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普，字尚德，号石堂，宁德人，《续修四库全书》收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据《字义后序》可知，陈氏学于浙江韩翼辅，韩氏为辅广之徒，故陈普当为朱子三传。《遗集》卷九所收《字义》一书，是陈普与弟子讲说讨论的结集，选取平日讲说中意味深厚亲切、简洁明白，可成字义者，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布局，共收字义153个，因今本残缺，实存138个，全文约11000字，“多于程正思而少于陈安卿。”陈普对本书颇为自信，认为乃入道之门，可助学者登堂入室。其门人余沙认为，该书较之程、陈之作，不仅篇幅上详略得中，而且在确立字义名目、辨析字义含义上更显精密。②
  陈普认为字义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圣贤已逝，道存文中，文由字成，故字义之是否明晰，直接影响对圣人之道是领悟还是背离，继而影响为学效用是专精贯通还是鲁莽灭裂。对字义之慎思明辨，乃笃行工夫之前提，不可忽视。在该书自序中，他反复强调性命道德等字义对六经四书具有纲领、灵魂的意义，学习作为六经四书之精华的字义，是进入经书要领所在，决定了能否明乎大道，领悟圣贤之心。对于明道成圣而言，具有门户和唤醒的功能，是必由之径。此显示出陈普对字义学有着自觉认同和高度评价。
  明于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字之义，则六经四书之全体可得而言矣。世之知书而或不明于道，不得于圣贤之心者，未明于此等字义故也。明于此等字义，则千门万户以渐开辟，当如寐之得醒矣。③
  陈普清醒认识到字义的复杂性，提出“字一而义不同”说。字有其最初本义，亦有其后来之引申义，本义与引申义又有着内在联系。以“道”为例，本义共由之路与引申义之间，距离看似很远，其实仍有迹可循。“一字一义，有一字而数义者……其义之相去若甚远而究其终，皆同出也。”①他很关注“字”的语境义，如指出“安”在不同语境中具不同含义，“恭而安”、安行之安乃是“不思不勉而自无不合道之安，圣人之事也。”安土、静而后能安之安乃是“乐天知命之安，圣贤之所同”。安其身、利用安身，乃“不愧不怍，无过无罪之安”。并指出“静而后能安”，据朱子“无所择于地”解当与“安土之安”同义，学者理解多误。鉴于字义“不可以一二名”的特点，该书尤留意字义的细微区别，此为该书特色之一。
  该书特色之二是设立了“人”“物”“止”“一”等某些较为新颖的范畴，如专立“人”范畴，指出人得天地生物之心而为心，进而从三才之道的立场推出人由此为天地之心，居三才之中。正因“人”内在的具备仁，故与仁同音，孟子“仁者人也”说即表明作为恻隐之心的仁充溢表现于人之体内，以突出人、仁的一体性。如“物”范畴，认为其意为“实也。天地间万物万事皆道之实体也。理之所有而不可无者也。”以“实”解“物”，比较罕见。
  该书特色之三在于以“公私”“理”“诚”作为核心范畴贯穿全书。如“诚”的诠释，其基本义为真实，“诚，真实也。”与《北溪字义》强调“无妄”不同，陈普突出了“不杂”，指出诚“全体皆天道”，是天道的呈现，“不杂”表现在两方面：不杂他道异端，不杂外物。“全体皆天道而无他道外物之杂也。杂他道外物则为伪妄而害其体。”②如掺杂他道外物，则是虚伪胡乱，将伤害天道诚体，必须消除之方为真实。陈氏立论当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鉴于现实生活中学者用功不纯之学弊而发，二是针对学者惑于异端之学而发，强调诚者天道，天道乃是最真实无虚纯粹不杂者，非天道者则为虚伪妄乱，背离了诚。明白诚的天道意义，则可以辟除异端而不为所惑，这一思想与程子“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说有关。在“一”的阐释中，他继续强调“诚”的纯杂之辨，“所谓一以贯之之一，诚者之事也。去其杂以纯其体，防其间断而常久其功，此则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诚之者之事”①。一贯之一表达的是诚者始终保持于纯粹无杂之境界，精一、克一、主一乃是强调当如何去其杂质以纯其诚体，并持之以恒的诚之工夫。他称赞蔡沉“不杂之谓一、不息之谓一”解“最尽”。不杂、不息正是从纯一不杂的角度解诚。此当本于《中庸》“为物不二”、程子“一心之谓诚”、朱子“一于善”说。此外，陈普在对信、虚、实、名、实等范畴的诠释皆以“诚”相释，可见“诚”之枢纽地位。
  勇于批判理学前辈之说是该书另一特色。陈普对作为理学“字义”源头的朱子《四书集注》即有不满。认为朱子对《告子》上篇的注释在本意与文义的处理上存在问题，一是本意不对而文义对，如“生之谓性”注。二是本意对而文义不安。如注中所引程子“才禀于气”说。并指出《集注》“朋来之乐”取程子说，将之与“不知不愠”合而为一，仅仅看到二者在同一章内皆阐发“乐”这一范畴，而没有察觉“字一而义不同”，“乐”具有差异性与层次性，不愠为深层次的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乃是较低些的乐。
  文公以朋来之乐与不知不愠用程子说，合为一于注之末。盖只缘章内一字为注。其实，朋来之乐犹浅，不知不愠始深。不知不愠即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亦渐有意耳。②
  陈普把另一批判矛头指向《北溪字义》，认为它同样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某些字义的阐释不准确。如关于“极”字后段采用己说处多有不妥。二是收字范围太过狭窄，影响了广度。如“三才”丝毫未提及。据此看来，陈普似乎有意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陈淳。“北溪陈安卿《字义》用文公之说已善，而后段说‘极’字多未当，盖亦未深明也。至于‘三才’则未闻有一语及之者。”③
  总之，陈普《字义》晚于《北溪字义》，体现了“字义”学的某些发展。在范畴选择上，设立了不少有特色的新范畴。同时对某些核心范畴如诚、理、太极等的诠释颇见特色，多少体现了字义学的发展。虽总体上无法与《北溪字义》之严密性、精确性、学术性相提并论，但多少摆脱了“浅陋粗糙”的蒙学性，可谓介于蒙学与学术性著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