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与南轩的学术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如中人以上章，南轩有“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南轩采用孟子“是亦所以教之”说解本章，于文意及气象皆不合。孟子不屑之教是绝之而不再教诲，本章夫子提出施教，要求就学者地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切实的教育之方，并非弃绝不教。南轩此说，有凡来学者皆告以性与天道之极之意，否则绝而不教。朱子措辞极为激烈地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而且就文本言，亦造成文意躐等断绝，气象不佳。故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其“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乃所以渐而进之，使其切问近思而自得之也”为南轩完全采纳。南轩对朱子说之接收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虚胸怀，然其对朱子说的拒绝，亦证明南轩始终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之理学家，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上所述，南轩对朱子的批评常有坚持未改者，即便接受，亦表现为有保留的部分认可而非全盘接受。如君子有恶章，朱子认为“夫子之问，未见恶人之疑；子贡之对，亦未见检身之意”。①今解已不见“恶人之疑”，而有“所以检身”说。有时尽管朱子再三苦口，南轩仍坚守己见，不为所动（当然，此仅就现存文献而论）。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论语解》为“如自孝弟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其爱虽有差等，而其心无不溥矣。”《癸巳说》采用了朱子“故孝弟立，则仁之道生”说，因朱子之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言“本立则其道生而不穷”。《集注》则解到“生”字为止，认为“无穷”字高远而不切意。本章讨论了“由孝弟可以至于仁否？”《集注》取伊川说，阐明仁与孝悌为体用、性情关系，南轩则简略认为视孝悌与仁为不同事物者失其宗旨。
  朱子据其对经典诠释的新理解，主张吸收汉代章句训诂之学的长处，以纠正理学忽视文本字义之弊，而集矢于南轩《癸巳论语说》及上蔡说。南轩对朱子思想有所认同吸收，淳熙改本据其所论多有修改。在《论语》之辩中，南轩受朱子影响较大，故朱子屡称赞南轩的最大优点是闻善即迁。“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论语》旧说，某与议论修来，多是此类。”②此昭示我们应在尽量把握南轩《论语》前后改本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前后演变有整体性和连续性认识，而免于陷入对研究对象的平面化、断裂性理解。朱、张虽同宗二程而实则程度、态度有别，钱穆先生早已指出朱、张之异：“盖当时理学界风气，读书只贵通大义，乃继起立新说。……即南轩亦仍在此风气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③此为中肯之论。它提醒我们在肯认程朱理学作为一整体学派的同一性之时，亦应对其内部的差异性有所分疏。南轩在与朱子的反复交流中虽有所改变，然总体仍因袭二程理学之诠释范式。朱子则直面理学解经之弊，融合汉学、宋学解经之长，寓创新于守成之中，融经学与理学为一体，树立起新的经典典范，推动了理学的向前发展。朱、张在解经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守成之异，近则作用于湖湘学与朱子学彼此之衰退兴盛，远则关乎理学与经学之未来演变。其于今日儒学之继承与创新，亦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