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在世时，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朱子学派别。朱熹及其门人多创立精舍、书院，登台论讲，学徒众多。据今人陈荣捷在《朱子门人》中考证，仅就有籍贯的登门求教、明言奉侍、自称弟子者，即所谓正式门人，就有488人，分别属于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四川、山东等，可谓来自全国。其中福建籍的有164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且多为朱子学的中坚和骨干。①清人张伯行说：
昔孔子之徒三千，而斯道赖以昭著。朱子门下知名之士如黄（榦）、陈（淳）、蔡（元定、沈）、刘（爚）辈，亦不下数十余人。故其著述最富，问答最多，而理学因之大明。①
这些都是福建籍朱子学者。在朱子学的发展史上，有“朱子传之蔡西山（元定）九峰（沈）、黄勉斋（榦）、陈北溪（淳）、李果斋（方子）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德秀）又朱门之私淑也，有宋闽儒甲于天下”②之称。在朱子学的创立过程中，朱熹和门人对一些问题反复商讨，使其成熟。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③
一蔡元定 蔡沉
蔡元定之曾祖父蔡克、祖父蔡谅，都是太学生。其父蔡发，子蔡渊、蔡沆、蔡沉，孙蔡格、蔡模、蔡杭、蔡权，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祖孙四代合之被世人称为“蔡氏九儒”。《宋元学案》全祖望按语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熹干城。”④其中最有学术成就者为蔡元定和蔡沉。
蔡元定（1135—1198年），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蔡元定多次被举荐为官，皆辞谢不就。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赵汝愚当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赵、朱相与推荐蔡元定，仍不出。不久赵汝愚受贬，外戚韩侂胃当政，罗织朱熹十大罪状，并谓朱熹之所以敢大肆无忌惮者，皆其从妖人蔡元定左右所致。⑤“庆元党禁”祸及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病逝于那里，年仅64岁。
朱熹在《跋蔡神与绝笔》中说：蔡元定年10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尔其勉旃。’”⑥蔡元定“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⑦
《宋史》本传谓，蔡元定“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①蔡元定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曰：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所默识，然亦末有不可告人者。……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贤圣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②
此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之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的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之左右。如书曰：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③
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朱熹在《答范伯崇》第十、八书曰：“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④又书曰：“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⑤
朱熹之云谷晦庵草堂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朱熹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里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⑥其《答蔡季通》第八书中有曰：
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⑦
此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在《答陈才卿》第十四书中曰：
《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究也。①
朱熹在蔡元定的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年），蔡元定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②同年，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成，朱熹为之序。③淳熙十六年（1189年），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在《答毛朋寿》书中曰：
《大学》文字，季通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④《朱子文集》有《答蔡季通》书100多通，大都涉及“四书”、《易经》、音律、校书等问题。
《朱子语类》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章》中，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在《禘自既灌而往者章》中，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条，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徐容等。⑤
因“伪学”禁，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之送行于净安寺。有谓，“（朱先生）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⑥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此言见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可见，他们置大祸临头之不顾，唯一所关心的是学说的创立。
《宋史》蔡元定本传，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⑦对此，黄榦说：
西山蔡氏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按指蔡元定）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寢。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⑧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西山公集》等。蔡元定兼取义理和象数，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①
蔡元定对北宋象数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皇极经世指要》3卷。他提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常”。②他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之二，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裁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恶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但也有某些深刻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因素。
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③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参加了很多意见。
蔡沉（1167—1230年），亦作蔡沈，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末应科举，屡荐不出，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蔡沉“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④由于蔡沉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真德秀在《九峰先生蔡君墓表》中曰：
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门诸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①
在《朱子语类》中涉及蔡沉问疑的有9条，均为黄义刚所录。例如，“义刚言：‘伯靖以为天是一日一周。’……次日，仲默附至《天说》。”文中“伯靖”，通常作伯静，乃蔡沉兄长蔡渊。又“仲默问‘有两汉水’”，以及“叔器未达”条中叔器问“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有蔡沉的发言：如“生则恶可已也”之类。朱熹曰：“是。”在“义刚曰”条中，又有仲默问疑。还有“蔡仲默问‘相近’”、“仲默问《太玄》”、“仲默集注《尚书》”。“仲默论五刑不赎”，以及“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②明确记载两人同学于朱熹之侧。黄义刚所录多是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所闻。朱熹命蔡沉作书解，是在其晚年。
蔡沉撰写《梦奠记》，记载朱熹弥留之际的情形。其中有曰：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③
蔡沉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气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0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应朱熹遗嘱所撰，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是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之《书》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1卷、《九峰公集》1卷，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二 黄榦
黄榦（1152—1221年），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世居长乐县，后徙居闽县（今闽侯）。父黄瑀，曾任朝散郎、监察御史，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其撰写墓志铭，即《朝散黄公墓志铭》。黄榦官至州知府，为政政绩卓越。坚决主张抗金，并在汉阳、安庆任内反击金兵侵掠。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黄榦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庐陵名士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便把他转荐给朱熹。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淳熙三年（1176年）春朱熹归来。①从此，黄榦随朱熹学，为学艰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黄榦为朱熹所器重，谓“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须吃些辛苦，亦可望也”。②黄榦后来在《祭晦庵朱先生》中回忆他初从朱熹的情景时写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③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南康军任，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九书中曰：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问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
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①
朱熹又在《答刘子澄》第九书曰：“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②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正月，文中提到朱熹于此时为刘子澄所撰《鄂州社稷坛记》。③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朱熹知漳州，黄榦曾一度随侍左右。朱熹之考亭竹林精舍建成，黄榦亦续学于此，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朱熹在《答黄直卿》第七八书中曰：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④
朱熹此书约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沧洲精舍建成之时。据《勉斋集·年谱》记载，这时期黄榦频繁地跟朱熹问学。先是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在《答巩仲至》第十二书中曰：“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年）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⑤朱熹在《答余占之》第四书中曰：“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⑥胡泳录朱熹语曰：
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⑦庚申为庆元六年（1200年），此为其逝世前一月所书。文中所言《礼书》，指的是《仪礼经传通解》，黄榦负责其中《丧礼》、《祭礼》部分。此书在朱熹生前未完稿。一直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有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李方子、甘节、萧佐三人同录“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一条，其中有黄榦的答语；杨至录“吉甫问恭敬”一条，其中也有直卿之名。有郑南升录“仁者爱之理”条，参与讨论者有黄榦、汪正甫、暖亚夫；郑南升录“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条，以及“问‘贫而无诌’章”条，均录有黄榦的议论。庆元三年（1197年），黄义刚录“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日，将息病”，义刚又录“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①
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四月，黄榦在离汉阳知军任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考亭，时朱熹已逝世16年。黄榦在竹林精舍讲学，诸生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子行状》。在《行状》中，他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②
黄榦是朱熹之婿，其学术思想和亲属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守师说最严，特别是完成了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释》。其著有《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周易系辞传解》、《孝经本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朱子行状》等。
黄榦对闽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用论。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③体是指本体，即理、太极，用是指理之流行发用。体用关系表现为“理一分殊”，即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复归一理。黄榦说：
道（理、太极）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①在这里，黄榦对朱熹理的应用方面的理论有所充实。黄榦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有体有用之学，如他在从政期间筹备边防和全民作战等。在黄榦看来，理不是寂然不动的，它通过阴阳五行，化生男女雌雄丰富多彩的世界万物。这样，朱子学思想中的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比较具体化了。二是论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朱熹提出的道统论，已把其本人放入孟轲之后道统的继承者之中，但是朱熹本人不好说自己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黄榦专门撰写《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把“传承道统”看作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并把道统的内涵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三是把闽学推广至全国。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均评价颇高。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②
黄榦的著述，还有《勉斋讲义》、《勉斋诗钞》等，结辑为《勉斋集》。
三 刘爚
刘爚（1144—1216年），字晦伯，号云庄，建宁府建阳县人。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历官山阴主簿，连城、闽县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吏部郎中，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赠光禄大夫，等等。为官清正，恤民爱民，如为民减免苛税，创办学校，行经界法。《宋史》本传称其为“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除害，知无不为”。③
乾道六年（1170年）正月，朱熹在建阳马伏母墓侧筑寒泉精舍，刘爚与弟刘炳于此从学之。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一书中曰：“建人刘氏兄弟爚、炳同预荐送，乃翁亦以免举试礼部，皆欲见于门下。……（予）知其嗜学可教。”④刘爚曰：“乾道八年试部，以文公书，受学于东莱先生吕成公。”⑤此谓二人被朱熹推荐给吕祖谦。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禁兴，刘爚从朱熹于武夷山讲道论书，怡然自适。筑云庄山房，为终老隐居之地。因以自号云庄居士。《朱子文集·续集》卷四有《答刘晦伯书》十余通，多为问答学问之事。
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世称朱熹四大弟子，为朱门高弟。“晦庵朱先生以道德为学者师，公（刘爚）出入其门切磨讲贯者数十年。视他从游之士为最久，而所造独深，其学粹然一出于正。”①刘爚在道德伦理学方面充实了朱子学，提出移孝为忠，并把朱子学看成是“事父则孝事君则忠”的观点。②刘爚在传播朱子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刘爚的学术事功，宋史本传有综合的论述，其曰：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③
“乞罢伪学之诏”，朝廷从其请，从此为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恢复了名誉。
刘爚的著述除了上引《宋史》本传所列外，主要还有《易经说》、《四书集成》、《遗录》、《云庄文集》等。
四 李方子
李方子（1169—1226年），字公晦，号果斋，邵武军光泽县人。父李正己，为其长子。李方子为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历官泉州观察推官，国子监学录等。罢官后，回故乡创办云岩书院，著书讲学。
《宋史》本传谓，“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语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剌就谒。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资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使台臣劾罢之。方子既归，学者毕集。”④
查《朱子语类》，有甘节录“李公晦问”条；林恪录“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在场者有李方子、洪庆、从周等人。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董拱寿与李方子同录“百行万善”和“学者须是求仁”两条。董拱寿又录“因论佛”条中有李方子的议论。“因论佛，曰：‘老子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公晦曰：‘曾闻先生说，庄子说得更广阔似佛，后若有人推演出来，其为害更大在！’”①以上均可作为李方子于绍熙四至五年间在建阳向朱熹学习之明证。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赴长沙任，李方子曾至那里从学。《语类》载其所录“须是静”条下云：“谓亚夫曰：公既归，可且潜心数年。”宁宗庆元六年（1197年），李方子到建阳问学。《语类》有辅广录“公晦问‘无声无臭’，条；有李方子录“汉卿（辅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条；有李方子、辅广各录“吕与叔谓养气”。这说明李方子与辅广同学于朱熹。②
李方子和朱熹极为密切，以所闻录朱熹训语200多条，朱熹对其评价甚高。清初黄宗羲在讲到李方子时说：人性端谨纯笃。“居家竟日危坐，未尝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李方子）曰：吾于学问虽未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③李方子强调致知力行，他是一位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学者。
李方子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撰《紫阳年谱》3卷。南宋魏了翁为之作《朱文公先生年谱序》，其中有曰：
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为之锓木，以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予识其卷首。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故不敢以固陋。④
李方子的《紫阳年谱》虽早已失传，但它是最早的朱熹年谱，后来出现的几十种朱熹年谱大都沿袭李谱之体例。
李方子的著述主要有《禹贡解》、《紫阳年谱》、《集晦庵先生事实》、《清源文集》、《道统论》、《理性篇》、《小学诸儒总》、《传道精语》等，还为《资治通鉴》撰写后序。
五 陈淳
陈淳（1153—1217年），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人。少从林宗臣学。陈淳一生未应科举；晚年授予泉州安溪主簿，未上任而卒，此外一生未曾做官。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据宋史本传所载，陈淳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授以《近思录》。他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及朱熹来守其乡，陈淳请受教，朱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朱熹对其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陈淳善问。后10年，陈淳复往见朱熹，陈其所得，时朱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①陈淳从朱熹学主要有两个时期：光宗绍熙元年（1131年）在漳州、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在考亭。据《语类》记载：
先生庚戌四月至临漳。淳罢省试归，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丧嫡子，丐祠甚坚。……四月，主管鸿庆宫，加秘阁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县东之沈井铺而别，实五月二日也。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年）。……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②
所记均为绍熙元年（1190年）冬陈淳初见朱熹时的情景。又据《语类》记载：
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撞着这事，以理断定，便小心尽力做到尾去。两三番后，此心磨刮出来，便渐渐坚定。虽有大底，不见其为大；难底，不见其为难；至硗确至劳苦处，不见其为硗确劳苦；横逆境界，不见其憾恨底竟……见面前只是理。”③此则为10年后，即庆元五年在考亭沧洲精舍再次见朱熹的情景。《语类》沈侗录“廖子晦、李唐卿、陈安卿共论三子言志”。①朱熹在《答蔡仲默》第三书中曰：“漳州陈安卿在此，其学甚进。”②《朱子文集》中还多次与其他门人谈及陈淳，对其赞赏备至。如《答杨至之》第一书中曰：“陈淳者书来甚进，异日未可量也。”《答李尧卿》书中曰：“安卿书来，看得道理尽密，此间诸生亦未有者。”《答杨仲思》书曰：“漳州陈安卿来，甚长进，不易得也。”③对此，陈淳在《竹林精舍后序》中曰：
某自辛亥（1191年）夏送别先生于沈井之后，以水菽之不及，岁岁为训童牵绊，未能一走建阳，再谒函文，而先屡以书来召，至己未（1199年）始克与妻父同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安之）、临川黄毅然（义刚）会。④
上述陈淳两次从学朱熹，第一次在漳州，朱熹教以“上达”之理。10年后，第二次求见，朱熹病危，教以“下学”之功。这样，他从朱熹那里学到了下学而上达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掌握了朱熹思想的要领。
在朱熹门人中，陈淳在维护师说、传播朱子学方面最为有力。他抨击陆九渊、陈亮等，目的在卫护师门。但是，其尊师太过，门户之见太深。他在阐述师说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格物之知，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在朱熹门人中，陈淳被认为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⑤
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他对于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谨守朱子家法，撰成解释理学名词概念的名著《四书性理字义》。他对太极本身的论述，比朱熹有所前进，带有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他说：
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⑥
陈淳把太极当作一物。所谓浑沦，即像云雾一样，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陈淳认为，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仁。人能事事按天理，“纯是天理便是仁”。他还把心视为一物，并谓“理与气方成个心”。①陈淳使朱熹的学说更加精密细致，特别是在理气、心性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陈淳的著作除了《四书性理字义》外，还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
六 李燔
李燔（生卒不详），字敬子，号弘斋，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人。历任白鹿书院堂长、江西运幹、潭州通判、直秘阁主管等，卒赠直文华阁，谥文定。
对于李燔与朱熹的学术关系，《宋史》本传曰：
绍熙元年进士，授岳州（按今湖南岳阳）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廪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改襄阳府（按今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卜实，处世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空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查，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之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与黄榦并黄李。②
上引文主要讲了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李燔初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的初期。朱熹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府，次年五月归建阳，李燔初学于朱熹当在此时。朱熹在《答周舜弼》第六书中谓，“敬子远来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与切磋，更令精细平稳乃佳耳。”③《语类》有李方子录“李敬子说先生教人读书”的方法，曰：既识得了，须更读百十遍，使与自家相乳入，便说得也响。今学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会有益！①
这话是李燔在建阳考亭听朱熹教导的。这是李燔首次从学于朱熹。
二是李燔再次受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沧洲精舍后。李燔此次从学，《文集》中颇多记载。例如，朱熹《答杨伯起》第三书中曰：“李敬子得襄阳教官，见在此相聚，或传其阙已到，未知然否。”②《答黄直卿》第五三书中曰：“南康李敬子与一胡君同来，见在书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细密。”③《答叶味道》第四书中曰：“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坚苦，不易得。”据《朱子语录姓氏》，湖泳即上文所言“胡君”，从学朱熹在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年），此亦是李燔第二次从学的时间，地点在考亭沧洲精舍。李燔此次从学，一直延续至庆元五年（1199年）。《答辅汉卿》第五书中曰：“年满七十，礼合休致，又以罪戾。……精舍亦有朋友数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颇有讲说。”④《答黄直卿》第六十三书中曰：“伯崇已赴官鄱阳，留其季子在李敬子处。”⑤又曰：“伯崇之子见留精舍，随敬子作举业，亦淳谨朴实可喜也。”⑥《语类》中有沈侗录十一条关于李敬子问疑的条目，如“敬子谓‘性所发时’”，“敬子问自然之数”，“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敬子问‘旦昼不梏亡’”等。⑦
三是朱熹逝世后，李燔不为“伪学禁”所左右，“率同门往会葬”，即往建阳会葬朱熹。⑧
上引《宋史》本传对李燔评价很高，认为其与黄榦不相上下，与之并称“黄李”。
七 辅广
辅广（生卒不详），字汉卿，别号潜庵，曾因创建传贻书院，学者称传贻先生，祖籍庆源（今属河北），后居嘉兴府崇德县（今属浙江）。著《语孟学庸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潜庵日新录》、《师训编》等。卒赠朝奉郎。
对于辅广从学于朱熹，《宋元学案》有较详细地论说。其曰：
四试不第。始从吕成公（祖谦）游。已问学于朱文公（按1194年），留三月而后返。秋塘陈善有诗送之云：“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言其用志艰苦也。伪学禁严（按1197年），学徒多避去。先生不为动。文公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开禧（按1205—1207年）议和，嘉定（按1208—1224年）初，上政府书，反复于是非成败之际。政府不悦，奉祠而归。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称为传贻先生。①
“传贻”，意谓传之先儒、贻之后学为己任。因此，辅广匾其学室曰传贻。上引朱熹对辅广之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辅广认识朱熹是在朱熹晚年。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首都临安任皇帝侍讲时，初次相识。《朱子语类》李祀录“汉卿问‘惟精惟一’”，其曰：
汉卿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须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彻头彻尾。惟其如此，故于应事接物之际，头头捉着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②
这段话很深刻地解答了辅广的问难。对于辅广与朱熹的这段问答是在首都临安，朱熹在《答吕子约》第十九书中有所讲到。其曰：
风色欲动，精舍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临安相聚，见伯恭旧徒无及之者，说法尽有头绪，好商量，非得章诸人之比也。③
这里“向在临安相聚”，即谓俩人初识于临安（杭州）。这里又讲到辅广再次到建阳考察沧洲精舍向朱熹问学。这里开头几句，是指此时已是“庆元党禁”。对于别人已离去而“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朱熹又说：
辅汉卿、万正淳皆留此两月而后去，其他朋友数人亦将去矣。诸人
皆为外间浮论攻击，不敢自安而去，其实欲见害者，亦何必实有事迹与之相违，但引笔行墨数十行，便可使过岭矣，此亦何地可避耶？①到了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辅广又到建阳考亭拜见朱熹。当时，辅
广与陈淳、叶贺孙同时在那里。《语类》有叶贺孙录辅广的言论，其曰：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或谓汉卿多禅话。贺孙因云：“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之语。汉卿云，味道煞笃实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约书云：‘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本体。’此语侭好。”汉卿又问：“前年侍坐，所闻似与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发叹，以为只如此不觉老了。还当以前是就道理说；今就勋业上说？”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觉得无甚长进，于上面犹觉得隔一膜。”又云：“于上面但觉透得一半。”②
由此可见，辅广跟朱熹是直接讨论问题的。又如《语类》曰：
先生语汉卿：“有疑未决，可早较量。”答云：“眼前亦无所疑。且看做去有碍，方敢请问。”先生因云：“人说道顿段做工夫，亦难得顿段工夫。莫说道今日做未得，且待来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会得这些子，便有这些子工夫。若见处有积累，则见处自然贯通；若存养处有积累，则存养处自然透彻。”③
上引朱熹有肯定辅广的观点和修养工夫，说明辅广的论说、问难对朱熹是有启发作用的，辅广对朱子学是有贡献的。
八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年），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今福建浦城人。真德秀自幼聪颖，《宋史》本传，谓其“四岁受书，过目成诵”。15岁而孤，由其寡母抚养教之。同乡儒者杨圭异其才，教其为学。④后来，受学于同郡朱熹门人詹体仁，得朱熹义理之学。举于乡，与魏了翁同登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不久又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学博士、学士院权直、军器少监、起居舍人、右文殿修撰、王府教授、礼部贡举、户部尚书，在地方曾任江东转运副使，泉州、福州、谭州知府。晚年改为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因病未能赴任。真德秀为官清濂正直，爱民勤政。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真德秀在朝廷的一段时间里，正值奸臣史弥远擅政。他不与之同流合污，为政一遵其师詹体仁所讲的“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①他“立朝不满十载，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在地方，他教导百姓“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俭而温饱；与其奢侈而穷困，何如勤俭而丰足。……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庶几田亩，辟陌谷丰，家给人足，风俗语近厚”。例如，他知泉州时，以发展生产为急务，重视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因此，当时泉州的百姓“岁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麦有菽，斗惟百钱”。真德秀在任谭州知府时，他曾有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为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③真德秀为官常用“廉仁公勤”四字督察自己和属下。他提出“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④
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朱子学为伪学，一些朱熹门人遭到迫害，有的怕牵连而离去；而真德秀却不为时论所动，慨然以朱子学为己任，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清人雷鈜说：
先生（按指真德秀）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⑤
清人全祖望谓，“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朱熹）”。⑥真德秀是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学者，他的学说是朱子学之正宗。真德秀未亲炙朱熹而私淑之，是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学术成就很高，清人张伯行谓，“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⑦
真德秀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体用说。当今日本著名朱子学家冈田武彦在其《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中说：
朱门再传真西山，重视朱子学的存养方面，形成具有接受容纳陆子的心学倾向。西山发扬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被尊为当时正学的大宗主。①
具体来说，真德秀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理不离器。例如，真德秀说：
一物一器，皆有形而下之象及形上之理也。如灯烛为器，其所以能照物，则理也。余可类推。②
他认为，“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入空疏之见”。他还发明朱熹居敬穷理的思想。“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③真西山墨守朱熹学说，从张载那里吸取一些有关气的观念，兼采一些陆九渊的心论，企图把它们糅合起来。
真德秀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其把朱熹思想传入韩国，其所编撰之《心经》，是由闽学至退溪学的桥梁，李退溪本人有反复的说明。此在下面朱子学传入韩国部分有所论述。
真德秀的著述，主要有《大学衍义》、《读书记》、《四书集编》、《心经》、《文章正宗》、《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等，结辑有《西山全集》。
九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历任知汉州、眉州、泸州等。在朝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吏部尚书等。卒谥文靖。著《九经要义》等，后人辑为《鹤山全集》。
魏了翁未亲自问学于朱熹，跟真德秀一样，自谓私淑朱熹，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他说：“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诸儒死，士各挟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在魏了翁看来，由于庆元党禁，朱子学未尊，学术不正，士子揣摩时尚，奔竞仕途，热衷于功名利禄，以至于士气道德败坏。他倡言转移风气，推尊朱子学，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在他们的大力倡言下，便出现“诸儒之书，家藏人诵”，扭转了社会学风。①
魏了翁与真德秀同庚同年（同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同为宁宗庆五年进士），同显仕于朝。而其学术观点也粗略相同。其所不同，《宋元学案》曰：
两人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众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②魏了翁学术路径，始习朱熹，而后寻研经书，有得于“心”，偏重于心学。
魏了翁发挥了朱子学的心学观点。他说：
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③
在魏了翁看来，“心”量无限广大，能万化事物。此心之外没有什么“天地神明”。他又说：
人与天地一本也。天统元气以覆万物，地统元形以载万物，天地之广大，盖无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乎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辟阖阴阳，范围造化，进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贵盖若是。④
这就是说，人与天地同生于“一本”，这一本即是“心”。人成位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万物一分子，不是普通的一分子，而是“至重至贵”的，因为人具有“主天地、命万物”的“心”。
魏了翁对朱熹所谓“苍苍者天”有所修正。他认为，世界的主宰不是苍天，而是义理所安的“心”。他说：
天非苍苍之谓也。陛下之心与亿兆人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⑤朱子学者大都劝君修德，讬命于天。而魏了翁则认为，苍天没有意志，修德做到心安于理即可。他强调，“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天岂悄悄然与人商较是非也？”⑥这就是说，人必须正心诚意以养心，以求义理之所安。
魏了翁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不是发挥心学，而是致力于转移学风，矫正士习，为理学辩诬，恢复朱子学的权威。他直斥“伪学之禁”。虽然庆元过后学禁松弛，而史弥远为相，对朱子学采取阳奉阴抑的方式，朱子学仍受压抑。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谥朱熹曰文。不仅如此，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上疏为周敦颐、二程赐爵定谥，指出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他说：
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①
在魏了翁看来，只有发扬周、程之说，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学风；放开学禁，朱子学才能发扬光大。
上面简略地论述了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对此，清人蓝鼎元有段综合的说明。他在其《道学源流》中说：
朱子门人，以蔡西山、九峰父子及黄勉斋、陈北溪为最。季通……所著《律吕新书》，发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闻道最早，文公以《书传》嘱之；《洪范》之数久失其传，季通未及著论，曰：“成吾书者，沈也。”仲默阐发幽微，不愧父师之托。《书传》已立学宫。《洪范皇极》秩然有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浅学所能窥测也。勉斋明睿端庄，造诣纯笃，朱子所望以传道，而勉斋卒能得其传。北溪发明正学，力排异端，《道统》、《学统》诸篇，似道似学之辨，《字义详讲》、《四书口义》诸书，深切著明。朱子谓“南来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学有根据，刘子澄之切己力行，郑子上之议论精密，方宾王之亲切有序，李果斋之大本有见，李敬子之直谅朴实，陈才卿之肃然自乐，陈子融之志趣操守，辅汉卿之不为俗学声利所移，晏亚夫之进学意气，余正叔之见道稳实。皆一时高明之士，史迁所谓附骥尾而行益显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阳，当韩侂胄指斥伪学，禁锢善类之余，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而正道复明于世，所著《大学衍义》，有功于天下后世甚伟。临邛魏鹤山亦毅然自奋于推废之后，立朝惓惓，以周程张朱诸君子易名，为请尊其统，而接其传。其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①
蓝鼎元这里概括的几个主要朱熹门人的不同思想特点，都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蓝鼎元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家，其朱子学思想后文有专节论述。
附 朱熹门人一览表（514人）
对朱熹门人的研究，已成为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课题。知名学者杨金鑫有综合说明，抄在下面，以窥全貌。其曰：
朱熹于乾道诸儒中，其年最寿，讲学独久，门人极多。他的门人究竟有多少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为朱熹门人方伯谟（名士繇，一字伯休，福建莆田人）撰写的《墓志铭》云：“朱公之徒数千百人。”（《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其中以蔡元定（字季通）、蔡沉（字仲默）、黄榦（字直卿）、陈淳（字安卿）四人为其门人的代表。其门人之众，实为孔子以后所罕见。宋黎靖德编辑的《朱子语类》序中罗列《语类》的记录者九十七人。明代戴铣所编《朱子纪实》卷八“朱子门人”，列朱熹门人中号称高弟而有著作者六十八人，录有问答后见称许者七十一人，姓字爵邑仅存者一百八十人。明代宋端仪著《考亭渊源》卷六以下皆朱熹门人。清代朱彝尊著《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三至二百八十五，表列朱熹传易、传诗、授礼弟子，举其姓名、职衔、里籍。清代张伯行改订明代朱衡（1512—1584年）之《道南源委》卷三卷四包括朱熹门人若干，又附朱熹门人无事实可考者共十九人，均限于福建。清代万斯同辑之《儒林宗派》，其中第九卷朱子学派，系朱熹建安派和建阳派数代传授表，第十卷表列“朱子门人”，包括各地区四百零七人。明清之际黄宗羲编纂的《宋元学案》全宋八十个学案，晦庵学案占了十七个，《晦庵学案》末附有晦庵门人表。清代王梓材、冯云濠合编的《宋元学案补遗》，在这个基础上，增补了朱熹门人若干人。在国外，研究朱熹门人的著作也逐渐增多。据美国陈荣捷教授介绍，较早的有朝鲜李滉（称号退溪，1501—1570年）著《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九卷，其中卷一至卷八为朱门诸子。近年来，日本田中谦二著《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1973年第44期第147至128页，1975年第48期第261至357页），考定了弟子师事朱熹的次数与年期。陈荣捷著《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3月版）广采《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宋史》、《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万姓统谱》、《经义考》、《道南源委》、《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朱子年谱》等材料，将朱熹门人的姓名、里籍、官职、事迹等详为列出，是当前研究朱熹门人最为详细的著作。拙作《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六章，根据朱熹后裔第十六代孙朱玉编撰的《朱熹及门姓氏》（雍正八年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三）的记载，将有姓氏居里可考之及门受业者四百四十二人，一一列出。其中福建一百八十四人，江南三十三人，浙江六十三人，江西七十六人，湖广十二人，河南四人，四川五人。此外，居里未详者六十六人。朱熹称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者一人（建阳蔡元定），私淑之徒者一人（浦城真德秀），受教未及门者九人（建阳熊克、熊节、熊刚大、宋慈、游九功、叶采、蔡谟、刘应李、熊禾），叛徒二人（遂昌胡纮、晋江傅伯寿）。朱熹门人来自福建的最多，次则江西、浙江、江南、湖广、四川、河南，可以说当时他的门人遍布全国。①
这里参考有关朱熹门人诸家之说，主要据上引杨金鑫讲到的尊师陈荣捷最有权威之著作《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所述朱熹门人，列表于下。
（十一）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112人）①
子 升 方伯起 子毅父 王子充 王子周 王壬 王景仁 朱季绎 江畴（字彝叟） 何巨源（字进之） 余正父（亦作正甫） 吴仁父 吴伯英 吴伯游 吴知先 吴 南（字宜之） 吴崇（字直翁） 李仲实 李伯诚 李叔文 李约之 李埜 李维申
李梦先 李德之 汪正甫 汪季良 辛适正 周庄仲 周椿（字伯寿） 周颐（字龟父）
周朴（字纯仁） 林士谦 林子渊 林仲参 林性之 林恭甫 林振（字子玉） 林揆
（字一之） 林赐（字闻一） 季容甫 邵汉臣 俞洁巳（字季清） 南城熊 姜大中（字叔
叔） 唐总卿 徐子颜 徐元震 徐孟宝 徐彦章 袁子节 马节之 张仁叟 张以道
梁谦 许进之 连嵩卿 郭逍遥 陈子安 陈公直 陈日善 陈仲卿 陈希周
陈希真 陈栞（字自修） 陈厚之 陈寅仲 陈寅伯 陈华（字仲蔚） 陈萃（字仲亨） 陈
敬之 陈梦良（字与叔） 陶安国 陆伯振 陆濬 舒高 贺善 冯德英 黄子
功 黄有开 黄景申（字嵩老） 詹淳 詹观（字尚宾） 廖晋卿 赵唐卿 赵唯夫 刘
成道（字择之） 刘定夫 刘居之（字宽夫） 刘栋 刘源 鲁可几 德先 蒋元进
蒋明之 蒋端夫 郑大锡 郑仲履 郑光弼（字子直） 邓子礼 肖景昭 肖增光 谢教 戴明伯 戴智老 戴迈 魏丙 谭兄 苏宣久 苏实 饶克明 龚粟
昔孔子之徒三千，而斯道赖以昭著。朱子门下知名之士如黄（榦）、陈（淳）、蔡（元定、沈）、刘（爚）辈，亦不下数十余人。故其著述最富，问答最多，而理学因之大明。①
这些都是福建籍朱子学者。在朱子学的发展史上，有“朱子传之蔡西山（元定）九峰（沈）、黄勉斋（榦）、陈北溪（淳）、李果斋（方子）诸先生，而浦城真西山（德秀）又朱门之私淑也，有宋闽儒甲于天下”②之称。在朱子学的创立过程中，朱熹和门人对一些问题反复商讨，使其成熟。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③
一蔡元定 蔡沉
蔡元定之曾祖父蔡克、祖父蔡谅，都是太学生。其父蔡发，子蔡渊、蔡沆、蔡沉，孙蔡格、蔡模、蔡杭、蔡权，都是著名的学者，这祖孙四代合之被世人称为“蔡氏九儒”。《宋元学案》全祖望按语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熹干城。”④其中最有学术成就者为蔡元定和蔡沉。
蔡元定（1135—1198年），字季通，号西山，建宁府建阳县人。蔡元定多次被举荐为官，皆辞谢不就。高宗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赵汝愚当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赵、朱相与推荐蔡元定，仍不出。不久赵汝愚受贬，外戚韩侂胃当政，罗织朱熹十大罪状，并谓朱熹之所以敢大肆无忌惮者，皆其从妖人蔡元定左右所致。⑤“庆元党禁”祸及蔡元定，被流放到湖南道州编管，病逝于那里，年仅64岁。
朱熹在《跋蔡神与绝笔》中说：蔡元定年10岁其父蔡发“即教使读《西铭》。稍长，则又示以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等书。曰：‘此孔、孟之正脉也，尔其勉旃。’”⑥蔡元定“幼而沉涵其义，既长而辨析益精。”⑦
《宋史》本传谓，蔡元定“闻朱熹名，往师之。熹扣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遂与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①蔡元定从学朱熹于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等。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曰：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所默识，然亦末有不可告人者。……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后知情性之本然，贤圣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②
此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之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的寒泉精舍建成，蔡元定每相随之左右。如书曰：
别后两日，稍得观书，多所欲论者。幸会期不远，此只八九间下寒泉，十一二间定望临顾也。③
此为寒泉相会之后两日，又再次相约。朱熹在《答范伯崇》第十、八书曰：“熹比携二子过寒泉，招季通来相聚，更有一二朋友来相聚，初不废讲议。”“伯谏前日过此，季通亦来会，相与剧论儒佛之异。”④又书曰：“此有李伯谏，往时溺于禅学，近忽微知其非。昨来此留数日，蔡季通亦来会，剧论不置，遂肯舍去旧习。”⑤
朱熹之云谷晦庵草堂于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七月建成后，蔡元定曾与朱熹频频相聚于此。朱熹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谟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来会》一诗，描写的就是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与廖德明、刘纯叟、方伯谟从五夫里出发，与蔡元定等相聚于云谷的情景。⑥其《答蔡季通》第八书中有曰：
西山之约，一何拒客之深耶？俟武夷归，别当奉扣。然临风引领，似已闻采薇之歌矣。⑦
此表明朱、蔡两人的西山、云谷之约，是很频繁的。文中的“西山”，指的是蔡元定建于崇泰里的西山精舍。
蔡元定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协助朱熹编出《易学启蒙》一书。朱熹在《答陈才卿》第十四书中曰：
《启蒙》所载为有发于《易》，他则别成一家之学。季通近编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见之。然亦不必深究也。①
朱熹在蔡元定的诸书中有多处与之讨论《启蒙》一书的内容。淳熙十四年（1187年），蔡元定接受朱熹委托，刊刻“武夷精舍小学之书”。②同年，蔡元定著《律吕新书》成，朱熹为之序。③淳熙十六年（1189年），协助朱熹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在《答毛朋寿》书中曰：
《大学》文字，季通尚未为定本，旦夕当取来，更为改正，乃可传也。④《朱子文集》有《答蔡季通》书100多通，大都涉及“四书”、《易经》、音律、校书等问题。
《朱子语类》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章》中，有王过录“先生尝曰‘仁者心之德’”条，其中记载参与讨论的有蔡元定、辅广和王过；在《禘自既灌而往者章》中，有叶贺孙录“仁父问‘禘自既灌而往者’”条，参与讨论的有叶贺孙、蔡元定、徐容等。⑤
因“伪学”禁，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蔡元定被谪道州编管，朱熹率门人为之送行于净安寺。有谓，“（朱先生）坐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所读《参同契》所疑扣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先生间行，列坐寺前桥上饮，回寺又饮。先生醉睡。”⑥朱熹送其至寒泉精舍，“相与订正《参同契》，终夕不寐”。此言见于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按语。可见，他们置大祸临头之不顾，唯一所关心的是学说的创立。
《宋史》蔡元定本传，称“四方来学者，熹必俾先从元定质正焉”。⑦对此，黄榦说：
西山蔡氏先生之门，从游者多矣。公（按指蔡元定）之来，先生必留数日，往往通夕对床不暇寢。从先生游者，归必过公之家，听其言论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⑧蔡元定著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指要》、《地理古经》、《发微论》、《西山公集》等。蔡元定兼取义理和象数，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色彩。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一动一静之间，《易》之所谓太极也。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刚柔之中又各有刚柔，主乎动静，所谓太极也。①
蔡元定对北宋象数理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皇极经世指要》3卷。他提出“数即理，理即数，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常”。②他所谓数即理，理即数，就是把理判为阴、阳之二，阴阳中又有阴阳，以至无穷。这就补充了朱熹关于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中的若干环节。蔡元定还教人以性和天道为先，注重阴阳地理。他的《发微论》就是相地之书，大旨用地道一刚一柔来说明动静、聚散、雌雄、生死、逆顺、分合、裁成、强弱、浮沉、福祸、善恶等现象，以有形察无形。虽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但也有某些深刻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因素。
蔡元定对朱熹思想有较大的贡献。朱熹说：“季通平生著述多谦让，寄寓于熹书集中。”③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草的，其《四书集注》他也参加了很多意见。
蔡沉（1167—1230年），亦作蔡沈，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末应科举，屡荐不出，未曾做官，始终跟朱熹学习。隐居九峰山，学者称九峰先生。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蔡沉“少从朱熹游。熹晚欲著《书传》，未及为，遂以属沉。《洪范》之数，学者久失其传，元定独心得之，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沉也。’沉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发明先儒之所未及。”④由于蔡沉是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故《宋元学案》为之特辟《九峰学案》。真德秀在《九峰先生蔡君墓表》中曰：
入则服膺父教，出则从文公游。文公晚年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环〓门诸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属君。①
在《朱子语类》中涉及蔡沉问疑的有9条，均为黄义刚所录。例如，“义刚言：‘伯靖以为天是一日一周。’……次日，仲默附至《天说》。”文中“伯靖”，通常作伯静，乃蔡沉兄长蔡渊。又“仲默问‘有两汉水’”，以及“叔器未达”条中叔器问“使心意勉勉循循不能已”，有蔡沉的发言：如“生则恶可已也”之类。朱熹曰：“是。”在“义刚曰”条中，又有仲默问疑。还有“蔡仲默问‘相近’”、“仲默问《太玄》”、“仲默集注《尚书》”。“仲默论五刑不赎”，以及“先生命二三子说书毕，召蔡仲默及义刚语，小子侍立……仲默曰：‘作去声，也似是。’先生曰：‘据某看，只作入声亦是。’”②明确记载两人同学于朱熹之侧。黄义刚所录多是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以后所闻。朱熹命蔡沉作书解，是在其晚年。
蔡沉撰写《梦奠记》，记载朱熹弥留之际的情形。其中有曰：
庆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简附叶味道来约沈下考亭。当晚即与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书集传》，说数十条，及时事甚悉。精舍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楼下书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楼下改《书传》两章，又贴修《稽古录》一段，是夜说《书》数十条。……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卧内，先生坐床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医士诸葛德裕来，令无语用治，命移寝中堂。平明，精舍诸生复来问病。味道云：“先生万一不讳，礼数用《书仪》何如？”先生摇首。益之云：“用《仪礼》何如？”先生复摇首。沈曰：“《仪礼》、《书仪》参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笔写。示左右以手版托纸进，先生执笔如平时，然力不能运，少顷置笔就枕，手误触巾，目沈正之，诸生退。沈坐首边，益之坐足边。先生上下其视，瞳犹炯然，徐徐开合，气息渐微而逝，午初刻也。③
蔡沉是朱熹门人中最有创见的一个。他根据朱熹的理气和蔡元定的象数，构成为自己具有象数学特点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用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分析《尚书·洪范》，著《洪范皇极》和《书经集传》两书。《洪范皇极》像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阐发阴阳、刚柔、太少一样，通过80个范畴论证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以至接触到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书经集传》应朱熹遗嘱所撰，其中有一部分是朱熹的初稿整理而成的。是书出色地完成了朱熹交给的任务，不少地方独出新义，有创见地论证了孔孟儒学，是理学的代表性著作。《书经集传》像朱熹的《四书集注》一样，用简明浅显的文字诠释经典，阐发朱子学义理，特别论证了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前一部书是理学象数派主要讲自然现象的著作，后一部书是理学正统派主要讲义理的著作，这两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蔡沉的哲学思想，并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重大的影响。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订科举法，“五经”之《书》注释中用蔡沉《书经集传》，元明清三朝用它取士。《书经集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一起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学者的必读课本。蔡沉的著作扩大了朱子学在全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此外，蔡沉还有《至书》1卷、《九峰公集》1卷，是用周、程、张、朱的理学思想来论述先秦儒家道统的。
二 黄榦
黄榦（1152—1221年），字季直，一字直卿，号勉斋。世居长乐县，后徙居闽县（今闽侯）。父黄瑀，曾任朝散郎、监察御史，有政绩；逝世后，朱熹应黄榦之请为其撰写墓志铭，即《朝散黄公墓志铭》。黄榦官至州知府，为政政绩卓越。坚决主张抗金，并在汉阳、安庆任内反击金兵侵掠。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黄榦仲兄黄东官吉州，黄榦从行，因得识庐陵名士刘清之，遂向刘清之求学。刘清之便把他转荐给朱熹。这年冬天，黄榦冒雪来到崇安五夫，适逢朱熹外出，他寄居客栈，一直等到淳熙三年（1176年）春朱熹归来。①从此，黄榦随朱熹学，为学艰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黄榦为朱熹所器重，谓“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须吃些辛苦，亦可望也”。②黄榦后来在《祭晦庵朱先生》中回忆他初从朱熹的情景时写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舍于星亭。③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南康军任，黄榦随行，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九书中曰：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问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
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①
朱熹又在《答刘子澄》第九书曰：“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②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春正月，文中提到朱熹于此时为刘子澄所撰《鄂州社稷坛记》。③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月，朱熹知漳州，黄榦曾一度随侍左右。朱熹之考亭竹林精舍建成，黄榦亦续学于此，并担任部分教学工作。朱熹在《答黄直卿》第七八书中曰：
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④
朱熹此书约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沧洲精舍建成之时。据《勉斋集·年谱》记载，这时期黄榦频繁地跟朱熹问学。先是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赡军酒库）。五月，朱熹赴潭州任，黄榦随行；十一月，“文公奉祠居家，先生（指黄榦）自京还，留文公之侧”。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考亭两地。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朱熹在《答巩仲至》第十二书中曰：“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后黄榦一直延至庆元五年（1199年）十一月，才迁于考亭新居。⑤朱熹在《答余占之》第四书中曰：“直卿已归在此，今年往来亦有一二十人相过讲习。”⑥胡泳录朱熹语曰：
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⑦庚申为庆元六年（1200年），此为其逝世前一月所书。文中所言《礼书》，指的是《仪礼经传通解》，黄榦负责其中《丧礼》、《祭礼》部分。此书在朱熹生前未完稿。一直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夏，黄榦所撰这一部分方成书，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有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李方子、甘节、萧佐三人同录“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一条，其中有黄榦的答语；杨至录“吉甫问恭敬”一条，其中也有直卿之名。有郑南升录“仁者爱之理”条，参与讨论者有黄榦、汪正甫、暖亚夫；郑南升录“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条，以及“问‘贫而无诌’章”条，均录有黄榦的议论。庆元三年（1197年），黄义刚录“直卿劝先生且谢宾客数日，将息病”，义刚又录“先生问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门未立。’”①
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四月，黄榦在离汉阳知军任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考亭，时朱熹已逝世16年。黄榦在竹林精舍讲学，诸生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子行状》。在《行状》中，他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②
黄榦是朱熹之婿，其学术思想和亲属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守师说最严，特别是完成了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释》。其著有《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周易系辞传解》、《孝经本旨》、《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朱子行状》等。
黄榦对闽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用论。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而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③体是指本体，即理、太极，用是指理之流行发用。体用关系表现为“理一分殊”，即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复归一理。黄榦说：
道（理、太极）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①在这里，黄榦对朱熹理的应用方面的理论有所充实。黄榦还用实际行动实践他的有体有用之学，如他在从政期间筹备边防和全民作战等。在黄榦看来，理不是寂然不动的，它通过阴阳五行，化生男女雌雄丰富多彩的世界万物。这样，朱子学思想中的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比较具体化了。二是论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朱熹提出的道统论，已把其本人放入孟轲之后道统的继承者之中，但是朱熹本人不好说自己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黄榦专门撰写《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把“传承道统”看作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并把道统的内涵概括为“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三是把闽学推广至全国。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均评价颇高。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②
黄榦的著述，还有《勉斋讲义》、《勉斋诗钞》等，结辑为《勉斋集》。
三 刘爚
刘爚（1144—1216年），字晦伯，号云庄，建宁府建阳县人。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历官山阴主簿，连城、闽县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吏部郎中，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赠光禄大夫，等等。为官清正，恤民爱民，如为民减免苛税，创办学校，行经界法。《宋史》本传称其为“治以清简，庭无滞讼，兴利除害，知无不为”。③
乾道六年（1170年）正月，朱熹在建阳马伏母墓侧筑寒泉精舍，刘爚与弟刘炳于此从学之。朱熹在《答吕伯恭》第十一书中曰：“建人刘氏兄弟爚、炳同预荐送，乃翁亦以免举试礼部，皆欲见于门下。……（予）知其嗜学可教。”④刘爚曰：“乾道八年试部，以文公书，受学于东莱先生吕成公。”⑤此谓二人被朱熹推荐给吕祖谦。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禁兴，刘爚从朱熹于武夷山讲道论书，怡然自适。筑云庄山房，为终老隐居之地。因以自号云庄居士。《朱子文集·续集》卷四有《答刘晦伯书》十余通，多为问答学问之事。
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世称朱熹四大弟子，为朱门高弟。“晦庵朱先生以道德为学者师，公（刘爚）出入其门切磨讲贯者数十年。视他从游之士为最久，而所造独深，其学粹然一出于正。”①刘爚在道德伦理学方面充实了朱子学，提出移孝为忠，并把朱子学看成是“事父则孝事君则忠”的观点。②刘爚在传播朱子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刘爚的学术事功，宋史本传有综合的论述，其曰：与弟韬仲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所著有《奏议》、《史稿》、《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云庄外稿》。③
“乞罢伪学之诏”，朝廷从其请，从此为朱熹等朱子学学者恢复了名誉。
刘爚的著述除了上引《宋史》本传所列外，主要还有《易经说》、《四书集成》、《遗录》、《云庄文集》等。
四 李方子
李方子（1169—1226年），字公晦，号果斋，邵武军光泽县人。父李正己，为其长子。李方子为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历官泉州观察推官，国子监学录等。罢官后，回故乡创办云岩书院，著书讲学。
《宋史》本传谓，“少博学能文，为人端谨纯笃。初见朱熹，语曰：‘观公为人，自是寡过。但宽大中要规矩，和缓中要果决。’遂以‘果’名斋。长游太学，学官李道传，折官位辈行，具剌就谒。嘉定七年廷对，擢第三。调泉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守，以师友礼之，郡政大小咸资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满，必先通书庙堂，乃除。方子曰：‘以书通，是求也。’时丞相弥远闻之，怒逾年始除国子录。无何，将选入宫僚，而方子不少贬以求合。或告弥远曰：‘此真德秀党也。’使台臣劾罢之。方子既归，学者毕集。”④
查《朱子语类》，有甘节录“李公晦问”条；林恪录“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在场者有李方子、洪庆、从周等人。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董拱寿与李方子同录“百行万善”和“学者须是求仁”两条。董拱寿又录“因论佛”条中有李方子的议论。“因论佛，曰：‘老子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公晦曰：‘曾闻先生说，庄子说得更广阔似佛，后若有人推演出来，其为害更大在！’”①以上均可作为李方子于绍熙四至五年间在建阳向朱熹学习之明证。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赴长沙任，李方子曾至那里从学。《语类》载其所录“须是静”条下云：“谓亚夫曰：公既归，可且潜心数年。”宁宗庆元六年（1197年），李方子到建阳问学。《语类》有辅广录“公晦问‘无声无臭’，条；有李方子录“汉卿（辅广）问‘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条；有李方子、辅广各录“吕与叔谓养气”。这说明李方子与辅广同学于朱熹。②
李方子和朱熹极为密切，以所闻录朱熹训语200多条，朱熹对其评价甚高。清初黄宗羲在讲到李方子时说：人性端谨纯笃。“居家竟日危坐，未尝倾侧。对宾客一语不妄发。……（李方子）曰：吾于学问虽未周尽，然幸于大本有见处。此心常觉泰然，不为物欲所渍尔。”③李方子强调致知力行，他是一位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的学者。
李方子对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撰《紫阳年谱》3卷。南宋魏了翁为之作《朱文公先生年谱序》，其中有曰：
吾友李公晦方子尝辑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为之锓木，以寿其传。高安之弟天成属予识其卷首。呜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后，虽不及事先生，而与公晦及辅汉卿广，昔者尝共学焉，故不敢以固陋。④
李方子的《紫阳年谱》虽早已失传，但它是最早的朱熹年谱，后来出现的几十种朱熹年谱大都沿袭李谱之体例。
李方子的著述主要有《禹贡解》、《紫阳年谱》、《集晦庵先生事实》、《清源文集》、《道统论》、《理性篇》、《小学诸儒总》、《传道精语》等，还为《资治通鉴》撰写后序。
五 陈淳
陈淳（1153—1217年），字安卿，号北溪，漳州龙溪县人。少从林宗臣学。陈淳一生未应科举；晚年授予泉州安溪主簿，未上任而卒，此外一生未曾做官。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庙。
据宋史本传所载，陈淳少习举子业。林宗臣见而奇之，授以《近思录》。他退而读之，遂尽弃其业。及朱熹来守其乡，陈淳请受教，朱熹数语人，以南来吾道喜得陈淳。朱熹对其曰：“凡阅义理，必穷其原，如为人父何故止于慈，为人子何故止于孝，其他可类推也。”门人有疑问不合者，则称陈淳善问。后10年，陈淳复往见朱熹，陈其所得，时朱熹已寝疾，语之曰：“如公所学，已见本原，所阙者下学之功尔。”自是所闻皆要切语；凡三月而熹卒。①陈淳从朱熹学主要有两个时期：光宗绍熙元年（1131年）在漳州、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在考亭。据《语类》记载：
先生庚戌四月至临漳。淳罢省试归，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先生以丧嫡子，丐祠甚坚。……四月，主管鸿庆宫，加秘阁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送至同安县东之沈井铺而别，实五月二日也。先生在临漳，首尾仅及一期（年）。……淳冬至以书及自警诗为贽见。翌日入郡斋，问功夫大要。②
所记均为绍熙元年（1190年）冬陈淳初见朱熹时的情景。又据《语类》记载：
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撞着这事，以理断定，便小心尽力做到尾去。两三番后，此心磨刮出来，便渐渐坚定。虽有大底，不见其为大；难底，不见其为难；至硗确至劳苦处，不见其为硗确劳苦；横逆境界，不见其憾恨底竟……见面前只是理。”③此则为10年后，即庆元五年在考亭沧洲精舍再次见朱熹的情景。《语类》沈侗录“廖子晦、李唐卿、陈安卿共论三子言志”。①朱熹在《答蔡仲默》第三书中曰：“漳州陈安卿在此，其学甚进。”②《朱子文集》中还多次与其他门人谈及陈淳，对其赞赏备至。如《答杨至之》第一书中曰：“陈淳者书来甚进，异日未可量也。”《答李尧卿》书中曰：“安卿书来，看得道理尽密，此间诸生亦未有者。”《答杨仲思》书曰：“漳州陈安卿来，甚长进，不易得也。”③对此，陈淳在《竹林精舍后序》中曰：
某自辛亥（1191年）夏送别先生于沈井之后，以水菽之不及，岁岁为训童牵绊，未能一走建阳，再谒函文，而先屡以书来召，至己未（1199年）始克与妻父同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见于书楼之阁内，甚觉体貌大减。曩日脚力已阻于步履，而精神声音则如故也。晚过竹林精舍止宿，与宜春胡叔器（安之）、临川黄毅然（义刚）会。④
上述陈淳两次从学朱熹，第一次在漳州，朱熹教以“上达”之理。10年后，第二次求见，朱熹病危，教以“下学”之功。这样，他从朱熹那里学到了下学而上达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掌握了朱熹思想的要领。
在朱熹门人中，陈淳在维护师说、传播朱子学方面最为有力。他抨击陆九渊、陈亮等，目的在卫护师门。但是，其尊师太过，门户之见太深。他在阐述师说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格物之知，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在朱熹门人中，陈淳被认为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⑤
陈淳学术醇正，造诣精深。他对于朱子学的最大贡献是谨守朱子家法，撰成解释理学名词概念的名著《四书性理字义》。他对太极本身的论述，比朱熹有所前进，带有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他说：
太极只是理。理本圆，故太极之体浑沦。以理言，则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极无所不极其至；自万古之前，与万古之后，无端无始，此浑沦太极之全体也。⑥
陈淳把太极当作一物。所谓浑沦，即像云雾一样，犹张载谓气聚散于太虚。陈淳认为，理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仁。人能事事按天理，“纯是天理便是仁”。他还把心视为一物，并谓“理与气方成个心”。①陈淳使朱熹的学说更加精密细致，特别是在理气、心性方面发展了朱子学。
陈淳的著作除了《四书性理字义》外，还有《语孟大学中庸口义》、《字义详讲》、《礼诗》、《女学》等。
六 李燔
李燔（生卒不详），字敬子，号弘斋，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县）人。历任白鹿书院堂长、江西运幹、潭州通判、直秘阁主管等，卒赠直文华阁，谥文定。
对于李燔与朱熹的学术关系，《宋史》本传曰：
绍熙元年进士，授岳州（按今湖南岳阳）教授，未上。往建阳从朱熹学，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且曰：“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艺。不因时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则文武兼焉。”即武学诸生文振而识高者，拔之，辟射圃令其习射；廪老将之长于艺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归。改襄阳府（按今湖北）教授。复往见熹。熹嘉之。凡诸生未达者，先令访燔；俟有所发，乃从熹折衷。诸生畏服。熹谓人曰：“燔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谅卜实，处世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殁，学禁严。燔率同门往会葬，视封空不少怵。及诏访遗逸，九江（按今江西）守以燔荐，召赴都堂审查，辞。再召，再辞。郡守请为白鹿书院堂长。学者之集。讲学之盛，他郡无与比。……绍定五年，帝论及当时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传以燔对。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经术行义亚黄榦。当今海内一人而已。”……与黄榦并黄李。②
上引文主要讲了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李燔初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的初期。朱熹于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知漳州府，次年五月归建阳，李燔初学于朱熹当在此时。朱熹在《答周舜弼》第六书中谓，“敬子远来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与切磋，更令精细平稳乃佳耳。”③《语类》有李方子录“李敬子说先生教人读书”的方法，曰：既识得了，须更读百十遍，使与自家相乳入，便说得也响。今学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会有益！①
这话是李燔在建阳考亭听朱熹教导的。这是李燔首次从学于朱熹。
二是李燔再次受学于朱熹，是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沧洲精舍后。李燔此次从学，《文集》中颇多记载。例如，朱熹《答杨伯起》第三书中曰：“李敬子得襄阳教官，见在此相聚，或传其阙已到，未知然否。”②《答黄直卿》第五三书中曰：“南康李敬子与一胡君同来，见在书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细密。”③《答叶味道》第四书中曰：“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坚苦，不易得。”据《朱子语录姓氏》，湖泳即上文所言“胡君”，从学朱熹在戊午，即庆元四年（1198年），此亦是李燔第二次从学的时间，地点在考亭沧洲精舍。李燔此次从学，一直延续至庆元五年（1199年）。《答辅汉卿》第五书中曰：“年满七十，礼合休致，又以罪戾。……精舍亦有朋友数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颇有讲说。”④《答黄直卿》第六十三书中曰：“伯崇已赴官鄱阳，留其季子在李敬子处。”⑤又曰：“伯崇之子见留精舍，随敬子作举业，亦淳谨朴实可喜也。”⑥《语类》中有沈侗录十一条关于李敬子问疑的条目，如“敬子谓‘性所发时’”，“敬子问自然之数”，“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敬子问‘旦昼不梏亡’”等。⑦
三是朱熹逝世后，李燔不为“伪学禁”所左右，“率同门往会葬”，即往建阳会葬朱熹。⑧
上引《宋史》本传对李燔评价很高，认为其与黄榦不相上下，与之并称“黄李”。
七 辅广
辅广（生卒不详），字汉卿，别号潜庵，曾因创建传贻书院，学者称传贻先生，祖籍庆源（今属河北），后居嘉兴府崇德县（今属浙江）。著《语孟学庸答问》、《四书纂疏》、《六经集解》、《诗童子问》、《通鉴集义》、《潜庵日新录》、《师训编》等。卒赠朝奉郎。
对于辅广从学于朱熹，《宋元学案》有较详细地论说。其曰：
四试不第。始从吕成公（祖谦）游。已问学于朱文公（按1194年），留三月而后返。秋塘陈善有诗送之云：“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言其用志艰苦也。伪学禁严（按1197年），学徒多避去。先生不为动。文公曰：“当此时立得脚定者甚难。惟汉卿风力稍劲。”开禧（按1205—1207年）议和，嘉定（按1208—1224年）初，上政府书，反复于是非成败之际。政府不悦，奉祠而归。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称为传贻先生。①
“传贻”，意谓传之先儒、贻之后学为己任。因此，辅广匾其学室曰传贻。上引朱熹对辅广之学作了很高的评价。
辅广认识朱熹是在朱熹晚年。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首都临安任皇帝侍讲时，初次相识。《朱子语类》李祀录“汉卿问‘惟精惟一’”，其曰：
汉卿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须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彻头彻尾。惟其如此，故于应事接物之际，头头捉着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废。”②
这段话很深刻地解答了辅广的问难。对于辅广与朱熹的这段问答是在首都临安，朱熹在《答吕子约》第十九书中有所讲到。其曰：
风色欲动，精舍诸生，方幸各已散去。今日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临安相聚，见伯恭旧徒无及之者，说法尽有头绪，好商量，非得章诸人之比也。③
这里“向在临安相聚”，即谓俩人初识于临安（杭州）。这里又讲到辅广再次到建阳考察沧洲精舍向朱熹问学。这里开头几句，是指此时已是“庆元党禁”。对于别人已离去而“辅汉卿忽来，甚不易，渠能自拔”，朱熹又说：
辅汉卿、万正淳皆留此两月而后去，其他朋友数人亦将去矣。诸人
皆为外间浮论攻击，不敢自安而去，其实欲见害者，亦何必实有事迹与之相违，但引笔行墨数十行，便可使过岭矣，此亦何地可避耶？①到了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辅广又到建阳考亭拜见朱熹。当时，辅
广与陈淳、叶贺孙同时在那里。《语类》有叶贺孙录辅广的言论，其曰：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或谓汉卿多禅话。贺孙因云：“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之语。汉卿云，味道煞笃实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约书云：‘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本体。’此语侭好。”汉卿又问：“前年侍坐，所闻似与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发叹，以为只如此不觉老了。还当以前是就道理说；今就勋业上说？”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觉得无甚长进，于上面犹觉得隔一膜。”又云：“于上面但觉透得一半。”②
由此可见，辅广跟朱熹是直接讨论问题的。又如《语类》曰：
先生语汉卿：“有疑未决，可早较量。”答云：“眼前亦无所疑。且看做去有碍，方敢请问。”先生因云：“人说道顿段做工夫，亦难得顿段工夫。莫说道今日做未得，且待来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会得这些子，便有这些子工夫。若见处有积累，则见处自然贯通；若存养处有积累，则存养处自然透彻。”③
上引朱熹有肯定辅广的观点和修养工夫，说明辅广的论说、问难对朱熹是有启发作用的，辅广对朱子学是有贡献的。
八 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年），字实夫，改字景元、希元，号西山，今福建浦城人。真德秀自幼聪颖，《宋史》本传，谓其“四岁受书，过目成诵”。15岁而孤，由其寡母抚养教之。同乡儒者杨圭异其才，教其为学。④后来，受学于同郡朱熹门人詹体仁，得朱熹义理之学。举于乡，与魏了翁同登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不久又中博学宏词科。历任太学博士、学士院权直、军器少监、起居舍人、右文殿修撰、王府教授、礼部贡举、户部尚书，在地方曾任江东转运副使，泉州、福州、谭州知府。晚年改为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因病未能赴任。真德秀为官清濂正直，爱民勤政。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从祀孔庙。
真德秀在朝廷的一段时间里，正值奸臣史弥远擅政。他不与之同流合污，为政一遵其师詹体仁所讲的“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①他“立朝不满十载，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在地方，他教导百姓“尽力以务本，谨身以节用。与其怠惰而饥寒，何如勤俭而温饱；与其奢侈而穷困，何如勤俭而丰足。……莫贪浪游，莫看百戏，庶几田亩，辟陌谷丰，家给人足，风俗语近厚”。例如，他知泉州时，以发展生产为急务，重视用天之道，因地之利。因此，当时泉州的百姓“岁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麦有菽，斗惟百钱”。真德秀在任谭州知府时，他曾有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为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③真德秀为官常用“廉仁公勤”四字督察自己和属下。他提出“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④
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在“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朱子学为伪学，一些朱熹门人遭到迫害，有的怕牵连而离去；而真德秀却不为时论所动，慨然以朱子学为己任，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清人雷鈜说：
先生（按指真德秀）未得亲事朱子，与朱子门人游，明体达用莫之先焉。故曰：朱子之学私淑而得其宗者，先生也。⑤
清人全祖望谓，“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朱熹）”。⑥真德秀是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学者，他的学说是朱子学之正宗。真德秀未亲炙朱熹而私淑之，是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学术成就很高，清人张伯行谓，“得孔孟之心传，可以继文公后而成一代大儒。”⑦
真德秀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继承和发挥了朱熹的体用说。当今日本著名朱子学家冈田武彦在其《关于宋明儒学思想发展动向的一个考察》中说：
朱门再传真西山，重视朱子学的存养方面，形成具有接受容纳陆子的心学倾向。西山发扬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被尊为当时正学的大宗主。①
具体来说，真德秀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理不离器。例如，真德秀说：
一物一器，皆有形而下之象及形上之理也。如灯烛为器，其所以能照物，则理也。余可类推。②
他认为，“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入空疏之见”。他还发明朱熹居敬穷理的思想。“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③真西山墨守朱熹学说，从张载那里吸取一些有关气的观念，兼采一些陆九渊的心论，企图把它们糅合起来。
真德秀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其把朱熹思想传入韩国，其所编撰之《心经》，是由闽学至退溪学的桥梁，李退溪本人有反复的说明。此在下面朱子学传入韩国部分有所论述。
真德秀的著述，主要有《大学衍义》、《读书记》、《四书集编》、《心经》、《文章正宗》、《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等，结辑有《西山全集》。
九 魏了翁
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学者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历任知汉州、眉州、泸州等。在朝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吏部尚书等。卒谥文靖。著《九经要义》等，后人辑为《鹤山全集》。
魏了翁未亲自问学于朱熹，跟真德秀一样，自谓私淑朱熹，讲朱子学，行朱子学，发扬朱子学。他说：“近世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诸儒死，士各挟其所以溺于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在魏了翁看来，由于庆元党禁，朱子学未尊，学术不正，士子揣摩时尚，奔竞仕途，热衷于功名利禄，以至于士气道德败坏。他倡言转移风气，推尊朱子学，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在他们的大力倡言下，便出现“诸儒之书，家藏人诵”，扭转了社会学风。①
魏了翁与真德秀同庚同年（同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同为宁宗庆五年进士），同显仕于朝。而其学术观点也粗略相同。其所不同，《宋元学案》曰：
两人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众书者；西山则依傍门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②魏了翁学术路径，始习朱熹，而后寻研经书，有得于“心”，偏重于心学。
魏了翁发挥了朱子学的心学观点。他说：
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以主两仪，以命万物，不越诸此。……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神明者乎？抑天地神明不越乎此心也。③
在魏了翁看来，“心”量无限广大，能万化事物。此心之外没有什么“天地神明”。他又说：
人与天地一本也。天统元气以覆万物，地统元形以载万物，天地之广大，盖无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备万物之体，以成位乎两间，以主天地，以命万物，辟阖阴阳，范围造化，进退古今，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贵盖若是。④
这就是说，人与天地同生于“一本”，这一本即是“心”。人成位于天地之间，是天地万物一分子，不是普通的一分子，而是“至重至贵”的，因为人具有“主天地、命万物”的“心”。
魏了翁对朱熹所谓“苍苍者天”有所修正。他认为，世界的主宰不是苍天，而是义理所安的“心”。他说：
天非苍苍之谓也。陛下之心与亿兆人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⑤朱子学者大都劝君修德，讬命于天。而魏了翁则认为，苍天没有意志，修德做到心安于理即可。他强调，“心之神明，则天也。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天岂悄悄然与人商较是非也？”⑥这就是说，人必须正心诚意以养心，以求义理之所安。
魏了翁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不是发挥心学，而是致力于转移学风，矫正士习，为理学辩诬，恢复朱子学的权威。他直斥“伪学之禁”。虽然庆元过后学禁松弛，而史弥远为相，对朱子学采取阳奉阴抑的方式，朱子学仍受压抑。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谥朱熹曰文。不仅如此，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上疏为周敦颐、二程赐爵定谥，指出至周、程出，圣学中兴，人“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因此，褒赠周、程，“开阐正学”，以示学者趣向。他说：
不有周、程诸子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①
在魏了翁看来，只有发扬周、程之说，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学风；放开学禁，朱子学才能发扬光大。
上面简略地论述了朱熹门人对朱子学创立的贡献。对此，清人蓝鼎元有段综合的说明。他在其《道学源流》中说：
朱子门人，以蔡西山、九峰父子及黄勉斋、陈北溪为最。季通……所著《律吕新书》，发千古之蒙昧。三子惟仲默闻道最早，文公以《书传》嘱之；《洪范》之数久失其传，季通未及著论，曰：“成吾书者，沈也。”仲默阐发幽微，不愧父师之托。《书传》已立学宫。《洪范皇极》秩然有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之妙，非浅学所能窥测也。勉斋明睿端庄，造诣纯笃，朱子所望以传道，而勉斋卒能得其传。北溪发明正学，力排异端，《道统》、《学统》诸篇，似道似学之辨，《字义详讲》、《四书口义》诸书，深切著明。朱子谓“南来吾道得一安卿”，非阿好也。他如廖子晦之学有根据，刘子澄之切己力行，郑子上之议论精密，方宾王之亲切有序，李果斋之大本有见，李敬子之直谅朴实，陈才卿之肃然自乐，陈子融之志趣操守，辅汉卿之不为俗学声利所移，晏亚夫之进学意气，余正叔之见道稳实。皆一时高明之士，史迁所谓附骥尾而行益显者乎！西山真子私淑紫阳，当韩侂胄指斥伪学，禁锢善类之余，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而正道复明于世，所著《大学衍义》，有功于天下后世甚伟。临邛魏鹤山亦毅然自奋于推废之后，立朝惓惓，以周程张朱诸君子易名，为请尊其统，而接其传。其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①
蓝鼎元这里概括的几个主要朱熹门人的不同思想特点，都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蓝鼎元是清代有代表性的朱子学家，其朱子学思想后文有专节论述。
附 朱熹门人一览表（514人）
对朱熹门人的研究，已成为朱子学的一个重大课题。知名学者杨金鑫有综合说明，抄在下面，以窥全貌。其曰：
朱熹于乾道诸儒中，其年最寿，讲学独久，门人极多。他的门人究竟有多少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为朱熹门人方伯谟（名士繇，一字伯休，福建莆田人）撰写的《墓志铭》云：“朱公之徒数千百人。”（《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其中以蔡元定（字季通）、蔡沉（字仲默）、黄榦（字直卿）、陈淳（字安卿）四人为其门人的代表。其门人之众，实为孔子以后所罕见。宋黎靖德编辑的《朱子语类》序中罗列《语类》的记录者九十七人。明代戴铣所编《朱子纪实》卷八“朱子门人”，列朱熹门人中号称高弟而有著作者六十八人，录有问答后见称许者七十一人，姓字爵邑仅存者一百八十人。明代宋端仪著《考亭渊源》卷六以下皆朱熹门人。清代朱彝尊著《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三至二百八十五，表列朱熹传易、传诗、授礼弟子，举其姓名、职衔、里籍。清代张伯行改订明代朱衡（1512—1584年）之《道南源委》卷三卷四包括朱熹门人若干，又附朱熹门人无事实可考者共十九人，均限于福建。清代万斯同辑之《儒林宗派》，其中第九卷朱子学派，系朱熹建安派和建阳派数代传授表，第十卷表列“朱子门人”，包括各地区四百零七人。明清之际黄宗羲编纂的《宋元学案》全宋八十个学案，晦庵学案占了十七个，《晦庵学案》末附有晦庵门人表。清代王梓材、冯云濠合编的《宋元学案补遗》，在这个基础上，增补了朱熹门人若干人。在国外，研究朱熹门人的著作也逐渐增多。据美国陈荣捷教授介绍，较早的有朝鲜李滉（称号退溪，1501—1570年）著《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九卷，其中卷一至卷八为朱门诸子。近年来，日本田中谦二著《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1973年第44期第147至128页，1975年第48期第261至357页），考定了弟子师事朱熹的次数与年期。陈荣捷著《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3月版）广采《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宋史》、《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万姓统谱》、《经义考》、《道南源委》、《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朱子年谱》等材料，将朱熹门人的姓名、里籍、官职、事迹等详为列出，是当前研究朱熹门人最为详细的著作。拙作《朱熹与岳麓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六章，根据朱熹后裔第十六代孙朱玉编撰的《朱熹及门姓氏》（雍正八年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三）的记载，将有姓氏居里可考之及门受业者四百四十二人，一一列出。其中福建一百八十四人，江南三十三人，浙江六十三人，江西七十六人，湖广十二人，河南四人，四川五人。此外，居里未详者六十六人。朱熹称为老友不在弟子之列者一人（建阳蔡元定），私淑之徒者一人（浦城真德秀），受教未及门者九人（建阳熊克、熊节、熊刚大、宋慈、游九功、叶采、蔡谟、刘应李、熊禾），叛徒二人（遂昌胡纮、晋江傅伯寿）。朱熹门人来自福建的最多，次则江西、浙江、江南、湖广、四川、河南，可以说当时他的门人遍布全国。①
这里参考有关朱熹门人诸家之说，主要据上引杨金鑫讲到的尊师陈荣捷最有权威之著作《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所述朱熹门人，列表于下。
（十一）有名而籍贯不可考者（112人）①
子 升 方伯起 子毅父 王子充 王子周 王壬 王景仁 朱季绎 江畴（字彝叟） 何巨源（字进之） 余正父（亦作正甫） 吴仁父 吴伯英 吴伯游 吴知先 吴 南（字宜之） 吴崇（字直翁） 李仲实 李伯诚 李叔文 李约之 李埜 李维申
李梦先 李德之 汪正甫 汪季良 辛适正 周庄仲 周椿（字伯寿） 周颐（字龟父）
周朴（字纯仁） 林士谦 林子渊 林仲参 林性之 林恭甫 林振（字子玉） 林揆
（字一之） 林赐（字闻一） 季容甫 邵汉臣 俞洁巳（字季清） 南城熊 姜大中（字叔
叔） 唐总卿 徐子颜 徐元震 徐孟宝 徐彦章 袁子节 马节之 张仁叟 张以道
梁谦 许进之 连嵩卿 郭逍遥 陈子安 陈公直 陈日善 陈仲卿 陈希周
陈希真 陈栞（字自修） 陈厚之 陈寅仲 陈寅伯 陈华（字仲蔚） 陈萃（字仲亨） 陈
敬之 陈梦良（字与叔） 陶安国 陆伯振 陆濬 舒高 贺善 冯德英 黄子
功 黄有开 黄景申（字嵩老） 詹淳 詹观（字尚宾） 廖晋卿 赵唐卿 赵唯夫 刘
成道（字择之） 刘定夫 刘居之（字宽夫） 刘栋 刘源 鲁可几 德先 蒋元进
蒋明之 蒋端夫 郑大锡 郑仲履 郑光弼（字子直） 邓子礼 肖景昭 肖增光 谢教 戴明伯 戴智老 戴迈 魏丙 谭兄 苏宣久 苏实 饶克明 龚粟
附注
①《正谊堂文集·续集》卷五《答冉永光检讨》。
②［清］蓝鼎元：《鹿洲全集·初集》卷六《送谢古梅太史还闽序》。本书所引该书均见蒋炳钊、王钿点校本，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本节部分人物的论述参考了友人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宋元学案》卷六七《九峰学案》。
⑤参见《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宋］李心传：《道命录》。
⑥《朱子文集》卷八三。
⑦《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宋］刘爚：《西山先生蔡公墓志铭》，道光《建阳县志》卷一七。
①《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
②《朱子文集》卷七五。
③《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二》。
④《朱子文集》卷三九。
⑤《朱子文集》卷四三《答林择之四》。
⑥《朱子文集》卷六。
⑦《朱子文集》卷四四。
①《朱子文集》卷五九。
②《朱子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一一七》。
③《朱子文集》卷七六《律吕新书序》。
④《朱子文集·续集》卷八。
⑤《朱子语类》卷二〇、二五。
⑥《朱子语类》卷一〇七《丙辰后》。
⑦《宋史》卷四三四。
⑧《宋元学案》卷六二《晦翁学案》。
①《皇极经世指要》卷一。
②《西山集·答江功书》。
③转引自《蔡氏九儒书》卷首翁易：《蔡氏诸儒行实》。
④《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传附蔡沉传》。
①《真文忠文集》卷四二。
②《朱子语类》卷二《天地下》、卷三一《子曰回也章》、卷三四《子谓颜渊曰章》、卷六一《口之于味也章》、卷六七《论后世易象》、卷七八《舜典》、卷七九《吕刑》、卷七五《上系下》。
③［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下。
①《宋史》卷四三〇《黄榦传》。
②《朱子文集》卷六四《答刘公度七》。
③《勉斋集》卷三六。
①《朱子文集》卷三四。
②《朱子文集》卷三五。
③《朱子文集》卷七九。
④《朱子文集·续集》卷一。
⑤《朱子文集》卷六四。
⑥《朱子文集》卷五O。
⑦《朱子语类》卷八四《论修礼书》。
①以上依次见《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卷二〇《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卷二二《父在观其志章》《贫而无谄章》、卷一〇七《杂记言行》。
②《勉斋集》卷七。
③《宋元学案》卷六三《黄榦学案》。
①《勉斋集》卷七《中庸总序说》。
②建阳《潭溪书院黄氏宗谱》。
③《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
④《朱子文集》卷三三。
⑤《云庄集·云庄年谱》。
①《宋元学案》卷六九《云庄学案》。
②《四书集成》。
③《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
④《宋史》卷四三〇《李方子传》。
①《朱子语类》卷二五《褅自既灌而往者章》、卷三七《知者不惑章》、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卷一二六《释氏》。
②《朱子语类》卷一一六《训门人四》、卷一一六《训门人四》、卷六四《中庸三·第三十三章》、卷七一《复》、卷七九《程子之书三》、
③《宋元学案》卷六九《云庄学案》。
④［明］戴铣：《朱子实纪》卷首。
①《宋史》卷四三〇《陈淳传》。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漳州》、卷一一七《训门人五》。
③《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训门人五》。
①《朱子语类》卷四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②《朱子文集·续集》卷三。
③《朱子文集》卷五五、《答杨至之一》、卷五七《答李尧卿一》、卷五八《答杨仲思一》。
④《北溪全集卷一〇》《竹林精舍语录》。
⑤《宋元学案》卷六八《北溪学案》。
⑥《北溪全集》卷九《北溪语录》。
①《北溪全集》卷三《论孟学庸口义》、卷一〇《竹林精舍语录》。
②《宋史》卷四三〇《李燔传》。
③《朱子文集》卷五〇《答周舜弼六》。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读书法上》。
②《朱子文集·别集》卷六。
③《朱子文集·续集》卷一。
④以上见《朱子文集》卷八。
⑤《朱子文集》卷六八。
⑥《朱子文集·别集》卷六。
⑦《朱子语类》卷四、一六、五九。
⑧参见［明］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三。
①《宋元学案》卷六四《潜庵学案》。
②《朱子语类》卷七八《大禹谟》。
③《朱子文集》卷四八。
①《朱子文集》卷二五《答黄直卿二五》。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自论为学工夫》。
③《朱子语类》卷一一三《训门人一》。
④《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①嘉靖《建宁府志》卷二五。
②《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③以上见《真西山全集》卷四〇。
④《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⑤《真西山读书记序》。
⑥《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
⑦《西山文钞序》。
①《哲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30页。
②《真西山全集》卷三〇。
③《真西山全集》卷三〇。
①《鹤山全集》卷四三《道州宁远县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记》、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②《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
③《鹤山全集》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之谓天》。
④《鹤山全集》卷一五《论人心不能与天地相似者五》。
⑤《鹤山全集》卷一六《论人主之心义理所安是谓之天》。
⑥《鹤山全集》卷六五《跋师厚卿致仕十诗》。
①《鹤山全集》卷五《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①《鹿洲全集·棉阳学准》卷五。
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闽学通讯》第13期，1989年3月，第7页。
①此名单据刘树勋主编：《闽学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9〜5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