊的，所以便有“人欲之私”而与之相应。因此，“利”对“义”来说，则“利”为不善。
朱熹等力辨“义利”之别，是为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皆得其本心以制万事”⑤。不去追求不合当得的物质利益或各种权益，去掉对不合当得而得的种种物质、精神的奢求，这就会使人际和谐，社会安定。
基于上述，“人欲”之所必然，可以看出朱子学学者并不完全否认“利”，他们提出的是“重义”而“轻利”。朱熹在《拙斋记》中说：
尝闻之，天下之事不可胜穷，其理则一而已矣。君子之学，所以穷是
理而守之也。其穷之也，欲其通于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于拙。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极其言，则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亦拙而已矣。①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汉朝董仲舒的著名论断，见《汉书》本传。在这里，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在他们看来，好的动机必然有好的效果，动机和效果相对立只是个别现象。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讬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②
“义”是先天固有的心，属于“天理”之公；“利”出于物我的相互比较，是后天的，属于“人欲”之私。若遵循“天理”，不求“利”而无不“利”；循人欲，求“利”不得反而害了自己。这就是说，追求“利”要按义（即“天理”）办事。
“义”是天理之所宜。朱熹有反复的论说：
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
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③“宜”，是说“合当如此”，就是“当做”。可见，“天理之所宜”便是“天理”所当做的，合乎“义”的。他接着举例说：“如今做官，须是恁地廉勤。自君子为之，只是制道做官合著如此。自小人为之，他只道如此做，可以得人说好，可以求知于人。”做官应当廉勤，这便合乎“天理”之所宜。也可以说，这便是“宜之理”。因此，当门人问“《集注》谓义者，天理之所宜，一说又谓义者宜之理”，有何不同？朱熹回答：“只宜处便是义，宜之理，理之宜，都一般。但便做文恁地变，只如冷底水、热底水，水冷底、水热底一般。”①这是说，两者没有本质不同，只是做文时的表述方式不同。
朱熹进一步解释“义”为“心之制”。他说：
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②
事之宜，此事合当做，彼事不合当做，只是指处物而言，似与人们的道德无关。因此，朱熹进一步规定“义”为“心之制”。此是说“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程子曰：处物为义，非此一句，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如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谓义，皆说得未分晓。盖物之宜，虽在外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则在内也。”所以使事“得其宜”的，不在外，而在于“心”。在这个意义上说，“心”起着支配的作用，“问：‘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问：‘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法，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可见，“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它根于人心之固有。是先验的“仁”、“义”之“心”；它是“君子”所具有的，而“小人”往往所不具备。③
在朱熹看来，利是人情之所私欲。朱熹反复讲了这个观点。“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小人只管计较利，虽然毫底利也自理会得。”“利”就是只计较利害，或只计较对自己有利无利，而不顾“义”。“且如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君子讲“义”，不当得就不取，小人不管当得不当，取之为“利”，这便是“人情之所欲”。朱熹说：
昨有李某，当寿皇登极之初，上一书极说道学恁地不好，那时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说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书，极称道学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势要，便以此相投，极好笑。①
这是说为自己的升官，而投上司所好，出尔反尔。
对此，陈淳在《北溪字义》中注曰：
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如货财、名位、爵禄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计较强弱多寡，便是利；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觊效，如徇己自私，如徇人情而为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②
不该如此而如此的“人欲”，便是人情之所欲。陈淳之说是符合朱熹原意的。
此外，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对何谓“徇己是私”、“徇人情”、“觊效”、“外慕”等，释为“如为己谋则尽心，为他人谋则不尽心”，是“徇己是私”；“凡事不顾理之当然，只徇人情而不解决”，是“徇人情”；“如先难后获，先事后得，皆是。先尽其在我所当为，而不计其效”，是“觊效”；“如今科举之学，全是外慕”。这些都是“利”。“利”为“人情所欲”，“人欲”为“私”，那么“利”就必然为“私”。因此，可以说是“天理人欲，义利公私”。朱熹说：“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③对此，陈淳在其《义利》、《学义》等中也有说：
才是人情所欲底，即不合于天理之所宜，……只是不当然而然，有所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分，人情所欲是私。④
在陈淳看来，“利”是“人欲之私”，是由“气禀”决定的。小人于利，他见这一物便思量做一物事，计较精密，更有非君子所能知者，是他气禀中自元有许多鏖糟恶浊底物。所以才见那物事，便出来谋私利。由于“气禀”中原来就有恶浊的，所以便有“人欲之私”而与之相应。因此，“利”对“义”来说，则“利”为不善。
朱熹等力辨“义利”之别，是为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皆得其本心以制万事”⑤。不去追求不合当得的物质利益或各种权益，去掉对不合当得而得的种种物质、精神的奢求，这就会使人际和谐，社会安定。
基于上述，“人欲”之所必然，可以看出朱子学学者并不完全否认“利”，他们提出的是“重义”而“轻利”。朱熹在《拙斋记》中说：
尝闻之，天下之事不可胜穷，其理则一而已矣。君子之学，所以穷是
理而守之也。其穷之也，欲其通于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于拙。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极其言，则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亦拙而已矣。①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汉朝董仲舒的著名论断，见《汉书》本传。在这里，动机和效果是统一的。在他们看来，好的动机必然有好的效果，动机和效果相对立只是个别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