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奠定了北宋理学。周敦颐、程颐主理（太极），程颢主理与心合一，张载主气。闽学的创立者朱熹并未承受程颢、杨时一系，他的思想与周敦颐、程颐和张载之学有密切的关系。至朱熹乃始推尊周敦颐，奉为理学开山，确认周敦颐之学乃二程所自出。朱熹又极盛推张载。二程之于张载，固甚重其《西铭》。朱熹于易箦之前两天，为诸生说《太极图》、《西铭》。可见此两书朱熹奉以终身，其谆谆之意，大可想见。后人言北宋理学，必兼举周、张、二程，然此事论定，实由朱熹。朱熹于北宋理学，汇通周、张、二程三家，使之会归合一。后人称为濂、洛、关、闽，然朱熹之理学疆境，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称之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色。朱熹于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中，特尊周敦颐、程颐、张载，所谓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其中洛学主要是指程颐的思想。
朱熹早年受学于程颢、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到了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40岁，他在与蔡元定讨论学问时，忽然自疑其言，立即查阅程颐的著作，“未及数行，冻解冰释”。①这时才知道由李侗那里所承受的程颢、杨时一系的学脉乃是自误。他经过进一步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对周敦颐、程颐等人提出的理（太极）或天理的世界观，便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周敦颐、程颐的理学思想，上承儒家经典本旨，由《中庸》、《易传》讲论天道诚体，再回归于《论语》、《孟子》之论仁和心性，最后落脚于《大学》之论格物穷理致知。这是极为符合理性的说教。于是朱熹便抛弃了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相传的缺乏平时涵养的“默坐澄心”之教，而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从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提出已发、未发说，其后校定周敦颐《太极图》和其《图说》，至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的理学思想便臻至成熟。朱熹在《答吴晦叔》第四书中说：
夫易，变易也。兼指一动一静、已发未发而言之也。太极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极”，言即其动静阖辟，而皆有此理也。若以易字专指已发为言，是又以心为已发之说也。此固未当，程先生言之明矣。②
在朱熹看来，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心之未发，性体不动。心之已发，情用发动。朱熹于40岁，确立了此已发、未发说，主张存养为未发之前，省察为已发之际。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与善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此说渊源于程颐，亦只阐发李侗之体认未发气象说与张栻之察识端倪说。朱熹于撰成《中庸章句》时，主戒慎恐惧于未发，强调存天理之本然；系慎独于已发，强调遏人欲于将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为性。四情虽不皆恶，而情之萌动，不得性之条理，则为恶。存养固不可无，而省察亦不可废。朱熹说存养与省察，防遏人欲于未发与将萌。若只言省察不言存养，缺乏深潜纯正。若只言存养不言省察，则无日用工夫，陷于枯禅静坐。心之为物，未发、已发，收敛扩散而无息。故存养与省察须交互媒介。此即存养、省察之辩证论。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因而必须以居敬为主。省察包括格物致知。知者，认识主体；物者，认识对象。把主客对列，形成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以吾心之知穷事物之理，知其理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即格物致知。穷至事物之理，就能推进人之知识。朱熹在《答陈师德》第一书中说：
尝闻之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实学者立身进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盖未尝不相交发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衣冠、齐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者，又不过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所在也。……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①
“持敬”即“居敬”，也就是尽心。居敬，是无事时敬在心上，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物的干扰；有事时敬在事上，使心处事接物合乎道德伦理标准。这是一种知行并重的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这种方法，是朱熹继承程颐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朱熹看来，居敬、致知之极即是穷理。天下事物莫不有理，而理具载于圣贤之书中，存在于事物之内，通过格物就能求其理之所在。
同时，朱熹还吸取了张载关于气的一些内容。朱熹认为，张载所说“游气纷扰合而成质”，恰是指阴阳交会言之；“阴阳两端循环不已”，却是指那分开底说。盖阴阳只管混了辟，辟了混。这就是周敦颐所说的“混兮辟兮，其无穷兮”。②朱熹根据张载的阴阳“交会”、“循环不已”和程颐的“阴阳者道”的思想，建立起理生气、气生万物的思想体系。朱熹在《答黄道夫》第一书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①
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事物生成的根据和本质，气是事物生成的材料。
朱熹对张载的《西铭》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著《西铭解》。《西铭》的中心思想是讲“理一分殊”，它说明了人类和万物的等级秩序，提出要博爱万物的泛爱的道德伦理思想。朱熹对此极为赞赏。朱熹在总结他知江西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的经验时反复强调，他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今人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为武官者便主张武官，为弟子者便主张弟子。其所陷溺，一至于此”。②朱熹根据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治国治民不能如“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之类的就事论事，必须从人类万有都是天地所生即《西铭》所谓“乾称父、坤称母”出发，把全宇宙看作是一个大家族，说明每个人的道德义务，爱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要爱一切人，从而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就解决了包括社会在内的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朱熹理学思想之间架，单就与北宋周敦颐、程颐、张载等人之学的继承关系上来说，是把他们思想综合发展组成一个体系的。他把无极与太极、太极与阴阳、理与气、性与情、存养与省察、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反省智与悟觉智，皆二者对待依赖而不可废一。这是不一不二、不离不杂之辩证论。其中，理气论，非理生气之生成论。理与气，若论其生，则具生。但论其价值，则理与气犹二元，然理依赖于气，气依赖于理，实非二元。朱熹所建立的是一个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思想体系。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实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性即是理，而爱是情，心统性情。爱、情又都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能具众理而应万事。这样，朱熹所继承和发展的是北宋理学的心性情之三分架势。
朱熹早年受学于程颢、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到了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40岁，他在与蔡元定讨论学问时，忽然自疑其言，立即查阅程颐的著作，“未及数行，冻解冰释”。①这时才知道由李侗那里所承受的程颢、杨时一系的学脉乃是自误。他经过进一步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对周敦颐、程颐等人提出的理（太极）或天理的世界观，便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周敦颐、程颐的理学思想，上承儒家经典本旨，由《中庸》、《易传》讲论天道诚体，再回归于《论语》、《孟子》之论仁和心性，最后落脚于《大学》之论格物穷理致知。这是极为符合理性的说教。于是朱熹便抛弃了程颢、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相传的缺乏平时涵养的“默坐澄心”之教，而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从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提出已发、未发说，其后校定周敦颐《太极图》和其《图说》，至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的理学思想便臻至成熟。朱熹在《答吴晦叔》第四书中说：
夫易，变易也。兼指一动一静、已发未发而言之也。太极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动一静、未发已发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极”，言即其动静阖辟，而皆有此理也。若以易字专指已发为言，是又以心为已发之说也。此固未当，程先生言之明矣。②
在朱熹看来，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心之未发，性体不动。心之已发，情用发动。朱熹于40岁，确立了此已发、未发说，主张存养为未发之前，省察为已发之际。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与善者却于已发之际观之。此说渊源于程颐，亦只阐发李侗之体认未发气象说与张栻之察识端倪说。朱熹于撰成《中庸章句》时，主戒慎恐惧于未发，强调存天理之本然；系慎独于已发，强调遏人欲于将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为性。四情虽不皆恶，而情之萌动，不得性之条理，则为恶。存养固不可无，而省察亦不可废。朱熹说存养与省察，防遏人欲于未发与将萌。若只言省察不言存养，缺乏深潜纯正。若只言存养不言省察，则无日用工夫，陷于枯禅静坐。心之为物，未发、已发，收敛扩散而无息。故存养与省察须交互媒介。此即存养、省察之辩证论。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因而必须以居敬为主。省察包括格物致知。知者，认识主体；物者，认识对象。把主客对列，形成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以吾心之知穷事物之理，知其理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即格物致知。穷至事物之理，就能推进人之知识。朱熹在《答陈师德》第一书中说：
尝闻之程夫子之言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言者，实学者立身进步之要。而二者之功，盖未尝不相交发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衣冠、齐容貌为先；而所谓致知者，又不过读书史、应事物之间，求其理所在也。……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①
“持敬”即“居敬”，也就是尽心。居敬，是无事时敬在心上，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物的干扰；有事时敬在事上，使心处事接物合乎道德伦理标准。这是一种知行并重的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这种方法，是朱熹继承程颐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朱熹看来，居敬、致知之极即是穷理。天下事物莫不有理，而理具载于圣贤之书中，存在于事物之内，通过格物就能求其理之所在。
同时，朱熹还吸取了张载关于气的一些内容。朱熹认为，张载所说“游气纷扰合而成质”，恰是指阴阳交会言之；“阴阳两端循环不已”，却是指那分开底说。盖阴阳只管混了辟，辟了混。这就是周敦颐所说的“混兮辟兮，其无穷兮”。②朱熹根据张载的阴阳“交会”、“循环不已”和程颐的“阴阳者道”的思想，建立起理生气、气生万物的思想体系。朱熹在《答黄道夫》第一书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①
这就是说，任何具体事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事物生成的根据和本质，气是事物生成的材料。
朱熹对张载的《西铭》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著《西铭解》。《西铭》的中心思想是讲“理一分殊”，它说明了人类和万物的等级秩序，提出要博爱万物的泛爱的道德伦理思想。朱熹对此极为赞赏。朱熹在总结他知江西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的经验时反复强调，他极口说《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段。今人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为武官者便主张武官，为弟子者便主张弟子。其所陷溺，一至于此”。②朱熹根据张载《西铭》“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治国治民不能如“为秀才者便主张秀才”之类的就事论事，必须从人类万有都是天地所生即《西铭》所谓“乾称父、坤称母”出发，把全宇宙看作是一个大家族，说明每个人的道德义务，爱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要爱一切人，从而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就解决了包括社会在内的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朱熹理学思想之间架，单就与北宋周敦颐、程颐、张载等人之学的继承关系上来说，是把他们思想综合发展组成一个体系的。他把无极与太极、太极与阴阳、理与气、性与情、存养与省察、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反省智与悟觉智，皆二者对待依赖而不可废一。这是不一不二、不离不杂之辩证论。其中，理气论，非理生气之生成论。理与气，若论其生，则具生。但论其价值，则理与气犹二元，然理依赖于气，气依赖于理，实非二元。朱熹所建立的是一个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思想体系。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实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性即是理，而爱是情，心统性情。爱、情又都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能具众理而应万事。这样，朱熹所继承和发展的是北宋理学的心性情之三分架势。
附注
①《朱子文集》卷七五《中和旧说序》。
②《朱子文集》卷四二。
①《朱子文集》卷五六。
②《朱子语类》卷九八《张子之书一》。
①《朱子文集》卷五八。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六《朱子三·外任·南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