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亦须具备全球视野，方能整体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即以儒学研究为例，如何突破“东亚化”，实现“全球化”已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走向。近年来，国内的朱子学和四书学(包括东亚四书学)研究非常活跃，但对英语学界的朱子四书学研究关注不多。①本文拟对英语学界相关成果加以评述，以为国内朱子四书学研究提供借鉴。美国贾德讷(Daniel K. Gardner)师从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始终坚持对朱熹四书学的翻译、研究，先后出版了《朱熹与〈大学〉：新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反思》、《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朱熹对〈论语〉的解读：经典、注释与经学传统》、《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②贾氏的研究以对朱熹《四书》文献的翻译、注解为基础，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了中国经典学的重要问题，如经典与理学、经典与注疏、经典与教化、学以成圣等。这些论题亦为当前中国学界关切所在，故甚有必要对贾氏的研究加以论述。
  一 朱熹《四书》与理学
  与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常用进路不同，贾氏基于对理学与经典内在共生关系的认识，选择从儒学经典切入展开理学研究。他在《朱熹与大学》序中提出，英语学界尽管对新儒学有了各种研究，但几乎无人关注新儒学和儒家经典的关系。这种不幸忽视鼓励了早在宋代就被新儒家反对派提出的观点——新儒学学说的产生几乎与儒家传统经典无关，更多地来自佛学而非儒学。作者对此予以鲜明反驳，强调本书的核心就是要矫正过去对儒家经典的忽视，确信宋代新儒家对儒家经典有着深深的敬意，并从中汲取灵感。①故贾氏的研究始终关注经学与理学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贾氏认为儒家思想离不开经典。儒者在寻求灵感和指导时求助于被认为包含了儒家思想基本教导的经典文本。读经不仅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义务，更是一种参与古代圣贤对话的方式。四书取代五经原因虽多，最根本的则是对佛教的应对，这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本体论。与五经相比，《四书》更集中关注人性、道德的内在根源、人与宇宙关系问题。贾氏虽亦认同新儒学受到佛教刺激，但其思想的根基却在于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其资源主要来自被重新改造了的儒家经典《四书》而非佛学。故贾氏直接投入于作为新儒学核心资源的朱熹《四书》，从儒家经学史立场来看待新儒学。
  他强调从对朱熹《四书》文本的研究中察知新儒学和经典的关联。在所有新儒家中，朱熹与经典联系最紧密，其经典诠释与哲学系统的发展是复杂的辩证关系，朱熹走向经典解释正基于其新儒家哲学的核心信念。②他基于自身的本体论假定人皆有能力对经典作出有意义的思考。
  之前的学者也相信过去圣贤在儒家经典中传达了真理，但朱熹与他们的差异在于在文本中追寻何种真理。宋代之前的经典学者普遍寻求有限的限定真理，即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具体境遇，如何给出最有效管理民众的处方；而朱熹则是在寻求一个普遍真理——宇宙中既内在又超越的一个真理。③自此，儒家经典不再是指示性的，而是体现了宇宙中包含一切的普遍之理，这个理将会向任何读者显示。当然，朱熹认为文本中的真理并不易获得，因为没有任何词语能完全表达圣贤的深刻含义。
  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阅读》的诠释中，论述了朱熹形上学及经典诠释的几个特质。他指出“我欲仁”章朱注采用了本体论的信仰，使孔子的评论完全明白易懂，把握了《论语》个别篇章与更大传统的关系。朱熹根据孟子的人性论观点来论证本章：一方面经典文本的认同给了这段《论语》更深的共鸣和更连贯的意义，同时加强了《孟子》立场的合法性和意义。最终使得把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变得更有说服力，孟子人性先天本善的观点也显得更自然和更权威。这都说明朱熹的注释起到了联接文本自身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儒家更大传统的中介作用。①他又以“性相近”章为例提出朱熹的《论语》文本和形上学之间关系是动态的：形上学阐发了《论语》的教义，教义使得形上系统富有意义。这种教义与奠基于形上基础的注释的相互交融使它们根本兼容，反过来给形上学一个“儒家”的有效性和意义。
  二 朱熹《四书》与经典诠释
  贾氏认为儒家经典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经典的面貌实际上又由注疏塑造。儒家通过行间注释来表达对圣贤之言的理解和自身哲学思想，经典注释成为追随儒家之道的主要哲学表达模式。②他根据经典诠释方法的差异划分经学史的发展阶段，显示出独特的视角和对经学诠释方法的重视。指岀宋代有三种经典研究方法：考据性(the critical)、经世性(the programmatic)、哲学性(the philosophical)。第一种探究经典文本、注释的著者及其真实可靠性。第二种关注经典中的古代制度、系统或道德价值，讨论其对现实环境的可运用性。第三种是宇宙论解释，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或人道德的内在性。此三种方法乃包容而非排斥关系，他据此对汉宋经学作了发展阶段的区分。第一阶段始于中唐至北宋，考据性方法流行；第二阶段为北宋初期，考据性方法继续流行，经世性方法发展起来；第三阶段是方法多元性时期。前两种方法占统治地位的同时逐渐出现哲学性方法，以周敦颐为代表。第四阶段表现为哲学方法的唯一性，《易经》和《四书》获得新的重要地位，以张载、程氏兄弟为代表。第五阶段是宋代经典解释的成熟和综合期，这一舞台被朱熹主导。③
  他又认为，当今儒家经典主要有历史和哲学两种解经方式。一种是通过广泛的文献考察来发现、重构作者试图在文本中表达的意图，另一种是非历史的、哲学的解读方法，试图寻找文本中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内容：即文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作者的《朱熹与〈大学〉》一书采用的就是其一贯的历史学方法，它首要关注的是文本是如何被理解及为何作出这种理解，而不关注是否应当作这种理解——优先关注事实解释而非价值判断。尽管所有的经典解读法都是合法的，但却指向不同目标。历史方法的解读试图至少揭示出中国过去儒家传统的动态发展。其基础是相信儒家文本的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解读者眼里是不一样的，故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思考不同于郑玄等汉代儒者是很正常的。
  历史性与哲学性注疏的比较。贾氏在《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中着眼于研究视角和诠释方法，以朱熹、何晏对《论语》的注释比较为例，具体阐明了儒家经典是如何被加以不同诠释的。就诠释视角论，何晏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朱熹则从伦理和哲学的角度。与何晏不同，朱熹直接在注疏中发表看法，引导读者，认为读者不仅应当理解文本的意义，更应明白文本的普遍应用性。①如“礼之本”章，何晏的注释仅仅是重复夫子的话，是描述性的，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相反，朱熹的注释在篇幅上通常比经文长很多。朱熹认为，夫子的评论被弟子组织起来构成《论语》一书，成为一个有深层内在连贯意义和洞见的文本。这一点对朱熹来说几乎是一种信仰。②朱熹认为通过对圣人之言的持续研究、体验，他已经完全获得了这种洞见。这种对文本真理的理解、洞见对所有人也是敞开的，只要他们愿意为此努力投入。他的注释就是为他们的努力提供一种帮助，向他们揭示自己有本在文本中已发现的真理。
  贾氏在该书的结论部分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诠释者的角色和目的；如何根据自身思想来重塑《论语》。自我角色定位就是如何理解注释者与文本、传统、读者的关系。在何晏那里，前辈之说具有完全的权威性，在朱熹这里，只有二程等支撑其观点时才有权威性，在经典、权威、读者的三层关系中，他将自己置于整个对话的中心。何晏在诠释中尽量少地“发声”，朱熹则相反，原因在于朱熹的态度是传教灌输式的(proselytizing attitude),带有某种论辩性。这种对《论语》文本深刻的，几乎是宗教义务性的态度清楚解释了朱熹艰苦的注释努力。对朱熹来说，《论语》的价值在于对人具有深刻的转化作用，正是这种对《论语》权威和效果的信仰促使朱熹穷毕生之力注释《四书》。①他的注释尽力使读者相信儒家传统在宋代仍然是有生机和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信仰辩护(as an apologetic)。他认为把《论语》塑造到一个对当代读者有意义的传统中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需要使读者相信孔子的教导和他们的世界是相关联的。朱熹通过对经典的自我反思，自信有能力把握圣人原意，确信他的心与圣人之心已经变为一个。②朱熹确实已经获得了对理的彻底理解，进入了圣贤之境，圣贤之意已极其清楚 地向他显现出来。朱熹和何晏在《论语》中表达了不同的形上系统，决定了他们对圣贤之意、对道的理解的差异。
  篇内连贯和文本互涉(intratextual and intertextual references)。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读》主要探究了行间注的体裁，突出了它在中国知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及作用。③自汉代始，行间注便成为主要写作文本形式，该书试图探究以下论题：朱熹为何采用集注形式？如何理解注者和文本的关系？如何协调过去圣贤之言与当代读者的信仰、约定？朱熹的注释如何形成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它如何受到早期注释传统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此后 《论语》的理解？该书通过对何晏《论语集解》与朱熹《论语集注》的翻译、分析，阐明经典文本和集注之间的动态复杂关系。作为知识表述的一种工具，行间注不是简单的去文本中发掘灵感和意义，而是同时给予文本意义，极大地构成和重构了对文本的阅读。贾氏从《论语》中挑选了学、仁、 礼、政、道、君子等直接内在关切于儒家核心思想的篇章，以突出朱熹极大改变核心文本意义的方式，显示行间注理解对把握中国传统是如何关键。
  贾氏指出，假定文本是一个内在整体是朱熹所有注释重要而鲜明的特质。朱熹认为儒家经典是一个内在综合的整体，每个部分都给整体以意义，正如整体阐明部分一般。这种融合贯通的努力深化了《论语》文本的经典性，特别是强化了四书的核心性，通过把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对于愿意倾听者来说，它是开放的，可以进入的。如“博施济众”“十室之邑”“三十而立”等章充分体现了朱熹文本互涉的诠释特征。这种方法给予每种文本合法性，在突出文本内在关联和一体性的同时，还使得彼此更加好懂。著者以《论语》中关于“仁”的9章为例，指出朱熹的评论促使读者依靠整个《论语》及其注释的相关背景去阅读《论语》，这种整体性、一致性是何晏注所没有的。朱熹甚至超越了《论语》文本自身，使夫子的语言纳入更大的儒家哲学视野。著者指出，何晏与朱熹对克己复礼理解的重大差异在于前者认为礼产生了仁，后者则主张仁产生了礼。这种差异在美国学者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和史华慈的争议中同样体现出来，前者的主张近乎何，后者近乎朱。
  三 朱熹《四书》与德性教化
  通过经典来推行教化是儒家经典诠释学的根本任务，贾氏非常关注此 点。他指出宋代思想发生了由外王至内圣的“内转”，在此转变过程中，朱熹的最大贡献是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对 《大学》的理解发展出来。①朱熹对《四书》的重视超过五经是因为他认为《四书》体现了道的本质。在《四书》中，《大学》应最先学习，它比任何一部儒家经典都更简洁地表达了儒学之道的广阔目标：个人修身和社会治理。朱熹对《大学》个人式的、宗教性的解读(this sort of personal, religious approach to the Ta - bsueb)导致对文本全新的理解，与传统上对经典理 解相比，至少有三方面重要突破：首先，汉唐学者主要把《大学》理解成仅为统治者使用的政治手册，朱熹将之看作所有人自我修养和社会治理的指导，扩大了《大学》的读者范围。其次，朱熹发现了《大学》里面的一个 本体论假设和自我修养过程后面的目标——明明德，朱熹认为明德不是向外展现德性或德性行为，而是内在道德心或每个人降生之初的天赋之性，它可能受到物欲或人欲的污染。贾氏认为其实朱熹的明德是包含了心性的一个整体。第三，朱熹认为《大学》规定了实现性的正确途径一格物，它被视为整个自我修养过程的第一步和基础。朱熹在格物补传中对此作了雄辩阐发，特别讨论了觉悟问题，他把格物作为儒家矫正佛教静坐的方法，它可以导向自我实现和升悟境界，同时又是自我与社会连接的中心。
  学以至圣。贾氏所译七卷《朱子语类》的正标题是《学以成圣》，意在表明朱熹的中心关切是如何学以至圣，即道德上的充分实现。他的形而上学综合代表了儒家哲学的新发展，试图给人的道德完善这一儒家传统教学目标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对朱熹来说，人之天赋性同气异，气的量质将决定人性是呈现还是继续被遮蔽。朱熹对此给予了最多的哲学关注，给弟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系统、渐进的自我完善工夫，工夫程序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格物。格物是改善自我和本原道德之性的手段，是自我觉醒、回归真我的过程。
  基于此，贾氏《学以成圣：按主题编排〈朱子语类〉选》通过对《朱 子语类》中有关学的篇目译注来显示如何经由学习达到圣人境界。该书据清代张伯行《朱子语类辑略》选择“为学”七卷加以翻译，详尽分析了朱子为学生设计的学习计划。诸如“学”为何意？何者为核心课程？如何学习文本？读者与文本关系如何？他认为与北宋学者相比，儒家发生了由确认一个有道德的人到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转变。①由传统的如何发现贤人转变为如何培养贤人，朱熹倡导《四书》作为核心课程，吸引学者更多地走向内转反思的精神生活，而非外在的政治参与。贾氏确定《论语》的第一主题是“学”，在比较何晏、朱熹注释差异时指出，何晏的“学”仅仅是对合适文本的诵习熟读，朱熹的“学”则带有明显的道德目的。②
  贾氏在《四书：后期儒家传统基本教义》中提出，朱熹尽力于《四书》就是要解释孟子提出的两个哲学问题：如人性为善，恶从何来？如人性为善但如何实现之？朱熹对人性内在潜在之善与实际行为之善存在的鸿沟加以精致的哲学化解释，其哲学系统就是将自我修养过程视为中心论题。要实现这种完善，意志和努力是根本的，格物又是工夫第一步。学习体验《四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服务于修身，通过修身使道德呈现于各种相互关联中，仁就是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Goodness' is to be good in one's relations with others .①仁的字形亦表明它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中获得。苦行者数十年坐在叙利亚沙漠里的柱顶来消除心中恶魔，以便在上帝眼里变好，这在儒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儒家认为政府具有一种最高权威，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来推进人民的道德发展。好的政府应当是有德行的，它的管理依赖于道德力量、礼仪实践而不是法律，这是儒家洞见的政治基石。《四书》支持的政府形式是一种仁慈的家长主义，统治者对民众有着如父亲对子女般真诚深厚的关心。在《四书》看来，理想的政府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道德命令，好的政府使人民变好。②这使得儒家的政治教义与其他大多数的政治哲学不同。但在《四书》中存在一个教义的循环，即政府好人民才会变好，但只有好人同意为政府服务，好的政府才有可能。故中国统治者依赖于科举来发现这样的人，这又依赖于对《四书》的学习。
  四 朱熹《四书》与经典翻译
  贾氏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翻译基础上，对《四书》相应术语的运 用体现出其本人的思考方向。以“经典” 一词为例，贾氏在论及儒家五经、十三经、《四书》时，采用了 Canon 一词，而在表达一般意义上的经典时，则采用Classico这两个词最根本的区别是Canon指“A collection or list of sacred books accepted as genuin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该词来源于基督教，常指《旧约》、《新约》，带有明显宗教意味。但是否能仅据贾氏使用该词来断定其对朱熹《四书》研究是从宗教学研究角度出发呢？贾氏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其一贯的研究方法是在《朱熹与〈大学〉》中已指出的客观、平实的历史研究法，以如实把握朱熹的经典思想。他的朱熹研究并无任何宗教意味，尽管他曾指出朱熹对《四书》研究的执著已带有某种宗教情怀，但只是意在表明朱熹的研究态度。作者使用Canon意在表明儒家思想系统中具有《圣经》般地位的经典已由五经转换为《四书》，以此突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经朱熹诠释后，已成为真正的Canon,影响统治了中国后期的知识史，非一般Classic可比。它所指的是《四书》的经典地位而非表明作者对朱熹研究的宗教态度，并不能以贾氏之书来证明西方朱子学研究的宗教性趋势。①
  诠释的主观差异性与文本的客观同一性。贾氏《朱熹对〈论语〉的解 读》一书以比照方式突出了何晏《论语集解》历史诠释与朱熹《论语集注》哲学诠释两种方法的差异，就《论语》何、朱不同注释直接给出不同翻译，区分了不同学者视域中的经文，达到了彰显朱子新经学与何晏经学不同的目的。
  如：时习之，何：以时诵习之。recite it in due time；朱：时时习。re-hearse it constantlyo②与其易也的“易”。何：和易。serene.朱：易，治也。meticulous.③又如“有耻且格”的“格”，何：格，正也。Set themselves right.朱：格，至也。……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Arrive at good.④朱熹对，，格”的第一解为“至于善”，第二解则同于何晏。他曾明确表示，如两解并存，以第一解为优。
  贾氏的翻译存在变易。19世纪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奠定了西方中国经典翻译的典范，他对《四书》的翻译亦以朱熹《四书》为底本，将贾氏对《大学》主要范畴的翻译和其译文相对照，可见出贾氏的特点。下文J指James Legge, G1指贾氏1986年版《朱熹与〈大学〉》译文；G2指其2007年版《四书：后期儒家基本教义》译文。
  明明德：J ： 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
  G1 ： keeping one's inborn luminous virtue unobscured
  G2 ： letting one's inborn luminous virtue shine forth 格物 J： investigation of thingso
  G1 ： apprehending the principle in things
  G2 ：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就字面意义对称而言，“明明德”两个“明”字只是词性不同，意义并无多少差别。贾氏的翻译过于曲折，不如理雅各精准。贾氏2007年译文较1986年在语义上更具积极性、主动性，但仍不够简洁。早期贾氏对“格物”的翻译，意译为“穷究事物之理”，亦不够恰当，若 此，则如何翻译“穷理”？故他在2007年重新回归理雅各的翻译。此外贾氏对仁、新民、中庸等的翻译与理雅各亦有不同，然其高下则各有千秋。
  贾氏译文亦有可商处，如他对何晏、朱熹的“克己”有不同翻译，何：to restrain the self；朱：to subdue the selfo① 何晏引马融说把克己解为约束自身，朱熹则解为战胜身之私欲。其语义有两处差别：“克”是约束还是征服？ “己”是身体还是作为身体中不好的部分（私欲）？贾氏注意到前者之别，但却将两个意义不同的“己”都译为“self”，显然未达到区别的效果（就笔者寡见所及，英译本少有注意此点者）。即便在朱熹本人的诠释中，此克己之己与本章下句“为仁由己”之“己”亦是意义有别的。
  贾氏认为朱熹诠释具有语篇连贯和互文性特点，故对其《四书》的翻译诠释亦采取了整体比照和局部探微相融合的方式。他对具体文本的翻译，总是结合其他相应文本来阐明之。在翻译每条《朱子语类》正文后，适当以小号字体加以阐发，并另外加以注释，基本上引朱解朱。如第七卷小学第一条，即引《大学章句序》解释古人小学和大学的问题。对某些重要核心术语如理气等，贾氏不遗余力的旁征博引，此引注法实得朱熹精髓。既然何晏、朱熹对《论语》有着不同注释，那么《论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贾氏认为，《论语》的真正意义就是读者在文本中发现的意义。《论语》滋哺了保留它为神圣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恒久的重新诠释和重新振作的自我认同中反过来滋哺了对《论语》的阅读与理解。故对注释的学习之于经典文本实际意义的理解珍贵无比。
  综合来看，贾氏的朱熹《四书》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比较的研究视野。他把握住朱熹《四书》作为晚近儒学的基本教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和谐整体。并利用《四书章句》之外的材料展开比照性研究，明确了各资料之间的主次先后关系，指出《语类》虽然极具参考价值，但还是应最先参考《四书章句》。通过何晏、朱熹《论语》诠释的具体比较，发现中国经典诠释存在历史与哲学两种模式。二是内在问题意识。著者选择由经典诠释入手来研究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对西方忽视中国经典研究的补充。他注意到注释是中国思想家表达思想的主要方式，故在《四书：后期儒家基本教义》中采用集注的研究形式向英语学界阐释自宋以来理解《四书》的典型方式。其次，著者对中国经典的学习载体——朱子《四书》；表达形式——行间注体裁；诠释方式——魏晋的历史性与宋明的哲学性诠释；学习目的——学以成圣等重要问题都有细致阐述。这些论述对西方目前仍缺乏的中国经典思想研究有很强的补白意义。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历史后半期（ 1200—1900年）中国人如何研究《四书》文本并吸收其中的价值观，这在西方极少有研究。另一方面，著者的研究涉及理学经典化、经典诠释义理化、经典宗旨伦理化等重要经学思想论题，对当前日益活跃的经学思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如贾氏认为，朱熹《四书》诠释的重要意义在于把理、气、心、性构成的一套形上语言和儒家正统结合起来，提供了更加人类中心主 义的关切。三是采用了以传统经典注释方式为主，辅之以西方论文的形式，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其著作由长篇前言+翻译+注释+结语的结构构成，翻译注释皆极详尽，如对《大学》全书的翻译包括了《大学章句序》，指出“复其性”来自李翱。对已有注释加以批驳，如批评理雅各将“下民”解释为“inferior people”不妥，应为“ the people below ”not“the inferior people”.①当然，贾氏的从思想史展开研究，对朱熹《四书》诸多内在哲学问题如道统、理气、心性等并未给予深入阐发，此是其限制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