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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君子与贤圣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作为学者，必须对君子与贤圣有个明确的认识，然后才有为学的阶梯和目标。朱熹说：
  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贤人则器，获此而失彼，长于此又短于彼。贤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圣人。①这就是说，君子不像器皿那样只有一定的用途，是事事都能做，无所不通。古代人知识范围狭小，无所不通也是相对于一定较大的范围说的。而贤人则像器皿一样，只有一定的用途，其作用范围狭小，“获此而失彼，长于此短于彼”。“君子不及圣人”，是因为：
  圣人事事会，但不见用，所以只见他小小技艺。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业来，不复有小小技艺之可见也。……圣人只是一个大本大原理发出，视自然明，听自然聪，色自然温，貌自然恭，在父子则为仁，在君臣则为义。从大本中流出，便成许多道理，只是这个一便贯将去。所主是忠，发出去无非是恕。②
  （贤圣）这一个道理，从头贯将法，如一源之水，流出为千条万脉。不可谓下流者不是此一源之水。只是一个心，如事父孝，也是这一心。事君忠，事弟长，也只是这一心。老者安，少者怀，朋友信，皆是此一心。精粗本末，一以贯之，便无余法。③
  在朱熹看来，君子是介于贤与圣之间的，即贤人、君子、圣人历阶而上。君子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靠近圣人，是成圣的关键。
  朱熹认为，“君子，才德出众之名。”“有德而有才，方见于用。知有德而无才，则不能为用，亦何足为君子。”“才节兼全，方谓之君子。若无其才而徒有节，虽死何益。”朱熹说：
  若偏于德行，而其用不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众之名。德者体也，才者用也。君子亦具圣人之体，但其体不如圣人之大，而其用不如圣人之妙。④
  可见，朱熹主德才兼备、体用合一，以道德与才用并用，以才用来体现道德。这里所谓圣人体大、用妙，是指“圣人赞天地之化育。盖天下事有不恰好处，被圣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尧则以天下与人。洪水汛滥，舜寻得禹而民安居。桀纣暴虐，汤武起而诛之”。①
  朱熹对君子之德才有深入的说明。在他看来，“德是得诸己，才是所能为。”朱熹深入至人的本质里进行探讨。朱熹说：
  才是性中出的，德也是有是气而后有是德。人之有才者出来做得事业，也是它性中有了，便出来做得。但温厚笃实便是德，刚明果断便是才。只有他气之所禀生到那里多，故为才。②
  温厚笃实，是指人之温良、忠厚、诚实。温良、忠厚是自持工夫，诚实是待人接物之态度。有了这种德性就能做出善的事业来。这就是朱熹所讲的“能为善而本善者是才”。做善事必须有才，刚明果断就是才，此意谓刚强、明理、果断、勇敢，这也是德的内容。可见，德才是一致的，所以朱熹说：“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贼。”他要求德者要有才，德才兼备才是君子，才能成圣人，为人民国家做出大事业来。朱熹认为，不能说才出于气，否则才便“有善有恶”；只能说才是“性中出”，做出的事业是性中有的，才才只能做出善事，才能说德才兼备。③
  朱熹强调，在德才全备、体用兼尽的前提下，由德制才，德决定才。“有道德，则功术乃道德之功，道德之术。无道德，则功术方不好。”道德无妨于事功，事功必待于道德。他说：
  有禹汤之德，便有禹汤之业。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业。终不如万躬之行，凡事一切不理会。有一家便当理会一家之事，有一国便当理会一国之事。……亲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所以为亲民。④
  德者，得之于己；才者，能有所为。它们是体用的关系，体决定用，用表现体，体用是一源的。“圣人之学本末精粗，无一不备。但不可轻本而重末矣！”他又说：
  圣主于德，固不在多能，然圣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律
  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不尚艺之意，其实圣人未尝不多能也。……圣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学多能，则只是一个杂古董的人，所以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①
  这就是说，既无圣人之聪明，便不能尽去学圣人之多能。朱熹意中之圣人，必道德事功兼具，其事功是道德之事功，故表现出来的多是道德，不是多能之事功。这里，朱熹强调不能离开道德而多能事功，否则就“只是一个杂古董的人”。就是因为很难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君子不多。
  朱熹进一步指出，君子近乎圣人，有时候君子就是圣人。“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刚明果决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谓昏德。若块然无能为，亦何取于德？德是得诸己，才是所能为。若以才德兼全为圣人。”②这说明，真正做到君子，就离圣人不远，就能成为圣人。
  因此，朱熹提出要把为君子成圣人作为为学之道。这样，为学才有目标，才有动力。朱熹说：
  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言知所以为士，则知所以为圣人矣。今之为士者众，而求其至于圣人者，或未闻焉。岂亦未知所以为士而然耶？将圣人者固不出于斯人之类，而古语有不足信者耶？颜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愿则学孔子。二子者，岂不自量其力之所至而过为斯言耶？不然，则士之所以为士而至于圣人者，其必有道矣。③
  此文是朱熹在同安时所作，乃其早年语。当年他就知道为学（士）之最终目标，即为成圣人，为学是为君子成圣人之途辙；途辙正，道路虽远而终至矣。他认为，学者与君子、圣人之不同，只在勉强与自然、生与熟之别。有的学者做得和君子、圣人一样，但不坚固，又会失却；而君子、圣人则是自然坚固。“圣人只是做到极至处，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谓之圣。”“圣人只是事事做到，恰到好处。”“圣人熟，学者生。圣人自胸中流出，学者须着勉强。”“圣人则皆自然流行出来，学者则须用推将去。圣人则动以天，贤人则动以人。”他还说：
  学者是学圣人而未至者，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只是一个自然，一个勉强尔。惟自然，故久而不变。惟勉强，故有时而放失。因举程子说：“孟子若做孔子事尽做得，只是未能如圣人。”龟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权州。”此喻甚好。通判权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长。①
  这就是说，君子、圣人固无异于常人。由常人至君子、圣人，就是由生到熟。为学就要以圣人为标准，否则就无以为学。朱熹说：
  舜诚大圣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颜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夫岂不知舜之不可以几及而必云尔者？盖曰：学所以求为圣人，不以是为标的，则无所望走而之焉耳。②
  此文朱熹作于37岁，其当时已知是理。“舜之不可以几及”，是说圣人难为，而又不能不为。不为就无以为，做人就无意义了。
  君子、圣人无异于常人，皆是一般，所做之事是一样的。朱熹强调，“不要说高了圣人。高后，学者如何企及。越说得圣人低，越有意思。”“若以圣比圣，则自有是与不是处，须与他分个优劣。”学者、君子、贤圣是相对的，是可以贯通的，都皆由人事做起。“方其下学，人事之卑，与众人所共，又无奇特耸动人处。”③
  学者、君子、贤圣皆由人事做起，就是皆践履儒家的道德伦理。道德伦理是人们生活的准则和生命的表现。道德观是体，伦理观是用。体即是理论，用即是实践，两者是统一的。为了把道德体现于伦理之中，儒家规定了一整套践履程序和工夫，即所谓“三纲八目”，由此使人们能达到为君子成贤圣的人格境界和大同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