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儒家的代表者，其地位仅次于前期的孔子。朱熹之理学思想历代学者大都认为是集大成，几乎成了定论。但是，“集大成”的含义，学者们或谓“集诸儒之大成”、“集圣贤之大成”、“集濂洛关之大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等，看法并不一致。笔者综合诸家之说，对其“集大成”试作如下论述。
  （一）朱熹以孔、孟思想为主干，兼取佛、道，广泛综合诸种思想，同时也吸取大量自然科学的成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臻至完备和成熟。
  朱熹的哲学是以天理为中心和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天理是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朱熹以理（太极）生气（阴阳为气，五行为气之质）、气生万物（理气合一）的逻辑结构来展示理产生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事的过程。天理体现在社会伦理中就是仁义礼智，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礼乐刑政。朱熹通过把天理的伦理化，使其日益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行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朱熹以一理万殊、万殊一理的理一分殊论，试图解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用“化育流行”的言论来说明天地之间一切品类的活动，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其中无一不体现着天理的作用。
  在朱熹的现实的政治理论中，他根据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家齐于上而教化于下，即通过大学的教育把仁义礼智和孝悌慈修之于身，齐之于家，成为实践道德伦理的样板，然后去御众理而治国家。朱熹还提出了以德治为主的德治和法治不可偏废的主张。朱熹又提出“学以明伦”的教育原则，“下学”而“上达”，即下学人事以明人伦，从而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就可上达对天理的体认，因为天理本来就体现在人伦之中。
  （二）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并精加“集注”，成为封建王朝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标准典籍。明邱锡在《重修武夷书院记》中说：
  若吾夫子于群贤之经，则策定之，赞述之，而集群圣之大成也。文公于诸儒之书，则去取之，考证之，而集诸儒之大成了。①
  朱熹对“诸儒之书去取考证”，“策定”“四书”，以“四书”为骨干，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朱熹之前，《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权威，汉代学者以治“五经”为经学，唐时钦定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科书。朱熹虽然亦对“五经”中之《诗》、《书》、《礼》、《易》作过注，但其观点与其前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怀疑以至推翻数百年中建立起来的“五经”之权威：《诗》之《序》非原作，《诗》中有二十四篇为纯讲男女性爱的；古文《尚书》为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文字；《礼记》是秦汉后诸儒用以解释《仪礼》之书；《易》是卜筮之书，非哲理之作；《春秋》三传皆无可取。他对“五经”之外其他经典亦多所怀疑。朱熹把原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极为重要地位的“五经”的权威动摇了。
  朱熹用“四书”代替“五经”之权威。《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代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于34岁时撰成《论语要义》，10年后又撰《论语正义》，之后又撰《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在61岁时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撰《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朱熹在临死前三日还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到了孝宗淳熙元年（1190年），朱熹六十一岁，便刊行《四书集注》，遂成儒家经典之定本。朱熹经过反复研究，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因为，《论语》、《孟子》直接记述了孔孟的言行，而“五经”则只是关于孔、孟的间接资料。朱熹说：
  《大学》、《中庸》、《论》、《孟》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②
  朱熹把“四书”看成是儒学的百科全书，认为“四书”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各个方面。他认为：
  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书只是明德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实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①
  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体，形成为儒家的完整理论体系。朱熹通过注释“四书”，充分地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哲学体系的间架，形成为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通过《四书集注》集儒家学说之大成。
  （三）儒家道统传授系列之确立和其内涵之完善。道统原是唐人韩愈提出来的，认为一脉相承的道统由尧、舜、禹、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认为，中断的“道统由愈而粗传”。②朱熹抛开韩愈，认为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直接继承到孟轲中断了的道统。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谓，“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
  朱熹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第一次使用“道统”概念时，曾引述了《书经·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认为它是道统的内涵，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③
  以他所理解的道统内涵为标准，选择周、程、张为道统传授之主要脉络，而把汉、唐以来诸儒排斥在道统之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汉、唐以来诸儒对儒学没有贡献。汉人董仲舒是用阴阳家的思想解释孔、孟之道；唐人韩愈是用道统来对抗佛家的法统，没有哲理；北宋邵雍的象数过于道家气味，以至南宋朱熹的先师和老师杨时、罗从彦、李侗、刘勉之、刘子翚等，其哲学论为方法论，他们所谓一脉相传的“指诀”只是于静中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所有这些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学都未有多少阐发，因而很难把他们容纳于从孔、孟直至朱熹这个道统系列之中。
  在儒家道统中，朱熹特别尊崇程颢、程颐。二程在理学上有特殊贡献，在道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当然的。朱熹列周敦颐于其间，是因为其传《太极图说》、《通书》于二程，即周敦颐把自己所继承的孔孟之道传给二程。此外，张载在理学上的贡献是其对“气”的阐发，“气”被朱熹吸取为由理产生世界万物的中间环节。总之，在朱熹哲学中，其主要范畴太极、理、气、性、心等，是通过周、程、张等而渊源于孔孟的。可见朱熹的理学思想，从道统论上来讲亦属集大成。
  （四）朱熹的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明人邱锡在《重修武夷书院记》中说：
  （文公）集诸儒之大成者也。夫夫子以前之群圣，行斯道于当时，而夫子则述之于后世者也；文公以前之诸儒，亦明斯道于当时，而文公则传之后世者也。斯道之明也，犹斯道之行也，非有功于人，而实有功于天下也。①
  邱锡所谓“斯道之明”，即指朱熹的学说更全面和更完整，超越时空，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都是适用的。因而对统治者治国平天下更具有实际意义，即所谓“斯道之行”，“实有功于天下”。
  正因为如此，朱熹的理学思想，从南宋末年以来七八百年中，始终是国家的官方哲学，是不可动摇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朱熹的学说由太极而理气、阴阳，至于中正仁义、修齐治平，体用兼顾，完整齐全，实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总汇，所以谓其为“集大成”。

①乾隆《武夷山志》卷一。 ②《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纲领》。 ①《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纲领》。 ②《韩昌黎全集》卷一一《原道》、《原性》。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力行》。 ①乾隆《武夷山志》卷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