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生活的南宋王朝，其统治地区被压缩到仅江南一隅，北方大批汉族爱国知识分子南迁至后方基地闽、浙一带。当时，朱熹的家乡崇安、建阳等闽北地区，离政治中心首都临安（今杭州）较近，汇聚了大批知识分子，成为议论朝政、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这里，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就思想家来说，有略早于朱熹的游酢、杨时、胡安国、胡宏、胡宪、胡寅、刘勉之、刘子翚、罗从彦、李侗、朱松等；和朱熹同时的有张栻、吕祖谦，并称为“东南三贤”。他们大都属于庶族地主阶层，不像大官僚地主阶层那样安于既得利益，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之不顾，而是模仿孔孟的行为，企图说服皇帝和各级官吏，学习圣贤遗教，奉行先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例如，南宋熊克记载的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五、十二月的两桩事：
  左仆射秦桧与故给事中胡安国及其子徽猷阁直学士胡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生母于建州，复还湖南。桧以白银助其行。寅书谢之，略曰：“愿公修政用贤，勿替初志。尊内攘外，以开后功。”桧谓其讥己，始大怒之。……福州旧行产盐法，民岁输钱而受盐于官。其后法坏，输钱如故，而民不得盐，其间多私鬻以自给，而官亦不问。至是，帅臣龙图阁学士张宗元始再权盐，犯者滋众，人不以为是。帅司属官胡宪上书于宗元，告以为政大体。宗元不悦。久之，宪请岳祠而去。同时在幕中，有轻薄者用其姓名，为诗嘲之曰：“献陈利害如何益？”盖宪、献同音，谓胡宪也。①
  他们十分关心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他们聚会议论时事，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积极的建议。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一月，朱熹应诏赴京，在他给皇帝上疏中的一些问题就是预先在家乡和李侗等讨论过，其上疏是根据李侗所说的当时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的意见撰写的。②
  但是，由于当时朝廷极端腐败，他们的改良政见得不到采纳，其本人也多数得不到重用。于是，他们大都从事于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为统治者改铸新的精神武器和培养新的人才。清人王懋竑说：
  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得行其所学，已试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亡也。①
  朱熹在崇安之南30里的武夷山筑武夷精舍（后称紫阳书院），和友徒深究学术和讲学。朱熹等人教研的宗旨是：“惟诸君子相与坚守而力持之，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②于是，海内学者尊信益众，在武夷山形成为南宋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在当时和其后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史称自朱熹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清人何瀚说：
  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响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为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祐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于平川结筑思学斋、怀有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学，从游者数百人，称为石堂先生。詹月厓、唐白云具为武夷山长。虞伯仁作《太和宫记》，称隐空、建宫，以文公旧游为得也。明郭清螺《记武夷山房》谓，自文公五百年来，继以王文成、李见罗，为名山大川托重。高贤皆笃论也。明清望重艺林者，如湛甘泉、邹东廓、
  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诸儒，皆后先讲学于武夷。③由上可见，朱子学形成和发展于崇安、建阳等闽北武夷山地区，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的。
  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统治阶层的思想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衍化和发展，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摸索、寻找出闽学这种新儒学的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