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祖籍在今江西婺源，生老、求学、讲论、从政等活动主要在今福建。朱熹有50多年的时间在闽北建阳、崇安等之武夷山一带。
  著名的学者蔡尚思说，他“研究了中国自然美的山水已达200多个，认为武夷山超过了徐霞客最赞美的黄山，因为黄山山奇而不如武夷山的山水俱奇；而九寨沟则水奇而山不奇；桂林江水可游而小山不可登，也比不上武夷山既可登高又可乘筏；庐山的水在山之外，也不如武夷山的水在山之中。武夷山的山水俱佳，在国内外都是难比的。所以，我有小诗一首：朱熹是先贤，武夷为名山；人地两相配，唯有此间全。”③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④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想武夷山水的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仁智堂》中曰：“我惭仁知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智仁与山水、古今与千里，自然、社会的时空都表达出来了，心胸至为阔展。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并序》中描绘其武夷精舍附近的山水时说：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戴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经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坨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顾瞻，错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冈长阜，苍藤茂木，按衍迤靡，胶葛蒙翳，使人心目旷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若夫晦明昏旦之异候，风烟草木之殊态，以至于人物之相羊，猿鸟之吟啸，则有一日之间，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①
  宋代学者喜欢在山青水秀中讲论。清董天工有反复地说明，认为武夷山“在赵宋之世，恒为巨儒所托足，龟山、屏山、晦庵、九峰，一时讲学之盛，不下鹿洞、鹅湖，则又不仅玉女、晴川、仙坛、佛地，为足供竹杖、蓝舆流连而吟赏”。他们由政治漩涡和社会生活的急流中溢出，隐居山脚水浒，下学上达，用天理审视世间，以天人合一、理一分殊作结。董天工还赋诗曰：“五曲层峦毓秀深，紫阳书院树云林。茫茫千古谁绍统，全寄先生一寸心！”②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一则是讲学。跟朱熹讲论的师友，最早是刘子翚（屏山）。现在，武夷山水帘洞有清初地方官为保护“屏山与朱熹讲习武夷”遗址布告摩崖石刻。后来，朱熹自辟精舍，令诸从游者诵习其中，亦惟是山闲静，远避世纷，可以专意肆力于身心学问之中，非必耽玩溪山之胜。朱熹自谓“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③最知名者有，时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为朱熹挚友，两人在武夷山讲论最久，还在建阳云谷寒泉精舍合编《近思录》；辛弃疾，曾三次主管武夷山冲祐观，任福建按抚使时与朱熹交，在武夷山与之讲论。此外，何镐、项平父、袁枢、刘子翔、刘珙等，在武夷山与朱熹讨论心性、格物、《易》等问题。据考证，朱熹在武夷山的门人有200多。朱熹与之挟书而詠，这其中有辅广、黄榦、何叔京、蔡元定、蔡沉等。
  朱熹在武夷山的“一寸心”再则是撰写论著。反映朱熹成熟思想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他在武夷山一带撰写的。例如，确立朱熹理先气后、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观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均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与陆九渊兄弟与陈亮辩论尊德性道问学、王霸义利等的书函（淳熙十一至十六年，1184—1189年）；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厘定《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义》等，确立了他关于太极、理一分殊的观点。朱熹于武夷精舍笺《诗》、《易》以迄《四书》、《家礼》，而予于诸经解，亦尝补遗论定，还有《楚辞集注》、《通鉴纲目》，以及数百篇书函、序跋、诗赋等，呈现出朱熹各个方面的思想。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状况给朱熹的讲论提供了条件，使其把儒学推进至更高的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①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儒、释、道三教。西汉时定儒家为一尊。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当时又产生道教。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在与佛教论争中成为强大的宗教派别。北宋以前，儒、释、道在北方都很盛行，北方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到了北宋末年，随着北方金人势力的发展壮大，以致北宋灭亡，中国文化岌岌可危。因为代替北宋的金朝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唯一的出路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方往南方转移。南宋的首都是临安，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是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中国文化的诸形态儒、释、道也必然由北方向南方这个地区转移。北宋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②
  道教自唐初至北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跟佛教的论争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先后形成太一道、真大道教、全真道等派别，因为他们都在北方，称为北方教派。因此，中国道教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基于上面讲到的原因，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中国道教文化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重心。武夷山是道教名山，这是清人董天工在其名著《武夷山志》的序言中第一句就讲到的。早在五代十国之前蜀乾德年间（约923年），著名道士杜光庭撰写道书《洞天福地记》，创华夏道教“三十六洞天”的思想体系，列武夷山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敕令道士张君房编辑《大宋天宫宝藏》4556卷，武夷山之十六洞天名为“升真元化洞天”。因十六洞天呵护着十五洞天湖南玉笥山（屈原家乡归妹县名山，《楚辞》描绘的对象），武夷山有“玉笥屏”，以及“武夷洞天”、“升真元化之洞”等摩崖石刻多处。武夷山道教的主要神祗武夷君始于西汉，《史记·封禅书》、《汉书·效祀志》等正史中都有记载，宋朝大诗人陆游就谓“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①汉至清历朝皇帝多遣使设坛祭祀武夷君。唐玄宗敕封道教神祇，武夷君是其一，现遗存有其御赐“名山大川”刻于一曲水光石上，并颁令全山禁止樵采木石。两宋大都遣使至武夷山投送金龙玉简，祈求护国佑民。武夷山至今历代道士修炼成仙遗址和景点如换岩、云虚洞等多达数十处。庞大的武夷宫（冲祐观）历代皇帝任命主管者多达82位，其中有刘子翚、朱熹、吕祖谦、张栻、辛弃疾、陆游、叶适、魏了翁、黄榦等当时最知名的学者。如此重大的武夷山道教圣地，当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之际，到南宋自然就成为道教文化的重心。大约与朱熹同时稍后的闽籍道士白玉蟾，自号海琼子，师事道士薛道光，之后往来于罗浮、霍童、龙虎、天台、金华等道教名山，最后驻足于武夷山，著道书《上清集》、《武夷集》、《玉隆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玉蟾先生集》等。他以武夷山为基地，广泛传教。白玉蟾上承张百端的紫阳教派、钟离权吕洞宾的金丹教派，把北方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的道教神祗武夷君、皇太姥结合起来，成为道教南宗五祖，集道教南宗思想于己一身，成为道教的集大成者。陈致虚曰：“海蟾受学于纯阳而得紫阳，以传杏林、紫贤、泥丸、海琼，接踵者多。”②这里，海蟾即刘操，纯阳即吕洞宾，紫阳即张百端，杏林即石泰，紫贤即薛道光，泥丸即陈楠，海琼即白玉蟾。其排列秩序为：吕洞宾——刘操——张百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由此可见，以白玉蟾为代表的武夷山一带南方新道派是北宋道教文化的综合。据记载，武夷山有冲祐、升真、会真、天游、天壶、清微洞真、桃源、灵峰等道观，以及云龙、清真元元、苍屏、碧霄、石鼓、犹龙等道院，道教活动场所数十处，可见其盛。毫无疑问，南宋前期，武夷山一带是国家道教文化的重心。
  朱熹在武夷山喜欢读道书，与道士交往。其有诗曰：
  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起趁汗漫期，两袂天风飘。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来集，旷然心朗寥。棲息共云屋，追寻唤渔舠；一水屡萦回，千峰郁岧峣。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遗纷嚣。①
  从上引可以窥见，朱熹与武夷山道教之人之道至为密切。白玉蟾有《武夷精舍文公像赞》，其曰：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己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鸣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存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惚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悦耳。②
  道教的代表人物白玉蟾如此崇仰儒家的代表人物朱熹，很可以说明当时儒、道两教的密切关系。朱熹曾主管过武夷山道教名观冲祐观，与观之提点、名道士高文举为知己，为其所著《武夷山图集》撰写序文，经常住在观内之观妙堂内；晚年化名为“崆峒道士邹訢”，撰写《周易参同契考异》等。
  道包括道家和道教。朱熹论道，讲到其思想理论时，多指道家。朱熹排斥道家、道教甚烈，而取其合理者亦不少。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到唐宋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之一。隋唐中国化的佛教主要是禅宗南宗，其创始人慧能活动于粤、鄂，而后繁盛时的“五宗七家”则转移到闽、浙、赣、湘一带。“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闽籍僧人，还有闽籍僧人怀海把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创始适合于中国佛教特点的“百丈清规”。例如，唐朝闽之莆田人曹山本寂与其师洞山良价共创曹洞宗；唐朝闽之长溪（今霞浦）人沩山灵祐，与其徒仰山慧寂共创沩仰宗；唐朝建州（今建瓯，属武夷山地区）人大珠慧海，是慧能南岳怀让系名僧马祖道一的高徒，三传而有沩仰宗、临济宗。这时，禅宗五宗有三宗直接或间接的渊源于闽籍僧人。到了南宋，禅宗五宗多为临济、曹洞两宗子孙。而临济宗下的杨岐方会派的大慧宗杲是后来临济宗的最主要代表者之一。宗杲于南宋初年游闽，后移锡浙江径山，创径山派，此地域属武夷山地区。朱熹在给宗杲弟子道谦的书中说：
  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语，时时提撕。愿受一语，惊所不逮。①
  妙喜即宗杲。对于宗杲的开示，朱熹又说：
  如杲老说“不可说，不可思”之类。他说到那险处时，又却不说破，却又将虚处说起来。如某说克己，便是说外障；如他说，是说里障。他所以嫌某时，只缘是某捉着他紧处。别人不晓禅，便被他谩。某却晓得禅，所以被某看破了。②
  夫读书不求文意，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世俗
  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试取一观，则其来历见矣！③可见，朱熹曾细读《大慧语录》。此外，朱熹在其著述中反复提到宗杲。有人认为，朱熹之理义与仁义合一之说，乃受宗杲之启发。宗杲的弟子道谦传法于建宁府开善寺，与朱熹往来至为密切。道谦卒，朱熹祭文曰：
  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之间，但有瞻仰。丙寅（1146年）之秋，师来拱辰（岩名）。乃获从容，笑谈日亲。……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役行，不得安往。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④
  从朱熹与道谦的关系密切可以推知，两人的思想是互相影响的。综观朱熹著述，其所交往的僧徒还有瑞泉、胡僧、仰上人、志南上人、宗慧、宗归、端友、惟可、圆悟（肯庵）等。朱熹和他们一起吟诗、赏帖、论学等。朱熹曾谓，“多谢空门侣，能同物处情；肯来分半壑，聊尔度平生”。⑤
  此外，朱熹读佛经，查《语类》与《文集》所举者有：《四十二章经》、《大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金光明经》、《心经》、《维摩经》、《肇论》、《华严大旨》、《华严合论》、《景德传灯录》等共14种，并有概述之“佛经”、“佛书”、“佛经疏”、“藏经”、“释氏教典”、“禅家语录”等。种数之多，足以代表华严、天台、净土、三论、唯识、禅宗诸派。朱子所读佛书，必比其他理学家为多。有可证其确曾过目者，如曾谓《楞严经》前后只说咒；《法华经》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圆觉经》只有前两三卷好，后面便只是无说。⑥
  基于上述，到了隋唐时期，释、道至为盛行，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大都出入释、道，正如朱熹所说的，“某常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其害事”①。释、道有压倒中国主体文化意识儒家之势。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唐朝韩愈。他激烈排佛，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接着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提出新儒学（理学），基本上把儒家的道统恢复起来。他们分别创立的濂、洛、关等新儒学派别，随着金人灭宋又岌岌可危，道统又将中断。正是在这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归，三传而至朱熹，进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集濂、洛、关新儒学（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在闽、浙、赣之一武夷山一带形成为新的中国文化重心。
  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之学，建立起完整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把中国文化内圣成德之教推进至成熟形态。至于朱熹如何融合释、道，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哪些来源或启发于释、道，却难于论述。这是论及朱熹以儒学融合释、道不该回避的问题。在儒学家的言论思想中，有些词语、概念、范畴、命题、观点等与释、道之说同，难以说明谁源谁流。正如朱熹所说的，“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因此，需要提出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对于朱熹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除了那些明显地来源或启发于释、道之学外，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朱熹在把儒学与释、道之学比较优劣中，对释、道之学进行批判中，不自觉地、无形中就提高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有关观点的弱点之所在，以及把对方之合儒学的吸收过来，有的反其意而取之，从而充实丰富了自己。朱熹在与释、道之学的比较中，朱熹有个总的观点，或者说有个出发点。这就是他所反复讲到的：
  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②
  儒、释之分，只争虚实而已。如老氏亦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谓物、精，亦是虚。吾道虽有“寂然不动”，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③
  熹详老氏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二。周子（敦颐）之言有无，以有无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①朱熹认为，释氏把事理置于心外，心与事理分开为二，故其心虚无；而儒者则心与事理为一，心中有事理，故其实有。一般来说，朱熹谓“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②
  朱熹基于这种实虚、有无观，在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比较中，知己知彼，以彼启己，取彼补己，或者反其意而用之。
  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宋学思维方法问题。要想用儒学融合释、道之学，就必须对释、道进行研究，读其书明其义。朱熹说：
  今金溪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试将《楞严》、《圆觉》之类一观，亦可粗见大意。释氏之学，大抵谓若识得透，应千罪恶，即都无了。③这就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汉唐一千年左右，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华严、禅等宗派，仍是佛教；而朱熹等宋儒把佛学之合理部分吸收消化，成为儒学的组成部分，如吃营养强身一样。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形式。清人童能灵曰：
  朱子平生论禅学较之二程、张子尤悉切透，盖以其好早而又久且笃，能知其底蕴也。后世或疑诸大儒未尝深究禅理之妙，误矣！④
  后人有的把朱熹思想中的佛学印迹看成是信佛，却不知已与其在佛学中的意义根本不同。近年笔者撰写《游酢评传》，深知因其知禅而受到历代学者的冷落，当时胡五峰甚至说“定夫为程门罪人”。⑤此是个冤案。综观现存游酢所有著述，没有一句赞扬佛教禅学的，而批判佛教倒有不少，特别是他谓，“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需亲自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⑥游酢、朱熹等是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宋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确立者。
  综上所述，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释、道，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国家的新的文化重心。南宋大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⑦就是指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马易斋治闽，深领意会闽中理学之渊源，手书“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欲刻武夷山崖未果；后其子马应壁任职崇安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将其父“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摹刻于武夷山五曲溪南晚对峰壁，正对着游酢之水云寮和朱熹之武夷精舍。“道南理窟”遂成为游酢、杨时等“道南”和闽学兴盛以至南移至武夷山一带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象征。
  在南宋前期，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儒、释、道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他们的代表人物友好交往，其思想相互交融，因而武夷山有三教峰，并有三教庵、三教堂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塑像。武夷山有三教堂，在水帘洞正中，瀑布落其前，祀至圣孔子，以及老子、释迦。十分显然，武夷山是当时中国文化基本形态儒、释、道的荟萃之地。

③《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④《论语·雍也》。 ①《朱子文集》卷九。 ②以上见乾隆《武夷山志》卷四《棹歌》等。 ③《朱子文集》卷八七《祭何叔知县文》。 ①参见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域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九。 ①转引自吴邦才：《世界遗产武夷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②《金丹大要》卷一《致虚》。 ①《朱子文集》卷四《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赋诗得瑶字》。 ②转引自乾隆《武夷山志》卷二一。 ①转引自［明］岱宗心泰：《佛法金汤篇》卷一五。 ②《朱子语类》卷四一《论语二十三·颜渊篇上》。 ③《朱子文集》卷六〇《答许生（中应）》。 ④转引自［明］岱宗心泰：《佛法金汤篇》卷一五。 ⑤《朱子文集》卷七《寄云谷瑞泉院主》。 ⑥以上参见陈荣捷：《朱熹》，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266～267页。 ①《朱子语类》卷一三二《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下》。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四《陆氏》。 ①《朱子文集》卷三六《答陆子静六》。 ②《朱子语类》卷九五《程子之书一》。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四《陆氏》。 ④《朱子为学次第者考》卷一。 ⑤［明］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二六《豸山学案》。 ⑥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九《游察院》。 ⑦《南轩集》卷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