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透过三者比较，可清晰呈现朱子对《四书》认识的深化，从而对《近思录》性质和定位有更准确把握。
  《孟子》13.26“中字最难识……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推此类可见矣。（且如初寒时……则非中也，更）如三过其门不入……则非中也。”①
  按：《精义》收入最全，《近思录》删“且如初寒时……则非中也”的譬喻句，《集注》最简，仅收“中字最……可见矣。”可见随着认识深入，朱子选择愈加精要。
  《孟子》11.11问：仁与心何异？伊川曰：心是所生，……非是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
  问：“仁与心何异？”曰：“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②
  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
  按：《近思录》较《精义》大有删改，仅保留首尾一句作为问答，调整“阳气”句于后，突出了“谷种”说，《集注》则最精简，以“所谓”句保留“谷种”句，删除“阳气”说。
  《论语》5.23君子敬以直内。微生高所枉虽小，而害则大。③
  按：《集注》删无关文意的“敬以直内”，改“而害则大”为“害直为大。”补入“直”，突出了重“直”的章旨。另《精义》无“微生高”三字。
  《论语》6.2（三千）［七十］子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养）［往］，……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睿作圣）诚之之道。学之之道也。（视听言动……圣人者盖）［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故曰颜子之）［其］与圣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实…光辉矣）所未至者……则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知也）①
  《精义》所引《颜子所好何学论》最全，《近思录》删除甚多，或删除引文以求精简，如“孟子曰”“故仲尼曰”以下一段。或删前后意义重复者，如末节又出现“不思而得”等，或过于枝节游离者，如末节讨论孔孟之别。改写“故曰颜子之”为“其”。最值得注意者，乃在于删除朱子看来有问题者，如删《精义》所引“故曰性其情”“故曰情其性”，陈荣捷认为“以其有情恶气味”，意在消除王弼道家思想影响。但却未指出“自明而诚”与“诚之之道”之间所删（“故学必尽其心……睿作圣”），盖朱子实不满“尽其心则知其性”说；而主张知其性尽其心的穷理与知至说。《集注》对《近思录》尚有数处修订：改“习而通”的“三千”为“七十”，确定“知所养”为“知所往”，与下文“力行”相承接；改“乐”为“惧”，“觉者”为“学者”，更精准而合乎朱子思想。且删除“故曰性其情……诚则圣矣”一段。
  《论语》8.8“（天下有多少美才）［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只为道不明于天下）［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怎生会得），（古人于诗）［夫古人之诗］，如今（人）［之］歌曲（一般），虽闾（巷草野）［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而晓其义），故能兴起（于诗）。（后世）［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责得）［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古礼既废）［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有）2歌咏［所］以养其（情性）［性情］,1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3舞蹈［所］以养其血脉……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难。①
  《集注》较《近思录》所引修改甚多，正如《或问》所言，“程子备矣，然其间亦有疏宻缓急之异，详味而审思焉可也。”改“道”为“道学”，把客观的“道”改为主体对道的传承、阐发之学。删原文“古者”句，以为简洁。改“晓其义”为“知其说”，更准确表达了儿童对古诗的把握。在“古礼既废”前补“古人自”一句，语义通贯，衔接完备。补充“之乐”二字，亦是同样考虑，补“采色所以养其”句，耳、目分开表达，更为完善、准确。颠倒声音、歌咏句之语序，改口语化语录为书面用语，通过删、补、调、改等手段，使原文语义更为精准、连贯，体现了朱子的独特理解。
  综上，以《近思录》作为进入《四书》的阶梯是不能成立的。其一，朱、吕二贤明确定位《近思录》是北宋四子入门书，而非《四书》入门书，更不可能视为当时尚未完成的《四书集注》之阶梯。陈淳“阶梯论”明显有事后个人推论的痕迹。他最主要的理由是朱子发明四书大义来自四先生说，而《近思录》又收四先生说之精华，故可推出《近思录》是朱子《四书集注》的阶梯，“故吾先生所以发明《四书》之宏纲大义者，亦自四先生之书得之，而此编其四先生之要旨萃焉”②。如前所述，《近思录》在质、量两方面皆与《四书集注》关系不大，且《集注》收入了大量与《近思录》无关，而见于《论孟精义》、《中庸辑略》的二程后学之说。朱子在毕生探究《四书》的过程中，编撰了多部专门精选北宋诸家四书说的系列著作。早期有《论语要义》、《孟子集解》等，中年有壬辰《论孟精义》，丁酉《论孟或问》，晚年有《中庸辑略》，它们构成了《四书》的直接“阶梯”。其二，《近思录》牵扯、博杂的风格不符合朱子《四书》专一、紧凑的特点。《近思录》本不以四书为中心，故关于四书选材分散、零碎、错杂。它以宏大主题为经，而以人物为纬的粗线条编纂特点不符合朱子《四书》追求的“比照异同”“考量得失”的精密要求。其三，《近思录》不符合朱子由易到难、不可躐等的治学原则，不便于学者对四子《四书》说的领会。《近思录》直接收集四子原文而无任何解释，甚或缺乏前后语境，初学者根本不知其所论是否针对《四书》而发，其义理亦绝非初学所能把握。我们稍将《近思录》与《精义》、《或问》或《集注》比较即可感到二者的精细之别。即便逐条置四子说于经文之下的《论孟精义》，亦存在所收各家、或一家各说冲突之情况，故朱子认为只有资质上乘，分辨力强的弟子方适合读《精义》。勉斋就是遵照朱子教导由《论孟精义》入手。今《语类》所录有关《精义》（《集义》）诸说多为勉斋所录，勉斋于《雍也篇》仿照朱子做法对《精义》说逐一加以比较辨析。其四，视《近思录》为《集注》之阶梯实质上削弱了《集注》的重要性，降低了朱子在道统中的地位。朱子迫切希望学者能经由其精心诠释，“不多一字不少一字”的《集注》来直接把握《四书》思想，该书已对四子的四书说作了最好的统合，如学者尚须先通过《近思录》才能把握《集注》，那置《集注》于何地呢？
  总之，以《近思录》为《四书》阶梯，是陈淳学道之见，断非朱子之言，陈淳有意借朱子为旗帜来表达自身看法，这在记录体中应非少见，勉斋对此类情况早有预料，故最初并不同意编撰语录。钱穆先生认为朱子晚年对《近思录》看法改变，其实，非朱子而是陈淳态度改变，晚年已弃此说而置《四书》于《近思录》之前。①正如学者所论，勉斋所坚守的是师门旧说，北溪则“系后于朱子历史地说”，乃自创新说。但此新说几成为后朱子学时代的一个常识，与《近思录》作为北宋理学之汇编有关。它反映了后学对朱子所建构的理学道统的推崇，希望通过《近思录》来深入学习四子思想，通过重走朱子对四子的研习之路来理解《四书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