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早年无学不学，从多方面接受知识。朱熹自己回忆说：
某旧时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②
朱熹之所以博学，是从幼年时期就打好基础的。但是，朱熹早年学习的重点还是《论语》、《孟子》。他比较成熟的早期著作是《论语要义》、《论孟精义》等。这两本书撰成于其25岁左右。
朱熹在受学于李侗的数年中，李侗只叫他看圣贤言语，直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此后，他又进而全面研究了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大量著作，编辑和撰写了《二程遗书》、《＜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近思录》、《八朝名臣言行录》、《通鉴纲目》等。《通鉴纲目》是仿《春秋》体例，节选评论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资治通鉴》，朱熹在《答刘子澄》第五书中说：“义例益严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③朱熹通过研究理学家和历代其他学者的著作，再直接追溯研究原始孔孟儒家经典。朱熹对“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考证，辨伪存真，认为《诗序》非原作，其数十篇纯讲男女性爱；《古尚书》是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作品；《礼记》是秦汉后诸儒之作；《易》非讲哲理，多释卜辞；《春秋》三传皆讲历史。因此，“五经”不适宜于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起不了儒家内圣成德以文教化的大作用。汉代学者以“五经”为经学，唐时钦定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为教科书；北宋孙复、石介、胡安国治《春秋》，司马光、王安石、张载、程颐注《易》，王安石研究《诗》、《礼》等，皆成绩卓越。在朱熹之前，“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朱熹提出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朱熹经过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深刻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真谛，真正能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正宗文化思想。朱熹以毕生精力撰编《四书集注》，对历代注家进行取舍，重义理轻训话，超越了汉魏以来的对“四书”的所有注疏。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为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
朱熹门人及其后继者也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先秦儒家经典。例如，南宋末年黄榦的《论语通释》、《圣贤道统传授叙说》，蔡沉的《至书》、《尚书集传》，陈淳的《论孟学庸口义》、《中庸大学讲义》、《四书性理字义》，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大学衍义》，魏了翁的《鹤山全集》，等等，都是朱子学创立时期的重要朱子学著作，是朱子学学者研究儒家经典的主要成果。元代熊禾的《四书标题》、《周易集疏》、《春秋通义》，陈普的《孟子纂要》、《四书集解》，许衡的《鲁斋遗书》，刘因的《静修集》，吴澄的《草庐精语》；明代陈真晟的《正教正考会通》，蔡清的《四书蒙引》、《易经蒙引》、《考定大学传》，陈琛的《四书浅说》、《易经浅说》，张岳的《三礼经传》、《名儒文类》，林希元的《四书传疑》、《易经存疑》、《更定大学经传定本》，曹端的《四书详说》，薛瑄的《读书录》，吴与弼的《日录》；清代李光地的《周易通论》、《洪范新旧说》、《大学古本说》、《中庸余论》、《读论语札记》，蔡世远的《历代名臣传》，童能灵的《大学中庸说》、《周易剩义》，雷的《读书偶记》，孟超然的《孟氏八录》，陈庚焕的《五经补义》，刘存仁的《易学钩元》，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等等。这些历代朱子学著作，对朱子学的范畴和体系作了充实和补充，有的是朱熹等朱子学的创立者言而未详而详之，或为朱熹之后的新论说。
综上所述，清人黄宗羲在《晦翁学案》中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思想“综罗百代”①、“集诸儒之大成”②，实不愧矣！
某旧时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②
朱熹之所以博学，是从幼年时期就打好基础的。但是，朱熹早年学习的重点还是《论语》、《孟子》。他比较成熟的早期著作是《论语要义》、《论孟精义》等。这两本书撰成于其25岁左右。
朱熹在受学于李侗的数年中，李侗只叫他看圣贤言语，直接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此后，他又进而全面研究了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大量著作，编辑和撰写了《二程遗书》、《＜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近思录》、《八朝名臣言行录》、《通鉴纲目》等。《通鉴纲目》是仿《春秋》体例，节选评论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资治通鉴》，朱熹在《答刘子澄》第五书中说：“义例益严密，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③朱熹通过研究理学家和历代其他学者的著作，再直接追溯研究原始孔孟儒家经典。朱熹对“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考证，辨伪存真，认为《诗序》非原作，其数十篇纯讲男女性爱；《古尚书》是伪书，《书序》和孔安国注皆非汉代作品；《礼记》是秦汉后诸儒之作；《易》非讲哲理，多释卜辞；《春秋》三传皆讲历史。因此，“五经”不适宜于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起不了儒家内圣成德以文教化的大作用。汉代学者以“五经”为经学，唐时钦定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为教科书；北宋孙复、石介、胡安国治《春秋》，司马光、王安石、张载、程颐注《易》，王安石研究《诗》、《礼》等，皆成绩卓越。在朱熹之前，“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朱熹提出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朱熹经过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深刻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真谛，真正能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的正宗文化思想。朱熹以毕生精力撰编《四书集注》，对历代注家进行取舍，重义理轻训话，超越了汉魏以来的对“四书”的所有注疏。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为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
朱熹门人及其后继者也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先秦儒家经典。例如，南宋末年黄榦的《论语通释》、《圣贤道统传授叙说》，蔡沉的《至书》、《尚书集传》，陈淳的《论孟学庸口义》、《中庸大学讲义》、《四书性理字义》，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大学衍义》，魏了翁的《鹤山全集》，等等，都是朱子学创立时期的重要朱子学著作，是朱子学学者研究儒家经典的主要成果。元代熊禾的《四书标题》、《周易集疏》、《春秋通义》，陈普的《孟子纂要》、《四书集解》，许衡的《鲁斋遗书》，刘因的《静修集》，吴澄的《草庐精语》；明代陈真晟的《正教正考会通》，蔡清的《四书蒙引》、《易经蒙引》、《考定大学传》，陈琛的《四书浅说》、《易经浅说》，张岳的《三礼经传》、《名儒文类》，林希元的《四书传疑》、《易经存疑》、《更定大学经传定本》，曹端的《四书详说》，薛瑄的《读书录》，吴与弼的《日录》；清代李光地的《周易通论》、《洪范新旧说》、《大学古本说》、《中庸余论》、《读论语札记》，蔡世远的《历代名臣传》，童能灵的《大学中庸说》、《周易剩义》，雷的《读书偶记》，孟超然的《孟氏八录》，陈庚焕的《五经补义》，刘存仁的《易学钩元》，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等等。这些历代朱子学著作，对朱子学的范畴和体系作了充实和补充，有的是朱熹等朱子学的创立者言而未详而详之，或为朱熹之后的新论说。
综上所述，清人黄宗羲在《晦翁学案》中认为，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思想“综罗百代”①、“集诸儒之大成”②，实不愧矣！
附注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③《朱子文集》卷三五。
①《宋元学案》卷四八。
②乾隆《婺源县志》卷一，［宋］洪从龙：《宋咸淳己巳县志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