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通过章句形式妥善解决了《中庸》众多义理和训诂疑难，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诠释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诠释风格，认为《章句》在义理理解、日用工夫、儒佛之辨、传道授业诸方面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章句》除了在篇章层次划分上突出文本的有机连贯性外，还注重章、句、词层面的内在联系。全篇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皆统属若干章节。在行文上，每部分起始章与最后一部分结束章用与正文字号大小相同的文字阐发本部分主旨，以示要领；另外两部分结束章则用小于正文的字号来总结该部分，这样使得全书首尾呼应，层次分明，相互回环，俨然是一密不可分的整体。其一，注重章节间的逻辑联系性，几乎在解释每一章正文后，朱子都会单独另起一行，用简明的语言说明章与章之间存在的或总分、或并列、或相承、或递进等逻辑关系。如第五、七、九章“此章承上章……以起下章之意”的承接关系；十三章“下章放此”、十七章“后二章亦此意”的并列关系。朱子进而还阐述前后数章关系，如十六章就对前后七章的分合并列关系作了一个小结，“此前三章，以其费之小者而言。此后三章，以其费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费隐、包大小而言”①。在全书最后一部分的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在每章后直接以天道、人道注明各章主旨，“言天道也”（22、24、26、30、31、32），“言人道也。”（23、25、27、28、29）标出各部分“题眼”，便于快速把握主旨。如首章、十一、二十、末章皆有总结性陈述，如首章是“一篇之体要”；二十章是“所谓诚者，实此篇之枢纽也。”其二，指出章内各句之间存在对言、互文、省文等逻辑对应关系，可见其组织之对称与严密。如将“尊德性、道问学”分为“存心、致知”两大系列，分别统摄“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和“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四项，这种两分对说条理清楚。又如将“考诸三王”以下六句分为人己、古今、隐显三个对言，“广看得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己对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古今对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隐显对言，不知是否？”“曰：也是如此。”②指出句子间互文与省文的修辞关系。如认为十九章“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应该还有和“上帝”相连的“后土”，“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认为下文的“明乎郊社之礼、褅尝之义”存在互文现象，“礼必有义，对举之，互文也。”其三，在词语层面，展现了文字音韵训诂的深厚汉学工夫，即便置诸乾嘉诸儒中，亦不遑多让。重视影响词义理解的四声别义、古今字读音、通假字变音等现象；专门标注存在异读情况的词。如根据以义定音的原则，将“昭”字的读音标为“如字”，即按本字读，这和“昭穆之昭，世读为韶”的通行读法不一致；揭示文字孳乳对读音的影响，如“辟，音僻”，“辟”在此读为僻，辟、僻为古今字关系，辟为古字，承担多种功能，后来发展出“避、僻”等后起字。
  朱子章句学体现了他古今兼备，广搜博取，重视古注的学术特点。与前辈及同时学者忽视古注不同，朱子积极采用汉唐训诂，常称赞古注具有简明透彻的好处，《中庸章句》反切注音基本采用陆德明《经典释文》；训解上对郑注多有引用、赞颂，“如‘至诚无息’一段，诸儒说多不明，却是古注是”①，提出“古注有不可易处，如‘非天子不议礼’一段，郑氏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甚简当”。“若解经得如此简而明，方好”②。对时人的精彩训释同样采用，如“蒲庐”之解就废旧说而取沈括新解。辨析精当，论述简明。如在句读上，朱子批评学者将十二章断在“父、君、兄、之”后有误，应在“子、臣、弟、友”后断，指出对文意理解的偏差必然导致对经典原义理解之谬。
  朱子的章句学体现了朱子的严谨考证与独立精神。朱子对字词的考辨极其严肃认真，提出要根据义理、文势、文献三者相互推演的论证法。文势是前提，任何解释必须在文义上讲通才行；义理是主宰，当文势没有问题时，应该从义理上考虑；文献则是最可靠的检验和保障。朱子采取三重互证来妥善处理同词异义现象。如“上下察也”的“察”字，“素隐行怪”之“素”字。应当提及的是，朱子的章句学体现了自由独立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诸家说解的取舍完全基于一视同仁的学术判断。对二程学派之说多次否定，对二程的“执其两端”“颜子屡空”“至诚尽性”“致曲”“王天下三重”等皆提出了批评，如指出“程子以为执持过不及之两端，使民不得行，则恐非文意矣”③。
  朱子的章句诠释具有以下意义：阐发义理的必经之路，日用工夫的应有之义，儒佛之辨的学术立场，建立范本的客观需要。《中庸章句》并不是为章句而章句，而是从传道授教的角度着眼，以使学者更好理解《中庸》。这一点，他在《书中庸后》中讲得很清楚，“窃惟是书，子程子以为孔门传授心法，且谓善读者得之，终身用之有不能尽，是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又闻之，学者之于经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识之，以待诵习而玩心焉。”章句之学并不能取代涵养之功，但是它可以辅助对经典义理的认识，因为“得于辞”是“通其意”的必要途径。而这一点，恰恰为当时学者所忽略。对经典文本的研读、阐发、重构就是道问学的致知之功，是格物穷理的一大要义。在朱子看来，经典之义理理解是衡量工夫所至境地的尺度，故要求学者将日用工夫和册子上义理相对应，以此自查自纠，自我印证。朱子本人对中庸章句的不断修改和完善，皆是其所涵养境界变化之投射。如中和新旧说的不同，即反映了朱子对日用工夫把握的不同，体现在对《中庸章句》的诠释上也就自然存在差异了。
  朱子概括了当时三种解经方式：以禅解经，以功利（文学）解经，以儒解经。《中庸章句》显示了纯正的以儒解经的实绩，以彰显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他在《中庸或问》中常驳斥谢良佐、杨时、尹焞、游定夫等二程高弟的解释常陷入佛说而不自觉。朱子所深为忧虑的是，轻视章句、儒佛合流之倾向在士子中广为流行，很多人多自觉不自觉地以佛解儒。朱子有着多年求学苦思的亲身经历，深知良好教本在教育中的作用。加上“得君行道”理想的一再破灭，更是使他全身心地投入传道授业的工作中，而重视章句之学，打造典范教材，无疑是道得以传承的首要保证。这一点，朱子有所自道。在拒绝詹仪之请他出山任职的信中，朱子明言编好经典教材并非等闲小事。这也使得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互构并行成为朱子学术的内在追求，《中庸章句》即是将文本处理与义理阐发融合得非常完美的典范之作，《章句》以崭新的理论为纲领，妥善解决文本纠葛之处，赋予了文本结构上总分总的韵律感，这一韵律又与流淌其中的理一分殊这一创新义理谐和一致，令人不得不赞叹朱子经典诠释的精致。事实上，《章句》对文本的三层划分塑造了《中庸》学的新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庸》的章句诠释最鲜明地反映出朱子《四书》的章句之学，既体现了对传统经典注释形式的继承发扬，又恰当地把代表儒学新进展的理学思想融入其中，实现了文本与义理、形式与思想的和谐一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对阐发理学思想，推广儒家之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未来中国哲学经典的反本开新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启示我们对《中庸章句》的认识决不能忽略它在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文本的外在形式即是诠释者内在思想的流露，一个思想能够行走多远，和形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诠释中国传统经典，做到文理的合一，朱子的智慧值得我们用心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