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溪字义》奠定了“字义”体之典范样式。继此而作者，则将“字义”与其他体裁相结合，形成了“字义”的变异体。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朱公迁《四书通旨》即为此类。二书共同特点是：以若干范畴（“字”）为纲，以四书材料为目来组织全书，此以数十范畴组织四书之形式，可谓类聚。此类聚体现了范畴优先的立场，具有“字义”体特征，类聚之范畴又多源于《四书》，可视为诠释《四书》之作。二书差别在于：《读书记》采用“字义”、《四书》原文（亦有非《四书》者）、注疏的“三合一”形式，为“字义”＋注疏的综合；《通旨》则采用“字义”、《四书》原文、辨析的形式，为“字义”＋经疑的综合。
  （一）《读书记》的“字义注疏体”
  此一体裁以传统注疏为主体，除首列一范畴统领相应材料外，其余则纯为注疏形式。先列含所列范畴的四书（或五经）相关原文（或节选），再大量引用程、朱学派之说，间或在按语中表达个人见解。此字义＋注疏的综合式，字义起统领作用，经典文本被拆解、打乱、截取，服从于范畴的需要。注疏则摒除了文字音韵训诂、纯任义理，体现了义理解经的特征。所引各家说颇为繁复，不乏相互对立者，目的是为了提供丰富、多样的解说，予读者以思考、抉择的空间。但这种材料的丰富、复杂却让初学者易陷于其中而难以得其要领。故该书并非为初学之教材。此外，该书“理学经典化”意识强烈，常将濂溪、二程、张载等重要论说作为与经文同等的正文形式直接列出，如“性即理也”，《西铭》等，以示理学家论述具有与元典同等之地位。
  西山创造出此种字义加注疏的综合体，欲在吸收二者之长而避其短。“字义”体的优长是简明扼要，给范畴以教科书、字典般的解说，缺点是不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想象、理解、选择的空间，易受编纂者思想的限制。又由于它摆脱了训诂、文本，实质上摆脱了字义的历史、思想、文化语境，易给学者枯燥乏味、悬空脱节的感觉。故“字义”只是理解程朱《四书》的阶梯，并不能代替对《四书》和程朱著作的研读。西山在“字义”基础上辅以原典、注释，用意即在于落实陈淳“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理念，避免纯粹字义体的局限。反之，注疏体以材料丰富、解释详尽著称，然其繁琐之弊亦不可免。将二者结合之，则能收取长补短之效。
  朱子对类聚言仁颇有疑虑，西山对“字义”亦抱同感。故《读书记》“仁”卷之末特意引朱子、南轩关于类聚言仁的讨论，南轩秉程子类聚观仁的想法，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则担心此种做法会形成贪图捷径的心理，产生口耳之学的弊病，加剧学界盛行的“厌烦就简、避迂求捷”的学风，要求南轩以序的形式将此忧虑告诫之心布告天下，或将二人关于讨论此事的往返书信作为书的附录。南轩接受了朱子的看法，“悉载其语于卷首。”西山指出，朱、张二先生为学者考虑深远周到，今《读书记》以字义为纲领，辑合相关文本，恐亦有前贤所虑之病，故载其说于此自我警示。“二先生之为学者虑也至矣。今类辑此编，亦恐有如二先生所虑者，故书之篇末以自警。”①
  《读书记》与《北溪字义》皆为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栎曾加以比较论述。他说：
  《读书记》一书既博且精，凡诸经、诸子、诸史、诸儒之书之所当读当讲者，皆在焉，乃有载籍以来，奇伟未尝有之书也。……《读书记》尤博大精微，可以该彼二书，而彼二书不能该此一书也。②
  陈栎对陈淳有很高评价，赞他为“朱门第一人”，赞《字义》“玲珑精透”、兼具简明通俗、高妙精要、贯通上下的双重性。但他对《读书记》评价更高，认为该书广博精深，完全可以包括《增广性理字训》、《北溪字义》，实为自古以来罕有的“奇特伟大”之书，为传圣贤之道的不朽之作。就广博和深厚论，《读书记》当优于《北溪字义》。
  （二）《四书通旨》的“字义经疑体”
  《四书通旨》与《读书记》所异者在于该书纯以98个字义类聚四书原文而不带任何注释，仅在所类聚文本后，对文中范畴之义略加异同辨析，近乎元代科场流行的“经疑”体，可谓“字义”与“经疑”的结合。其最大特点是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字义、义项、含义、文本的四级含摄方式，以“凡……皆此类”“凡几见”等术语把四书文本重新归为98类，实现了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具体而言，每门字义分为若干不同义项，采用“皆是此类”“与此类同”等以义归类的方式将文本安顿在各具体义项下，以此区别范畴之同与具体义项之异。同一义项下又析出若干含义，聚合若干文本，著者对各文本含义的细微差别作简要辨析。通过这种四层分析含摄的方式，最终落实到具体文本，达到通《四书》之旨的目的。《四库总目提要》对其特点有简要概括：“是编之例，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①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较，该书最大程度实现了范畴与《四书》文本的一体化，全部范畴皆来自四书文本，它书所收太极、皇极、天理等因在《四书》外，皆未被收入。《通旨》对范畴与文本关系的处理尚另有一特点，即某一具体文本中虽无某“字”，却可从思想上将其归入该“字”下，显示出思想判定优先的立场。如“上天之载”一条并无“敬”字，却列为“敬”范畴之“持敬之功该动静贯始终兼入德成德”义项下。②
  元代科考采用“经疑”问答形式考查学子对朱子四书的理解，着重文本的异同比较，疑似辨析，融会贯通。此一出题特色非常吻合“字义”体。《通旨》虽非科考经疑著作，然对《四书》异同的疏通辨析，带有鲜明的“经疑”色彩，辨析之语如轻重、要领、对反、表里、发明、统言专言、兼言泛言、凡几、偏全等为“经疑”所常用。
  《读书记》、《通旨》非标准之“字义”体，除综合性外，二书“字义”之选取并非以纯粹范畴为主，而注重经书的类聚与工夫、事项的大致分类，《读书记》以五经四书之名分列字义，设立《大学》、《广大学》、《易指要》、《书指要》等“字义”，《通旨》则以人物列为字义，设立孔子、子思、孟子等，约有40门“字义”纯为事类，故被讥为“体近类书，无所发明”。较蒙学类“字义”之粗陋，二书略有“微嫌其繁”，不够简洁切要之弊。此外，二书皆不对任何范畴作具体解释，而依次罗列它在各文本中的具体意义，《读书记》尚列出各家注释阐发，《通旨》则特重异同辨析，这是此类著作异于纯“字义”类的又一特色。在注释宗旨上，二书亦不以童蒙教化或编撰简要之教材为宗旨，而是以提供阅读思考之文本，锻炼读者思辨能力为追求。故《西山记》常采用朱子、南轩不同说法，以“读者详之”的案语引导读者加以辨别。
  上述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自一传至五传的六部“字义”著作，形成了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模式：“字义体”，是朱子学者对中国范畴之学的贡献，体现出朱子学者的传承与创新。此类著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首先，皆“摆落章句、独崇义理”，放弃了对经典文本的事实性考证，直接以简洁明了的“字义”形式传达对程朱理学的准确理解。无论是大到著述理念，小到具体字义，其论述视域皆不离程朱思想，理气、心性、工夫居核心地位。其次，字义的选取基本源于朱子《四书》，又落实于此书，这是字义体的又一基本特征。朱子四书为朱子一生心血所萃，门人后学以不同形式对之阐发，“字义体”即是门人后学创造出的新形式，它对推动朱子《四书集注》成为理学最重要的经典，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又次，在“字义”阐释形式上，朱子门人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的著述形态，体现为从理学蒙书、理学辞典至理学精华的三次转变。其定位亦发生了蒙学教材、字义模板到四书参考的变化。最后，在“字义”的具体诠释上，门人后学尽管皆以忠实阐发程朱思想为追求，但他们并不忌讳对程朱及前辈的不同看法，而是大胆提出批评和异议，体现出勇于创新的朱子学精神。
  “字义体”作为对理学四书的专题阐释，其指导思想当源于朱子的童蒙教化，理论核心来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其类聚范畴的形式当源于程子的“类聚言仁”说，但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与朱子的理念相偏离的，首先是孤立的抽离若干范畴加以训释，背离了虚心涵咏本文的理念。其次，对文本的阐发放弃了文字义的考察、抛弃了朱子非常看重的章句训诂之学。这样得出的义理，朱子恐怕是不放心的。真西山试图将字义与传统注释体结合起来，即是为了矫正字义体的干枯、单薄之弊。客观而论，“字义体”作为研究、阐释理学、四书的一种特有形式，对宋明理学的发展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亦比较有限。
  总之，朱子门人后学将理学范畴与四书诠释相结合所创造的“字义体”，从形式和内容上皆对理学范畴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诠释，是对朱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使得理学与四书进一步融为一体，四书几乎成了理学的专属，理学亦借助四书而得到更合法广泛的传播。深入研究理学“字义”，对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理学研究、四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