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书通旨》的“字义经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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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7929
颗粒名称: (二)《四书通旨》的“字义经疑体”
分类号: B244.75
页数: 3
页码: 550-552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所创作的“字义”体著作,这些著作以《四书》为文本,将理学范畴与文本关系进行处理,并体现出鲜明的经疑色彩。虽然这些著作并非标准之“字义”体,但它们通过综合性和类聚性等特点,以及不同诠释形式和具体诠释方法,形成了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模式。这些著作对推动朱子《四书集注》成为理学最重要的经典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体现出朱子学者的传承与创新精神。
关键词: 朱子 哲学思想 四书通旨

内容

《四书通旨》与《读书记》所异者在于该书纯以98个字义类聚四书原文而不带任何注释,仅在所类聚文本后,对文中范畴之义略加异同辨析,近乎元代科场流行的“经疑”体,可谓“字义”与“经疑”的结合。其最大特点是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字义、义项、含义、文本的四级含摄方式,以“凡……皆此类”“凡几见”等术语把四书文本重新归为98类,实现了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具体而言,每门字义分为若干不同义项,采用“皆是此类”“与此类同”等以义归类的方式将文本安顿在各具体义项下,以此区别范畴之同与具体义项之异。同一义项下又析出若干含义,聚合若干文本,著者对各文本含义的细微差别作简要辨析。通过这种四层分析含摄的方式,最终落实到具体文本,达到通《四书》之旨的目的。《四库总目提要》对其特点有简要概括:“是编之例,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①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较,该书最大程度实现了范畴与《四书》文本的一体化,全部范畴皆来自四书文本,它书所收太极、皇极、天理等因在《四书》外,皆未被收入。《通旨》对范畴与文本关系的处理尚另有一特点,即某一具体文本中虽无某“字”,却可从思想上将其归入该“字”下,显示出思想判定优先的立场。如“上天之载”一条并无“敬”字,却列为“敬”范畴之“持敬之功该动静贯始终兼入德成德”义项下。②
  元代科考采用“经疑”问答形式考查学子对朱子四书的理解,着重文本的异同比较,疑似辨析,融会贯通。此一出题特色非常吻合“字义”体。《通旨》虽非科考经疑著作,然对《四书》异同的疏通辨析,带有鲜明的“经疑”色彩,辨析之语如轻重、要领、对反、表里、发明、统言专言、兼言泛言、凡几、偏全等为“经疑”所常用。
  《读书记》、《通旨》非标准之“字义”体,除综合性外,二书“字义”之选取并非以纯粹范畴为主,而注重经书的类聚与工夫、事项的大致分类,《读书记》以五经四书之名分列字义,设立《大学》、《广大学》、《易指要》、《书指要》等“字义”,《通旨》则以人物列为字义,设立孔子、子思、孟子等,约有40门“字义”纯为事类,故被讥为“体近类书,无所发明”。较蒙学类“字义”之粗陋,二书略有“微嫌其繁”,不够简洁切要之弊。此外,二书皆不对任何范畴作具体解释,而依次罗列它在各文本中的具体意义,《读书记》尚列出各家注释阐发,《通旨》则特重异同辨析,这是此类著作异于纯“字义”类的又一特色。在注释宗旨上,二书亦不以童蒙教化或编撰简要之教材为宗旨,而是以提供阅读思考之文本,锻炼读者思辨能力为追求。故《西山记》常采用朱子、南轩不同说法,以“读者详之”的案语引导读者加以辨别。
  上述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自一传至五传的六部“字义”著作,形成了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模式:“字义体”,是朱子学者对中国范畴之学的贡献,体现出朱子学者的传承与创新。此类著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首先,皆“摆落章句、独崇义理”,放弃了对经典文本的事实性考证,直接以简洁明了的“字义”形式传达对程朱理学的准确理解。无论是大到著述理念,小到具体字义,其论述视域皆不离程朱思想,理气、心性、工夫居核心地位。其次,字义的选取基本源于朱子《四书》,又落实于此书,这是字义体的又一基本特征。朱子四书为朱子一生心血所萃,门人后学以不同形式对之阐发,“字义体”即是门人后学创造出的新形式,它对推动朱子《四书集注》成为理学最重要的经典,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又次,在“字义”阐释形式上,朱子门人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的著述形态,体现为从理学蒙书、理学辞典至理学精华的三次转变。其定位亦发生了蒙学教材、字义模板到四书参考的变化。最后,在“字义”的具体诠释上,门人后学尽管皆以忠实阐发程朱思想为追求,但他们并不忌讳对程朱及前辈的不同看法,而是大胆提出批评和异议,体现出勇于创新的朱子学精神。
  “字义体”作为对理学四书的专题阐释,其指导思想当源于朱子的童蒙教化,理论核心来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其类聚范畴的形式当源于程子的“类聚言仁”说,但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与朱子的理念相偏离的,首先是孤立的抽离若干范畴加以训释,背离了虚心涵咏本文的理念。其次,对文本的阐发放弃了文字义的考察、抛弃了朱子非常看重的章句训诂之学。这样得出的义理,朱子恐怕是不放心的。真西山试图将字义与传统注释体结合起来,即是为了矫正字义体的干枯、单薄之弊。客观而论,“字义体”作为研究、阐释理学、四书的一种特有形式,对宋明理学的发展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亦比较有限。
  总之,朱子门人后学将理学范畴与四书诠释相结合所创造的“字义体”,从形式和内容上皆对理学范畴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诠释,是对朱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使得理学与四书进一步融为一体,四书几乎成了理学的专属,理学亦借助四书而得到更合法广泛的传播。深入研究理学“字义”,对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理学研究、四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知识出处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内容包括:朱子四书学概述、朱子道统说新论、经学与实理、寓作于述、《四书集注》文本与义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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