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哲学以重直觉体悟、轻逻辑论证为特点，哲学家对哲学的看法常以口语即兴的形式表达，缺乏对范畴的确切界定。宋代理学在继承传统儒学固有特色的同时，亦体现出对范畴之学的关切，出现了专门诠释理学范畴的“字义”体。探究这一“字义”体的演变历程及特征，有助于认识理学的范畴之学和四书学，增进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朱子对四书的精密注释实为“字义”学之先导，程端蒙《性理字训》发其端，陈淳《北溪字义》显其成，三传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扩其域。私淑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五传朱公迁《四书通旨》则皆以“字义”为纲，类聚经书正文，分别形成“字义”＋注疏、“字义”＋“经疑”的综合体。朱子门人后学创造出来的“字义”体，构成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样式，具有类聚范畴、专注义理、定位蒙学、理学指南的特质。尽管其“摆落章句”“类聚字义”之做法未见得为朱子所认可，然其直指范畴的诠释方式，实为中国哲学范畴之学、四书学的发展，显示出朱子后学对朱子学之继承与创新。
  一 开端之作：《性理字训》
  理学“字义”学与朱子密不可分。朱子生平好章句学，重范畴辨析，凝聚其毕生心血的《四书章句》对诸多概念有着精密界定，体现出“浑然犹经”的特色，达到了“字字称等”的地步。为此，朱子门人后学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体裁对之作了多样阐释，发端于程端蒙、大成于陈淳、变异于真德秀的“字义”体，则构成阐释朱子《四书》的一种新样式。
  朱子素重童蒙教育，撰有《童蒙须知》等著作。“字义”即弟子承此思想而作，意在教化童蒙，为童蒙日后德性养成打下基础。程端蒙《性理字训》言：“凡此字训，搜辑旧闻。嗟尔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义。……圣贤可致。”①可见该书乃是初学小子掌握理学名义，成就圣贤的启蒙之作。朱子又称其为《小学字训》。该书仅380字，以四字句形式对理学30个主要范畴作了精炼概括，简明扼要，易于记诵是其最大特点。如“仁义礼智”仅用三句短语训释，“诚、信、忠、恕”仅以四字训释，简略至极。朱子对该书有两种看法：既高度称许其训释之功堪比古代第一部词典《尔雅》，认为该书“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②。又对其简明有余、精确不足有所批评。他曾与黄榦论及此点：“如仁只说得偏言之仁，不曾说得包四者之仁。”③认为该书“无所偏倚谓之中”仅阐发了在中义，而无时中义。“仁”仅阐发了偏言意义之仁，而未顾及专言之仁的统领义。此非著者理解力不足，而是为定位训蒙所累。
  尽管该书有粗疏偏颇之不足，然作为“字义体”的首创，其先导之功仍具不可忽视之意义。就选词论，该书30个范畴几为后出同类著述全部取用，构成“字义”体的核心范畴。就内容论，所选范畴侧重心性、道德、工夫，缺乏天道本体、治道外王，此亦与其定位童蒙有关。此外，该书漏收“意”这一心性论重要范畴。其范畴训释多见于朱子《四书》，如以“真实无妄”释诚，“主一无适”释敬等。该书亦有其创新：一是补充朱子所未明言者。如把“智”训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谓”，突出智之“别”义。二是编排颇具匠心，把“命”置于所有范畴之首，居于“性”之前，《北溪字义》亦袭此。
  比较《性理字训》与《北溪字义》范畴及编排，可谓“大旨相同”。《字训》范畴大致分三组，命、性、心、情、才、志前六个为心性组，《北溪字义》与其序一致；“仁义”至“孝悌”诸范畴为德性工夫组。《字义》则有不同：一是将具内在联系的两个（或更多）分说的范畴合并为一个范畴。二是调整范畴次序。如《字训》“信”与“诚”相邻，《字义》则置“信”于五常，同时又在“忠信”中予以讨论，而将“诚”与“敬”相邻。三是范畴不相应增多。《字义》另列“恭敬”，取消《字训》之“孝”“悌”“一”。《字训》天理人欲等四对范畴为成德境界组。《字义》则自“道”始为下卷，论本体、成德、鬼神、异端。并增加了《字训》所无的皇极、礼乐、经权、鬼神、异端。盖在陈淳看来，这些皆是圣贤成德境界所应有之效用，乃内圣必备之外王。
  二书之差别主要见诸义理阐发之深浅。《字训》纯为初学者设，“颇为浅陋”，《北溪字义》的出现使得《四库》馆臣认为该书已无著录价值，故仅将之归为存目，甚至因该书水平不高而怀疑该书为村塾先生所作，这是缺乏历史眼光而有失公平的。①
  二 典范之作：《北溪字义》
  《北溪字义》以其“抉择精确、贯串浃洽”（陈宓序语），将“字义”从童蒙之学提升至“经学之指南、性理之提纲”（顾仲序语）的高度，树立了“字义体”的典范，标志着诠释《四书》新样式的形成。学界诸贤对该书的研究已有诸多重要成果，今拟就若干问题再加讨论。
  题名异议。关于该书题名，两位前辈学者有不同看法。邱汉生认为该书应命名《四书性理字义》方全面确切，他说：“从书的内容考察，当以名《四书性理字义》为较确切、周匝。盖《四书》言其范围，‘性理’标其性质，‘字义’指其体例。”②陈荣捷则主张应名《北溪字义》或《性理字义》，不赞同《四书字义》之名，理由是四书不足以概括其中三个范畴：太极、释、道。邱氏已注意及此，认为既然《四书》能概括该书绝大部分条目范围，就足以作为书名，个别范畴无法概括并无关系。他特别以“羽翼《四书集注》的《四书性理字义》”为题，提出《北溪字义》是“从四书中选取性、命、道、理、心、情、意等二十五个范畴，逐条加以疏释论述的书。……是理解朱熹《四书集注》的重要参考书”①。愚以为，“字义”所关注的朱子“四书”，是以《四书集注》为中心，辅之以朱子有关四书论述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太极”等个别范畴实亦纳诸其讨论范围内。以四书命名，并无不妥，可足显其醒目之效。
  该书实为阐释《四书集注》的新样式。古人对此早有高论。施元勋序据《近思录》为《四书》阶梯之说，提出《北溪字义》为《四书章句集注》的“阶梯”说。“亦愿今之读《章句集注》者，以是为阶梯尔。”②宋李昴英序认为二书是源流关系，学者当“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邱汉生进而认为该书是“解释《四书集注》的第一部书”。③该书是否是第一部并不好说。朱门弟子对朱子思想的体会皆不离对《四书集注》的研习，黄榦等对该书皆有阐发之作，虽未完整留存，但多少保留于注疏中。再则，该书体例并非解释《集注》之书。历来目录著作，皆不置其于经部，而视为童蒙类置于小学类或史部，《四库》即置其于史部。故就形式论，该书非阐释《集注》之作；就实质论，可视为阐释《集注》范畴的专题之作。
  该书范畴之选取及其编排，成为近来学界的关注点。张加才提出可据该书卷上、卷下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部分，进而再分为心性论、道德论，理本论、教化论、批判异端论五部分。④邓庆平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上卷所选之‘字’属于性情论、道德修养论的概念，下卷为本体论、境界论和批判异端。”并在范畴归属上，将张加才教化论的“义利”划归“批判异端”。⑤
  二位学者力求找出二十六个范畴逻辑划分的努力，总令人感觉不踏实。比如从何种意义上把“皇极”视为本体论范畴？“义利”如何属于批判异端而非成德之目？窃以为，对其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仅能大概而论，不可过分较真。首先，该书非陈淳有意识的构思之作，乃弟子王隽所录讲学结果。其卷次、字次编排是否有精心构思，实可存疑。其次，该书毕竟兼有启蒙性质，以阐释朱子《四书》范畴为中心，追求范畴之精当解释，至于范畴之联系，非其考虑重心所在。最后，即便有内在“逻辑”，恐亦非直线式，非此即彼的逻辑，古人讲求融合、通透、灵活、贯通，逻辑以“两即”为特色①。该书正体现了“玲珑透彻”的相即性。陈淳指出，道理是贯通循环的，当对道理的领悟进入圆通熟透之境界，道理之表述则横竖皆可，不拘于一。“此道理循环无端，若见得熟，则大用小用皆宜，横说竖说皆通。”②
  该书开篇即告知理解此书之法，言“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渐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单看本字须亲切，合观多字须玲珑透彻。玲珑具清越、明彻、精巧、灵活诸义，它提醒读者应注意诸范畴间同中有异、分中有合、相互渗透的特点，做到明而不乱，灵而不滞。元儒陈栎对该书的把握亦是玲珑精透，称《字义》一书玲珑精透。③此一特色与陈淳范畴诠释原则亦相应，他在阐发“道”时提出一重要观点，即“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方可”④。他以实例为据，指出同一“道”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具有不同含义，有“就造化根原上论”和“就人事上论”之别。可见，若过分追求该书范畴间严密的逻辑体系，恐不合古人立言宗旨。
  关于诠释形式。《北溪字义》成为“字义体”典范，不是因其释字多，篇幅长，而是因其“简而该，切而当”的阐释特色，为“宋代理学最简明之叙说分释”⑤。全书仅收26个范畴，为同类著作最少，然看似范畴少，实则如细致析分，恐亦近乎百个，因其条目最多也。
  该书诠释最大特色在于注重范畴的界分与脉络。陈淳认为“字义”间具有某种类似脉络的连结关系，对某一“字义”的精确“界分”，须结合其脉络进行，置“界分”于“脉络”中。一方面，精于“界分”，突出比较，构成该书特出之处。该书对范畴异同辨析高度重视，常将之置于正面下定义之前。如诚，首言“诚字与忠信字极相近，须有分别”①。鉴于字义的复杂丰富性，陈淳在“五常”的阐释中提出“竖观”“横观”“错综观”“过接处观”等多角度的字义审查方法。所谓“竖观”，即五常各自有其对应之物件和含义，略似于分而论之，强调每个范畴的独立性；所谓“横观”，指用综合的眼光考察范畴间联系，近乎合而观之，突出范畴的有机整体性。所谓“错综观”，凸显的是范畴既具有内在的独立自主性，又与其他范畴存在相互错综、彼此包含、内在融贯的一体关系，其实即“横竖并观”。所谓“过接处观”，亦是就范畴间联系而论，强调在某一范畴中已内在“酝酿”着相关范畴，范畴之间是相生互具的。
  析一为二的“二义”法。陈淳大量运用“界分为二”法，最典型的是直接将范畴两种含义点明，如“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次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将某一范畴切分为二，多是成对范畴，如理气、心事、心理、内外、天人、自然用力等，具体可参其对诚、忠恕、仁等字义的解释。还有“就某方面而论”者，如命可分为“就人品类论”“就造化上论”两类。较常用的区别术语有“正面一边”“言上事上”“浑沦分别”等。与此同时，陈淳亦再三提醒应注意范畴间的脉络关联，不可将之视为“判然二物。”如“忠信非判然二物”。“非二”要求从范畴间一体关系出发，强调“即一”。他特别批评韩愈对仁义、道德理解之误在于判二者为二物，“是又把道德、仁义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②。
  陈淳对“字义”脉络与界分辩证关系有深刻把握，提出“浑然中有界分。”如不加以细致分析，则无法看清各字义的独特意义，如仅顾及个别字义而不将之置于更大范畴之网，则无法把握与其他范畴的关系。盖范畴之间“元自有脉络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③最合理的方式是将“界分”置于范畴之网，既能把握范畴之间的联系，体会其相似性，又能加以精确区分，掌握各范畴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引起字义的乱用，即“须是就浑然一理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乱”①。陈淳还强调了处理范畴关系的灵活性，提出“不可泥着”。
  三 扩充之作：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陈普《字义》
  （一）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
  元程若庸曾问学饶鲁，为朱子三传，他对《性理字训》加以增补，将范畴扩充至183个，此后明代朱升又据袁甫说增加“善”字，为184个。该书特色是大大扩充收字范围，数量为同类之冠，且将所收字明确分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大门类，在每门末加以总结。《性理字训》所收范畴主要见于该书情性、学力、善恶三门，故其他三门几全为增补。与前此二家置“命”于首不同，它以“太极”居首，同于《近思录》之首列“道体”。程氏认为，“太极”作为造化本原的字义，具有广大精微的特点，对初学而言具有难度。将其列之于首，希望学者通其名义，知学之标的所在，以之为终生求学之目标。该书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的安排，展现出由天道本原，经由人之心性、工夫、德性、境界，落实于治理教化的过程，全面周到。其新增范畴多取自《四书》，有些已为《近思录》所取，可证该书确是参考了《近思录》。此外，不少范畴如“理一、分殊”等直接取自理学话头，显示出字义体阐释理学四书的宗旨。
  该书仍停留蒙学水平。各范畴既孤立无联系，又多交叉重复，甚者同一“字”作为两个范畴出现，如造化门分列两个“天”，分别作为自然形体意义上和义理意义上的天。此并非偶然，乃故意为之。该书对“道”的处理亦如此。一是造化门生成万物无声无臭的形而上之道，二是情性门作为人伦事物当然之理的共由之道，即伦道。此外，该书尚另设有天道、人道、达道、小道四个范畴，前三者皆属于“情性”门，“小道”则属“善恶”门。照《北溪字义》的处理，应属于同一字的不同义项，作为两个“字”处理，显然不合适。无怪乎四库讥其“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该书虽仍拘泥于四言童蒙式，但影响颇大，成为理学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本，元朱升将之与《名物蒙求》等并列为小学“四书”。后世多以该书取代《性理字训》。元程敏政认为该书体现了朱子童蒙教育思想，要求童蒙八岁入学前，每日读该书三五段，视之为替代世俗《千字文》等蒙学教材的最佳读本。“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日读《字训》纲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①此外，元史伯璿《管窥外篇》提出该书有白本、注本之分，其流传、异同颇值留意。
  （二）陈普《字义》
  陈普，字尚德，号石堂，宁德人，《续修四库全书》收有《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据《字义后序》可知，陈氏学于浙江韩翼辅，韩氏为辅广之徒，故陈普当为朱子三传。《遗集》卷九所收《字义》一书，是陈普与弟子讲说讨论的结集，选取平日讲说中意味深厚亲切、简洁明白，可成字义者，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布局，共收字义153个，因今本残缺，实存138个，全文约11000字，“多于程正思而少于陈安卿。”陈普对本书颇为自信，认为乃入道之门，可助学者登堂入室。其门人余沙认为，该书较之程、陈之作，不仅篇幅上详略得中，而且在确立字义名目、辨析字义含义上更显精密。②
  陈普认为字义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圣贤已逝，道存文中，文由字成，故字义之是否明晰，直接影响对圣人之道是领悟还是背离，继而影响为学效用是专精贯通还是鲁莽灭裂。对字义之慎思明辨，乃笃行工夫之前提，不可忽视。在该书自序中，他反复强调性命道德等字义对六经四书具有纲领、灵魂的意义，学习作为六经四书之精华的字义，是进入经书要领所在，决定了能否明乎大道，领悟圣贤之心。对于明道成圣而言，具有门户和唤醒的功能，是必由之径。此显示出陈普对字义学有着自觉认同和高度评价。
  明于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字之义，则六经四书之全体可得而言矣。世之知书而或不明于道，不得于圣贤之心者，未明于此等字义故也。明于此等字义，则千门万户以渐开辟，当如寐之得醒矣。③
  陈普清醒认识到字义的复杂性，提出“字一而义不同”说。字有其最初本义，亦有其后来之引申义，本义与引申义又有着内在联系。以“道”为例，本义共由之路与引申义之间，距离看似很远，其实仍有迹可循。“一字一义，有一字而数义者……其义之相去若甚远而究其终，皆同出也。”①他很关注“字”的语境义，如指出“安”在不同语境中具不同含义，“恭而安”、安行之安乃是“不思不勉而自无不合道之安，圣人之事也。”安土、静而后能安之安乃是“乐天知命之安，圣贤之所同”。安其身、利用安身，乃“不愧不怍，无过无罪之安”。并指出“静而后能安”，据朱子“无所择于地”解当与“安土之安”同义，学者理解多误。鉴于字义“不可以一二名”的特点，该书尤留意字义的细微区别，此为该书特色之一。
  该书特色之二是设立了“人”“物”“止”“一”等某些较为新颖的范畴，如专立“人”范畴，指出人得天地生物之心而为心，进而从三才之道的立场推出人由此为天地之心，居三才之中。正因“人”内在的具备仁，故与仁同音，孟子“仁者人也”说即表明作为恻隐之心的仁充溢表现于人之体内，以突出人、仁的一体性。如“物”范畴，认为其意为“实也。天地间万物万事皆道之实体也。理之所有而不可无者也。”以“实”解“物”，比较罕见。
  该书特色之三在于以“公私”“理”“诚”作为核心范畴贯穿全书。如“诚”的诠释，其基本义为真实，“诚，真实也。”与《北溪字义》强调“无妄”不同，陈普突出了“不杂”，指出诚“全体皆天道”，是天道的呈现，“不杂”表现在两方面：不杂他道异端，不杂外物。“全体皆天道而无他道外物之杂也。杂他道外物则为伪妄而害其体。”②如掺杂他道外物，则是虚伪胡乱，将伤害天道诚体，必须消除之方为真实。陈氏立论当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鉴于现实生活中学者用功不纯之学弊而发，二是针对学者惑于异端之学而发，强调诚者天道，天道乃是最真实无虚纯粹不杂者，非天道者则为虚伪妄乱，背离了诚。明白诚的天道意义，则可以辟除异端而不为所惑，这一思想与程子“儒者本天，释氏本心”说有关。在“一”的阐释中，他继续强调“诚”的纯杂之辨，“所谓一以贯之之一，诚者之事也。去其杂以纯其体，防其间断而常久其功，此则精一、克一、主一之一，诚之者之事”①。一贯之一表达的是诚者始终保持于纯粹无杂之境界，精一、克一、主一乃是强调当如何去其杂质以纯其诚体，并持之以恒的诚之工夫。他称赞蔡沉“不杂之谓一、不息之谓一”解“最尽”。不杂、不息正是从纯一不杂的角度解诚。此当本于《中庸》“为物不二”、程子“一心之谓诚”、朱子“一于善”说。此外，陈普在对信、虚、实、名、实等范畴的诠释皆以“诚”相释，可见“诚”之枢纽地位。
  勇于批判理学前辈之说是该书另一特色。陈普对作为理学“字义”源头的朱子《四书集注》即有不满。认为朱子对《告子》上篇的注释在本意与文义的处理上存在问题，一是本意不对而文义对，如“生之谓性”注。二是本意对而文义不安。如注中所引程子“才禀于气”说。并指出《集注》“朋来之乐”取程子说，将之与“不知不愠”合而为一，仅仅看到二者在同一章内皆阐发“乐”这一范畴，而没有察觉“字一而义不同”，“乐”具有差异性与层次性，不愠为深层次的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乃是较低些的乐。
  文公以朋来之乐与不知不愠用程子说，合为一于注之末。盖只缘章内一字为注。其实，朋来之乐犹浅，不知不愠始深。不知不愠即孔颜之乐，朋来之乐亦渐有意耳。②
  陈普把另一批判矛头指向《北溪字义》，认为它同样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某些字义的阐释不准确。如关于“极”字后段采用己说处多有不妥。二是收字范围太过狭窄，影响了广度。如“三才”丝毫未提及。据此看来，陈普似乎有意在深度与广度上超越陈淳。“北溪陈安卿《字义》用文公之说已善，而后段说‘极’字多未当，盖亦未深明也。至于‘三才’则未闻有一语及之者。”③
  总之，陈普《字义》晚于《北溪字义》，体现了“字义”学的某些发展。在范畴选择上，设立了不少有特色的新范畴。同时对某些核心范畴如诚、理、太极等的诠释颇见特色，多少体现了字义学的发展。虽总体上无法与《北溪字义》之严密性、精确性、学术性相提并论，但多少摆脱了“浅陋粗糙”的蒙学性，可谓介于蒙学与学术性著作之间。
  四 “字义”之变异：《西山读书记》与《四书通旨》
  《北溪字义》奠定了“字义”体之典范样式。继此而作者，则将“字义”与其他体裁相结合，形成了“字义”的变异体。真德秀《西山读书记》、朱公迁《四书通旨》即为此类。二书共同特点是：以若干范畴（“字”）为纲，以四书材料为目来组织全书，此以数十范畴组织四书之形式，可谓类聚。此类聚体现了范畴优先的立场，具有“字义”体特征，类聚之范畴又多源于《四书》，可视为诠释《四书》之作。二书差别在于：《读书记》采用“字义”、《四书》原文（亦有非《四书》者）、注疏的“三合一”形式，为“字义”＋注疏的综合；《通旨》则采用“字义”、《四书》原文、辨析的形式，为“字义”＋经疑的综合。
  （一）《读书记》的“字义注疏体”
  此一体裁以传统注疏为主体，除首列一范畴统领相应材料外，其余则纯为注疏形式。先列含所列范畴的四书（或五经）相关原文（或节选），再大量引用程、朱学派之说，间或在按语中表达个人见解。此字义＋注疏的综合式，字义起统领作用，经典文本被拆解、打乱、截取，服从于范畴的需要。注疏则摒除了文字音韵训诂、纯任义理，体现了义理解经的特征。所引各家说颇为繁复，不乏相互对立者，目的是为了提供丰富、多样的解说，予读者以思考、抉择的空间。但这种材料的丰富、复杂却让初学者易陷于其中而难以得其要领。故该书并非为初学之教材。此外，该书“理学经典化”意识强烈，常将濂溪、二程、张载等重要论说作为与经文同等的正文形式直接列出，如“性即理也”，《西铭》等，以示理学家论述具有与元典同等之地位。
  西山创造出此种字义加注疏的综合体，欲在吸收二者之长而避其短。“字义”体的优长是简明扼要，给范畴以教科书、字典般的解说，缺点是不能提供丰富的资料和想象、理解、选择的空间，易受编纂者思想的限制。又由于它摆脱了训诂、文本，实质上摆脱了字义的历史、思想、文化语境，易给学者枯燥乏味、悬空脱节的感觉。故“字义”只是理解程朱《四书》的阶梯，并不能代替对《四书》和程朱著作的研读。西山在“字义”基础上辅以原典、注释，用意即在于落实陈淳“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理念，避免纯粹字义体的局限。反之，注疏体以材料丰富、解释详尽著称，然其繁琐之弊亦不可免。将二者结合之，则能收取长补短之效。
  朱子对类聚言仁颇有疑虑，西山对“字义”亦抱同感。故《读书记》“仁”卷之末特意引朱子、南轩关于类聚言仁的讨论，南轩秉程子类聚观仁的想法，编成《洙泗言仁录》。朱子则担心此种做法会形成贪图捷径的心理，产生口耳之学的弊病，加剧学界盛行的“厌烦就简、避迂求捷”的学风，要求南轩以序的形式将此忧虑告诫之心布告天下，或将二人关于讨论此事的往返书信作为书的附录。南轩接受了朱子的看法，“悉载其语于卷首。”西山指出，朱、张二先生为学者考虑深远周到，今《读书记》以字义为纲领，辑合相关文本，恐亦有前贤所虑之病，故载其说于此自我警示。“二先生之为学者虑也至矣。今类辑此编，亦恐有如二先生所虑者，故书之篇末以自警。”①
  《读书记》与《北溪字义》皆为理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栎曾加以比较论述。他说：
  《读书记》一书既博且精，凡诸经、诸子、诸史、诸儒之书之所当读当讲者，皆在焉，乃有载籍以来，奇伟未尝有之书也。……《读书记》尤博大精微，可以该彼二书，而彼二书不能该此一书也。②
  陈栎对陈淳有很高评价，赞他为“朱门第一人”，赞《字义》“玲珑精透”、兼具简明通俗、高妙精要、贯通上下的双重性。但他对《读书记》评价更高，认为该书广博精深，完全可以包括《增广性理字训》、《北溪字义》，实为自古以来罕有的“奇特伟大”之书，为传圣贤之道的不朽之作。就广博和深厚论，《读书记》当优于《北溪字义》。
  （二）《四书通旨》的“字义经疑体”
  《四书通旨》与《读书记》所异者在于该书纯以98个字义类聚四书原文而不带任何注释，仅在所类聚文本后，对文中范畴之义略加异同辨析，近乎元代科场流行的“经疑”体，可谓“字义”与“经疑”的结合。其最大特点是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字义、义项、含义、文本的四级含摄方式，以“凡……皆此类”“凡几见”等术语把四书文本重新归为98类，实现了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具体而言，每门字义分为若干不同义项，采用“皆是此类”“与此类同”等以义归类的方式将文本安顿在各具体义项下，以此区别范畴之同与具体义项之异。同一义项下又析出若干含义，聚合若干文本，著者对各文本含义的细微差别作简要辨析。通过这种四层分析含摄的方式，最终落实到具体文本，达到通《四书》之旨的目的。《四库总目提要》对其特点有简要概括：“是编之例，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①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较，该书最大程度实现了范畴与《四书》文本的一体化，全部范畴皆来自四书文本，它书所收太极、皇极、天理等因在《四书》外，皆未被收入。《通旨》对范畴与文本关系的处理尚另有一特点，即某一具体文本中虽无某“字”，却可从思想上将其归入该“字”下，显示出思想判定优先的立场。如“上天之载”一条并无“敬”字，却列为“敬”范畴之“持敬之功该动静贯始终兼入德成德”义项下。②
  元代科考采用“经疑”问答形式考查学子对朱子四书的理解，着重文本的异同比较，疑似辨析，融会贯通。此一出题特色非常吻合“字义”体。《通旨》虽非科考经疑著作，然对《四书》异同的疏通辨析，带有鲜明的“经疑”色彩，辨析之语如轻重、要领、对反、表里、发明、统言专言、兼言泛言、凡几、偏全等为“经疑”所常用。
  《读书记》、《通旨》非标准之“字义”体，除综合性外，二书“字义”之选取并非以纯粹范畴为主，而注重经书的类聚与工夫、事项的大致分类，《读书记》以五经四书之名分列字义，设立《大学》、《广大学》、《易指要》、《书指要》等“字义”，《通旨》则以人物列为字义，设立孔子、子思、孟子等，约有40门“字义”纯为事类，故被讥为“体近类书，无所发明”。较蒙学类“字义”之粗陋，二书略有“微嫌其繁”，不够简洁切要之弊。此外，二书皆不对任何范畴作具体解释，而依次罗列它在各文本中的具体意义，《读书记》尚列出各家注释阐发，《通旨》则特重异同辨析，这是此类著作异于纯“字义”类的又一特色。在注释宗旨上，二书亦不以童蒙教化或编撰简要之教材为宗旨，而是以提供阅读思考之文本，锻炼读者思辨能力为追求。故《西山记》常采用朱子、南轩不同说法，以“读者详之”的案语引导读者加以辨别。
  上述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自一传至五传的六部“字义”著作，形成了诠释朱子四书的新模式：“字义体”，是朱子学者对中国范畴之学的贡献，体现出朱子学者的传承与创新。此类著作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首先，皆“摆落章句、独崇义理”，放弃了对经典文本的事实性考证，直接以简洁明了的“字义”形式传达对程朱理学的准确理解。无论是大到著述理念，小到具体字义，其论述视域皆不离程朱思想，理气、心性、工夫居核心地位。其次，字义的选取基本源于朱子《四书》，又落实于此书，这是字义体的又一基本特征。朱子四书为朱子一生心血所萃，门人后学以不同形式对之阐发，“字义体”即是门人后学创造出的新形式，它对推动朱子《四书集注》成为理学最重要的经典，发挥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又次，在“字义”阐释形式上，朱子门人后学有着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的著述形态，体现为从理学蒙书、理学辞典至理学精华的三次转变。其定位亦发生了蒙学教材、字义模板到四书参考的变化。最后，在“字义”的具体诠释上，门人后学尽管皆以忠实阐发程朱思想为追求，但他们并不忌讳对程朱及前辈的不同看法，而是大胆提出批评和异议，体现出勇于创新的朱子学精神。
  “字义体”作为对理学四书的专题阐释，其指导思想当源于朱子的童蒙教化，理论核心来自朱子《四书集注》，而其类聚范畴的形式当源于程子的“类聚言仁”说，但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与朱子的理念相偏离的，首先是孤立的抽离若干范畴加以训释，背离了虚心涵咏本文的理念。其次，对文本的阐发放弃了文字义的考察、抛弃了朱子非常看重的章句训诂之学。这样得出的义理，朱子恐怕是不放心的。真西山试图将字义与传统注释体结合起来，即是为了矫正字义体的干枯、单薄之弊。客观而论，“字义体”作为研究、阐释理学、四书的一种特有形式，对宋明理学的发展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亦比较有限。
  总之，朱子门人后学将理学范畴与四书诠释相结合所创造的“字义体”，从形式和内容上皆对理学范畴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诠释，是对朱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使得理学与四书进一步融为一体，四书几乎成了理学的专属，理学亦借助四书而得到更合法广泛的传播。深入研究理学“字义”，对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理学研究、四书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