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此一体裁以传统注疏为主体，除首列一范畴统领相应材料外，其余则纯为注疏形式。先列含所列范畴的四书（或五经）相关原文（或节选），再大量引用程、朱学派之说，间或在按语中表达个人见解。此字义＋注疏的综合式，字义起统领作用，经典文本被拆解、打乱、截取，服从于范畴的需要。注疏则摒除了文字音韵训诂、纯任义理，体现了义理解经的特征。所引各家说颇为繁复，不乏相互对立者，目的是为了提供丰富、多样的解说，予读者以思考、抉择的空间。但这种材料的丰富、复杂却让初学者易陷于其中而难以得其要领。故该书并非为初学之教材。此外，该书“理学经典化”意识强烈，常将濂溪、二程、张载等重要论说作为与经文同等的正文形式直接列出，如“性即理也”，《西铭》等，以示理学家论述具有与元典同等之地位。
  西山创造出此种字义加注疏的综合体，欲在吸收二者之长而避其短。“字义”体的优长是简明扼要，给范畴以教科书、字典般的解说，缺点是不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想象、理解、选择的空间，易受编纂者思想的限制。又由于它摆脱了训诂、文本，实质上摆脱了字义的历史、思想、文化语境，易给学者枯燥乏味、悬空脱节的感觉。故“字义”只是理解程朱《四书》的阶梯，并不能代替对《四书》和程朱著作的研读。西山在“字义”基础上辅以原典、注释，用意即在于落实陈淳“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理念，避免纯粹字义体的局限。反之，注疏体以材料丰富、解释详尽著称，然其繁琐之弊亦不可免。将二者结合之，则能收取长补短之效。
  朱子对类聚言仁颇有疑虑，西山对“字义”亦抱同感。故《读书记》“仁”卷之末特意引朱子、南轩关于类聚言仁的讨论，南轩秉程子类聚观仁的想法，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则担心此种做法会形成贪图捷径的心理，产生口耳之学的弊病，加剧学界盛行的“厌烦就简、避迂求捷”的学风，要求南轩以序的形式将此忧虑告诫之心布告天下，或将二人关于讨论此事的往返书信作为书的附录。南轩接受了朱子的看法，“悉载其语于卷首。”西山指出，朱、张二先生为学者考虑深远周到，今《读书记》以字义为纲领，辑合相关文本，恐亦有前贤所虑之病，故载其说于此自我警示。“二先生之为学者虑也至矣。今类辑此编，亦恐有如二先生所虑者，故书之篇末以自警。”①
  《读书记》与《北溪字义》皆为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栎曾加以比较论述。他说：
  《读书记》一书既博且精，凡诸经、诸子、诸史、诸儒之书之所当读当讲者，皆在焉，乃有载籍以来，奇伟未尝有之书也。……《读书记》尤博大精微，可以该彼二书，而彼二书不能该此一书也。②
  陈栎对陈淳有很高评价，赞他为“朱门第一人”，赞《字义》“玲珑精透”、兼具简明通俗、高妙精要、贯通上下的双重性。但他对《读书记》评价更高，认为该书广博精深，完全可以包括《增广性理字训》、《北溪字义》，实为自古以来罕有的“奇特伟大”之书，为传圣贤之道的不朽之作。就广博和深厚论，《读书记》当优于《北溪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