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贾氏认为儒家经典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典的面貌实际上又由注疏塑造。儒家通过行间注释来表达对圣贤之言的理解和自身哲学思想，经典注释成为追随儒家之道的主要哲学表达模式。②他根据经典诠释方法的差异划分经学史的发展阶段，显示出独特的视角和对经学诠释方法的重视。指岀宋代有三种经典研究方法：考据性(the critical)、经世性(the programmatic)、哲学性(the philosophical)。第一种探究经典文本、注释的著者及其真实可靠性。第二种关注经典中的古代制度、系统或道德价值，讨论其对现实环境的可运用性。第三种是宇宙论解释，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或人道德的内在性。此三种方法乃包容而非排斥关系，他据此对汉宋经学作了发展阶段的区分。第一阶段始于中唐至北宋，考据性方法流行；第二阶段为北宋初期，考据性方法继续流行，经世性方法发展起来；第三阶段是方法多元性时期。前两种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同时逐渐出现哲学性方法，以周敦颐为代表。第四阶段表现为哲学方法的唯一性，《易经》和《四书》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以张载、程氏兄弟为代表。第五阶段是宋代经典解释的成熟和综合期，这一舞台被朱熹主导。③
  他又认为，当今儒家经典主要有历史和哲学两种解经方式。一种是通过广泛的文献考察来发现、重构作者试图在文本中表达的意图，另一种是非历史的、哲学的解读方法，试图寻找文本中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内容：即文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作者的《朱熹与〈大学〉》一书采用的就是其一贯的历史学方法，它首要关注的是文本是如何被理解及为何作出这种理解，而不关注是否应当作这种理解——优先关注事实解释而非价值判断。尽管所有的经典解读法都是合法的，但却指向不同目标。历史方法的解读试图至少揭示出中国过去儒家传统的动态发展。其基础是相信儒家文本的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解读者眼里是不一样的，故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思考不同于郑玄等汉代儒者是很正常的。
  历史性与哲学性注疏的比较。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中着眼于研究视角和诠释方法，以朱熹、何晏对《论语》的注释比较为例，具体阐明了儒家经典是如何被加以不同诠释的。就诠释视角论，何晏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朱熹则从伦理和哲学的角度。与何晏不同，朱熹直接在注疏中发表看法，引导读者，认为读者不仅应当理解文本的意义，更应明白文本的普遍应用性。①如“礼之本”章，何晏的注释仅仅是重复夫子的话，是描述性的，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相反，朱熹的注释在篇幅上通常比经文长很多。朱熹认为，夫子的评论被弟子组织起来构成《论语》一书，成为一个有深层内在连贯意义和洞见的文本。这一点对朱熹来说几乎是一种信仰。②朱熹认为通过对圣人之言的持续研究、体验，他已经完全获得了这种洞见。这种对文本真理的理解、洞见对所有人也是敞开的，只要他们愿意为此努力投入。他的注释就是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一种帮助，向他们揭示自己有本在文本中已发现的真理。
  贾氏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诠释者的角色和目的；如何根据自身思想来重塑《论语》。自我角色定位就是如何理解注释者与文本、传统、读者的关系。在何晏那里，前辈之说具有完全的权威性，在朱熹这里，只有二程等支撑其观点时才有权威性，在经典、权威、读者的三层关系中，他将自己置于整个对话的中心。何晏在诠释中尽量少地“发声”，朱熹则相反，原因在于朱熹的态度是传教灌输式的(proselytizing attitude),带有某种论辩性。这种对《论语》文本深刻的，几乎是宗教义务性的态度清楚解释了朱熹艰苦的注释努力。对朱熹来说，《论语》的价值在于对人具有深刻的转化作用，正是这种对《论语》权威和效果的信仰促使朱熹穷毕生之力注释《四书》。①他的注释尽力使读者相信儒家传统在宋代仍然是有生机和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信仰辩护(as an apologetic)。他认为把《论语》塑造到一个对当代读者有意义的传统中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需要使读者相信孔子的教导和他们的世界是相关联的。朱熹通过对经典的自我反思，自信有能力把握圣人原意，确信他的心与圣人之心已经变为一个。②朱熹确实已经获得了对理的彻底理解，进入了圣贤之境，圣贤之意已极其清楚 地向他显现出来。朱熹和何晏在《论语》中表达了不同的形上系统，决定了他们对圣贤之意、对道的理解的差异。
  篇内连贯和文本互涉(intra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references)。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主要探究了行间注的体裁，突出了它在中国知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作用。③自汉代始，行间注便成为主要写作文本形式，该书试图探究以下论题：朱熹为何采用集注形式？如何理解注者和文本的关系？如何协调过去圣贤之言与当代读者的信仰、约定？朱熹的注释如何形成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它如何受到早期注释传统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此后 《论语》的理解？该书通过对何晏《论语集解》与朱熹《论语集注》的翻译、分析，阐明经典文本和集注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作为知识表述的一种工具，行间注不是简单的去文本中发掘灵感和意义，而是同时给予文本意义，极大地构成和重构了对文本的阅读。贾氏从《论语》中挑选了学、仁、 礼、政、道、君子等直接内在关切于儒家核心思想的篇章，以突出朱熹极大改变核心文本意义的方式，显示行间注理解对把握中国传统是如何关键。
  贾氏指出，假定文本是一个内在整体是朱熹所有注释重要而鲜明的特质。朱熹认为儒家经典是一个内在综合的整体，每个部分都给整体以意义，正如整体阐明部分一般。这种融合贯通的努力深化了《论语》文本的经典性，特别是强化了四书的核心性，通过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对于愿意倾听者来说，它是开放的，可以进入的。如“博施济众”“十室之邑”“三十而立”等章充分体现了朱熹文本互涉的诠释特征。这种方法给予每种文本合法性，在突出文本内在关联和一体性的同时，还使得彼此更加好懂。著者以《论语》中关于“仁”的9章为例，指出朱熹的评论促使读者依靠整个《论语》及其注释的相关背景去阅读《论语》，这种整体性、一致性是何晏注所没有的。朱熹甚至超越了《论语》文本自身，使夫子的语言纳入更大的儒家哲学视野。著者指出，何晏与朱熹对克己复礼理解的重大差异在于前者认为礼产生了仁，后者则主张仁产生了礼。这种差异在美国学者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和史华慈的争议中同样体现出来，前者的主张近乎何，后者近乎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