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通过经典来推行教化是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根本任务，贾氏非常关注此 点。他指出宋代思想发生了由外王至内圣的“内转”，在此转变过程中，朱熹的最大贡献是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对 《大学》的理解发展出来。①朱熹对《四书》的重视超过五经是因为他认为《四书》体现了道的本质。在《四书》中，《大学》应最先学习，它比任何一部儒家经典都更简洁地表达了儒学之道的广阔目标：个人修身和社会治理。朱熹对《大学》个人式的、宗教性的解读(this sort of personal, religious approach to the Ta - bsueb)导致对文本全新的理解，与传统上对经典理 解相比，至少有三方面重要突破：首先，汉唐学者主要把《大学》理解成仅为统治者使用的政治手册，朱熹将之看作所有人自我修养和社会治理的指导，扩大了《大学》的读者范围。其次，朱熹发现了《大学》里面的一个 本体论假设和自我修养过程后面的目标——明明德，朱熹认为明德不是向外展现德性或德性行为，而是内在道德心或每个人降生之初的天赋之性，它可能受到物欲或人欲的污染。贾氏认为其实朱熹的明德是包含了心性的一个整体。第三，朱熹认为《大学》规定了实现性的正确途径一格物，它被视为整个自我修养过程的第一步和基础。朱熹在格物补传中对此作了雄辩阐发，特别讨论了觉悟问题，他把格物作为儒家矫正佛教静坐的方法，它可以导向自我实现和升悟境界，同时又是自我与社会连接的中心。
  学以至圣。贾氏所译七卷《朱子语类》的正标题是《学以成圣》，意在表明朱熹的中心关切是如何学以至圣，即道德上的充分实现。他的形而上学综合代表了儒家哲学的新发展，试图给人的道德完善这一儒家传统教学目标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对朱熹来说，人之天赋性同气异，气的量质将决定人性是呈现还是继续被遮蔽。朱熹对此给予了最多的哲学关注，给弟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系统、渐进的自我完善工夫，工夫程序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格物。格物是改善自我和本原道德之性的手段，是自我觉醒、回归真我的过程。
  基于此，贾氏《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通过对《朱 子语类》中有关学的篇目译注来显示如何经由学习达到圣人境界。该书据清代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选择“为学”七卷加以翻译，详尽分析了朱子为学生设计的学习计划。诸如“学”为何意？何者为核心课程？如何学习文本？读者与文本关系如何？他认为与北宋学者相比，儒家发生了由确认一个有道德的人到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转变。①由传统的如何发现贤人转变为如何培养贤人，朱熹倡导《四书》作为核心课程，吸引学者更多地走向内转反思的精神生活，而非外在的政治参与。贾氏确定《论语》的第一主题是“学”，在比较何晏、朱熹注释差异时指出，何晏的“学”仅仅是对合适文本的诵习熟读，朱熹的“学”则带有明显的道德目的。②
  贾氏在《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中提出，朱熹尽力于《四书》就是要解释孟子提出的两个哲学问题：如人性为善，恶从何来？如人性为善但如何实现之？朱熹对人性内在潜在之善与实际行为之善存在的鸿沟加以精致的哲学化解释，其哲学系统就是将自我修养过程视为中心论题。要实现这种完善，意志和努力是根本的，格物又是工夫第一步。学习体验《四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服务于修身，通过修身使道德呈现于各种相互关联中，仁就是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Goodness' is to be good in one's relations with others .①仁的字形亦表明它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中获得。苦行者数十年坐在叙利亚沙漠里的柱顶来消除心中恶魔，以便在上帝眼里变好，这在儒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儒家认为政府具有一种最高权威，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来推进人民的道德发展。好的政府应当是有德行的，它的管理依赖于道德力量、礼仪实践而不是法律，这是儒家洞见的政治基石。《四书》支持的政府形式是一种仁慈的家长主义，统治者对民众有着如父亲对子女般真诚深厚的关心。在《四书》看来，理想的政府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道德命令，好的政府使人民变好。②这使得儒家的政治教义与其他大多数的政治哲学不同。但在《四书》中存在一个教义的循环，即政府好人民才会变好，但只有好人同意为政府服务，好的政府才有可能。故中国统治者依赖于科举来发现这样的人，这又依赖于对《四书》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