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常用进路不同，贾氏基于对理学与经典内在共生关系的认识，选择从儒学经典切入展开理学研究。他在《朱熹与大学》序中提出，英语学界尽管对新儒学有了各种研究，但几乎无人关注新儒学和儒家经典的关系。这种不幸忽视鼓励了早在宋代就被新儒家反对派提出的观点——新儒学学说的产生几乎与儒家传统经典无关，更多地来自佛学而非儒学。作者对此予以鲜明反驳，强调本书的核心就是要矫正过去对儒家经典的忽视，确信宋代新儒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深的敬意，并从中汲取灵感。①故贾氏的研究始终关注经学与理学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贾氏认为儒家思想离不开经典。儒者在寻求灵感和指导时求助于被认为包含了儒家思想基本教导的经典文本。读经不仅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义务，更是一种参与古代圣贤对话的方式。四书取代五经原因虽多，最根本的则是对佛教的应对，这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本体论。与五经相比，《四书》更集中关注人性、道德的内在根源、人与宇宙关系问题。贾氏虽亦认同新儒学受到佛教刺激，但其思想的根基却在于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其资源主要来自被重新改造了的儒家经典《四书》而非佛学。故贾氏直接投入于作为新儒学核心资源的朱熹《四书》，从儒家经学史立场来看待新儒学。
  他强调从对朱熹《四书》文本的研究中察知新儒学和经典的关联。在所有新儒家中，朱熹与经典联系最紧密，其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的发展是复杂的辩证关系，朱熹走向经典解释正基于其新儒家哲学的核心信念。②他基于自身的本体论假定人皆有能力对经典作出有意义的思考。
  之前的学者也相信过去圣贤在儒家经典中传达了真理，但朱熹与他们的差异在于在文本中追寻何种真理。宋代之前的经典学者普遍寻求有限的限定真理，即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境遇，如何给出最有效管理民众的处方；而朱熹则是在寻求一个普遍真理——宇宙中既内在又超越的一个真理。③自此，儒家经典不再是指示性的，而是体现了宇宙中包含一切的普遍之理，这个理将会向任何读者显示。当然，朱熹认为文本中的真理并不易获得，因为没有任何词语能完全表达圣贤的深刻含义。
  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阅读》的诠释中，论述了朱熹形上学及经典诠释的几个特质。他指出“我欲仁”章朱注采用了本体论的信仰，使孔子的评论完全明白易懂，把握了《论语》个别篇章与更大传统的关系。朱熹根据孟子的人性论观点来论证本章：一方面经典文本的认同给了这段《论语》更深的共鸣和更连贯的意义，同时加强了《孟子》立场的合法性和意义。最终使得把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变得更有说服力，孟子人性先天本善的观点也显得更自然和更权威。这都说明朱熹的注释起到了联接文本自身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儒家更大传统的中介作用。①他又以“性相近”章为例提出朱熹的《论语》文本和形上学之间关系是动态的：形上学阐发了《论语》的教义，教义使得形上系统富有意义。这种教义与奠基于形上基础的注释的相互交融使它们根本兼容，反过来给形上学一个“儒家”的有效性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