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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四书集注》中《大学章句》首章诚意解为：“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而祝洙《四书附录》本则是“必自慊”。在究竟以“一于善”还是“必自慊”为朱子定见上，主宋本的胡炳文与主祝本的陈栎各持己见。此问题在本书第三章第六节曾加以讨论，此处略补充一点后世学者的看法。
  元代学者吴程批评“必自慊”而力挺“一于善”，他说：
  祝本作“必自慊”，殊未是。盖自慊乃毋自欺之后效，难以居先。若不分善恶，但曰“必自慊而毋自欺”，则小人之诚于中为不善者，亦可言诚意矣。先儒谓意有善恶，“一于善”其可易邪？祝本或以为得之文公绝笔，恐未为然矣。②
  他认为该问题无法从版本上来断然判定，不能根据朱子之孙宣称其说来自朱子绝笔，就以为定然如此。如就版本自身质量而论，赵顺孙《四书纂疏》最善而优于祝本。故判定二说的关键在于义理，“自慊”只是表达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达到毋自欺之后所获得的心理感受或效验，它不可能先于毋自欺而获得。此说颇合朱子之意。朱子曾明确表示经过一段反思之后，方才最终确定勿自欺、恶恶臭好好色、自慊共同构成诚意概念，自慊居于最后，勿自欺居于最先。吴程强调“一于善”说不可或缺，它表明意念的性质只能是善，是纯善。意念本有善恶正邪之分，如不对其属性加以限定，而仅言“必自慊而毋自欺”，则小人诚于为恶，亦可谓诚意矣。故“一于善”作为定说，体现了诚意之真、善。自慊仅是表达一种自得之情，“一于善”则突出了意的道德属性，较“必自慊”更为深刻、合理、周全。刘剡亦以吴说为是。
  理解二说的关键取决于对“意”的理解，即认为诚意的意是兼善恶，还是纯善无恶。主意有善恶者，多认同“一于善”。如元景星认为心发为意，此意有善有恶，故工夫在于诚意以善之，批评祝洙篡改朱子说为“必自慊”。“心发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诚之之功。章句‘一于善’祝本改作‘必自慊’。”①明蔡清《四书蒙引》亦持意有善恶说，认为意为心之萌发，是心善恶之两路，诚意之后再无恶，只有偏。“若意则心之发……心初发时有善恶两路是意……但诚意之后巳无恶，只有偏耳。”②《五华四书大全》所引《疏义》认为“一于善”所表达的诚意思想更为清晰，“意之所发有善恶，一于善而毋自欺，则意诚矣……必自慊且先之以一于善，字面尤见端的。”③
  清吕留良则认为诚不可兼善恶，故主“必自慊”，他引杨廷枢说，并表达自己看法：
  “余意若言‘一于善’，则诚意竟无不是，何必致知？唯言‘必自慊’，慊是快足，快足于己，尽有不尽是者。故改三字最活，的系绝笔所更定无疑，但诚字中不可兼言善恶。”……按：杨此说极醇，但谓“诚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尽善”，此亦是致知甲里话，非诚字中话也。④
  杨氏认为如是“一于善”，则诚意已是至善，无须致知工夫了。若是“必自慊”，则无尽善之意，故必自慊才是绝笔所改。吕留良赞杨说“极醇”。其实“一于善”前的“欲其”二字，表明“一于善”是诚意工夫的归宿所在，即意诚，而非指诚意已是至善。杨氏反对“诚”指无价值指向的“兼言善恶”之实，因他已取消了诚的“一于善”，又认为“必自慊”“尽有不尽是”，如此一来，就必须将“诚”限定为善，否则道德无以安立。客观而论，此处“诚”只是表明工夫状态，并无诚已是纯善的道德境界之意，否则就是意诚了。杨氏似乎意识到此，故又弥补说此处诚之“善”只是一种低级的不纯粹的善，是“半善而非全善”“九分善一分未善”。吕留良则对此解颇不满，批评此“分数”说落入致知，指出朱子的意念分数说指自欺而非诚意。其实在朱子看来，毋自欺已为诚意工夫所含。吕氏又辨诚无归于一之意，其实朱子特别重视诚的纯一不杂意。
  就朱子本人来看，其《经筵讲义》《仪礼经传通解》皆是“一于善”。《文集》《语类》中亦存在大量关于诚意的修改，看出朱子确乎非常在意意念之纯一与性质之善。就宋元各家版本来看，“一于善”更为流行，但陈栎此说被明官方用书《四书大全》收入，且不提胡炳文等不同之见，故在明清时代，祝本“必自慊”说居于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