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论语解》之癸巳本与淳熙本
  朱子对南轩《癸巳论语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辨析，南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朱子意见，对该书加以修改，形成了与癸巳旧本差别较大的淳熙改本。②淳熙年间，南轩反复提及对《论语说》的改正，朱子、吕祖谦亦皆认可淳熙改本大优于癸巳旧本。南轩《答朱元晦》言：“《语说》荐荷指谕，极为开警。近又删改一过，续写去求教。”③朱子《张南轩文集序》言：“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晚尝更定，今已别行。”④《答吕伯恭》言：“詹体仁寄得新刻钦夫《论语》来，比旧本甚不干事。”①吕祖谦答《朱侍讲》亦言，“詹体仁近亦送葵轩《论语》来，比癸巳本益复稳密”②。
  朱子《答张敬夫语解》、《癸巳论语说》引用约130条南轩《论语说》，并指出其应修改之处，如将之与通行本相较，则会认同四库馆臣仅修改23处说；如将之与《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所引南轩说相对照，即可发现半数以上实已修改。所改之处多据朱子批评，此即为淳熙改本说。真德秀《四书集编》在“子谓颜渊章”明确提出淳熙本与初本的差别。“南轩初本云：‘其行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③且详引朱子《癸巳说》批语。可见他同时见过初本与定本，且非常注意二者区别。《四书集编》引南轩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辨析朱、张异同，如不以二家定本为据，则辨析将无从展开。如多见而识，《集注》解为“识，记也。记则善恶皆当存之。”南轩为“多见而识其善”。德秀认为：“多见而识之一句，二先生所释不同，以文义求之，则南轩似优。”④“不至于谷”，朱子释“谷”为“禄”、南轩为“善”，德秀又指出，“二先生释谷之义不同，正宜参玩”⑤。至于《集注》、《或问》所引南轩说，几乎皆为朱子所赞同者，而朱子对南轩初说则多有不满，故二书所引当为改本说。此外，今本保留了二十五条作为异文的“一本”“一作”说，此“一本（作）”说除少数一、二条外，亦大体同于《集编》等所引，可知基本为淳熙修订说。遗憾的是，今中华版虽已采《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加以校勘，但仅校出约30处，据笔者考察，当有约190处。
  （二）《论语解》之具体修订
  四库馆臣认为南轩仅接受朱子《癸巳论语说》之23条批评，由此判定朱、张之学诚可谓“龂龂不合”，归其因为讲学家辨难习气，求胜心切使然。当“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之后，则不复相争，“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彼此“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朱、张最终“不改不争”本应显示彼此之异，馆臣反而得出“终同”的结论，盖其认为朱子癸巳对南轩之异议后皆改之，故不争，不可以朱子癸巳之见来否定南轩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①其义明显指向朱子批评之说并不可靠，是朱子改变己说而非南轩。笔者结合《集编》、《读书记》等资料，立足南轩淳熙改本，认为这一判定明显颠倒事实。南轩通行本接受、修改《癸巳说》者约为61条，而非23条。包括通行本改之、《集编》（并《读书记》、“一作”等）改之、仅《读书记》改之、仅“一作”改之等情况。且大体遵朱子意改。其中通行本所改22条；“一本”“一作”所改5条；《集编》、《读书记》引所改23条；“一作”、《集编》引改“古之学者为己”章1条；《读书记》引改“三愆”章2条；通行本略改，《集编》引大改8条。另有一半未修改者，有以下可能：南轩坚持己见未改；朱子改变看法；朱子批评本来无关紧要；南轩已改而今本未见。朱子癸巳《答张敬夫论语解》专就南轩《论语说》学而篇10章提出批评，对比《癸巳论语说》、通行本《论语解》、《四书集编》所引可知，南轩大部分据朱子意见改之。学而、巧言令色、三省章《癸巳论语说》已改之；父在观其志、信近于义、贫而无谄、不己知章通行本改之；友不如己章《集编》引改之。道千乗之国章未改，源于朱子自身思想改变。慎终追远章未改。据本人研究可知②，《集编》等所引南轩《论语》说较通行本实修改172章，诸多内容明显遵朱子之意修改，修改的共同特征是以精简为本，删繁就简，几乎每章皆有删除。修改之说在思想上与《集注》更接近，手法上更重视文义解释，风格上趋于平实，文字上更简约、精炼。综上可知，南轩淳熙本《论语解》受朱子影响很深，学术立场和观念有很大转变。进而最终认同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反思上蔡不足。《答朱元晦》言：“上蔡《语解》偏处甚多，大有害事处。”③
  （三）朱张早晚异同论
  南轩《论语说》受朱子影响颇深，但朱子同样受到南轩影响。二者思想异同情况颇为复杂，大体有始异终同、始同终异、始终皆同、始终皆异四种情况。“始异终同”，即朱子初批南轩而终同其说，此是朱子前后自我否定、认识逐渐加深之故。四库馆臣以三年无改章为例，指出朱子否定南轩《癸巳论语说》解，但《论语集注》采孔安国义，则与南轩说同。朱子曾认同“道千乘之国”的“道”解为“导”，《答張敬夫语解》反对南轩“治”解，后转而认可南轩解。颜渊季路侍章朱子对南轩“施”为夸张，“劳”为功劳的新说表示怀疑，倾向于施加、劳事之旧说。《集注》则以“夸大功劳”之说为第一说，保留旧说为二说，更认同南轩说。“始同终异”，即朱子早年同于（未反对）南轩说，后来则反对之。此类情况甚多，恰见出朱子思想之转进与创新。典型者如知仁动静，朱子曾以南轩仁知动静说为周子《太极图说》之意，认为“此义甚精，盖周子太极之遗意，亦已写入《集注》诸说之后矣”①。但今《集注》并无南轩说，且所论与南轩说恰相对。又如“因不失其亲”，南轩本二程说紧扣礼义而论，认为“若夫安于礼义，则此又不足以言之矣。”朱子批评南轩貌恭、言信说，但受二程、延平等影响，亦把“因不失”置于“礼义”基础上。《集注》则认为本章主旨是言行谨始而非礼义。此显出朱子说的阶段性和变易性，反映了朱子挣脱前人，独立门户之艰难。“始终皆同”，即朱子始终大体认可南轩说。《论语集注》收入南轩说8处，《四书或问》引用33处，赞赏其说“可取”、“亦佳”、“可观”等（仅“有教无类”章认为其说有得有失）。此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同时收入《集注》《或问》的三章：使民敬忠以劝、闻斯行诸、佛肸召章，此三章《癸巳论语说》亦无异议。另《或问》未提及而《集注》收入5章，表明朱子当在丁酉《或问》之后才认可南轩此说，可视为始异终同。“始终皆异”，即朱子、南轩各自坚持己见而不求苟同，如上述朱子所批评之《癸巳论语说》，通行本尚有约60条未改者，可暂视为此类。此充分体现了二者之学的特色与差异。
  朱张的差异还见诸对洛学诸家的取舍上，南轩于《精义》诸家尤其是上蔡、龟山说守成较多，在诠释方法上亦是继承理学阐说大意，不屑卑近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张栻宗奉二程而罕有批评。朱子亦同样宗奉二程，但朱子此时对南轩的批评多指向上蔡而罕及二程，在此后的丁酉《或问》和己酉《集注》阶段，则对二程多有批评。盖伴随着学术方法的自觉与学术思想的自信，朱子对洛学的批判态度逐步加深，最终从义理和解释方法上超越理学，回归经学。此一一味“宗程”与适度“非程”之别，根源于朱、张在经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如将南轩《论语解》与朱子《论语集注》稍一比较，二者之别即历历在目。如《论语》首章南轩认为朋来之乐的原因是“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资已，讲习相滋，其乐孰尚”。此乃综合伊川、龟山说，《集注》则取伊川而批龟山。南轩解“不愠”为“盖为仁在已，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看似同于《集注》所引尹氏说，然朱子反对以“仁”解“学”，盖易致好高、好空、好悟的弊病。在解释方法上，朱子特别指出南轩忽视“字义”，如“学而时习之”五字，每字皆有意味，应逐字详说而不可简略。学者指出其因在于南轩之学实浸染于以二程为代表的时风习俗之中。①此外，朱子与南轩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南轩对朱子说之接受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怀，其对朱子说的拒绝和有保留地部分认可，亦见出南轩始终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虽因朱子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
  （四）改本之意义
  南轩《论语解》淳熙改本是在吸收朱子建议基础上，朝着精简、平实、注重文义、贴切文本的方向修改而成。是否认识到南轩《论语解》存在前后改本，直接影响对南轩思想及朱、张学术关系，甚至理学思潮演变的理解。学界对南轩《论语》思想的论述颇精，然似忽视了南轩《论语》思想前后的差别，而仅以癸巳本与通行本《论语解》立论，导致所论未尽乎善。如有学者据“博施于民”章“仁道难名，惟公近之”说论证张栻承袭明道“以公言仁”说①，而据《集编》所引、一本云，此说早已不见于淳熙改本，改本突出了仁者之心，仁者之方，其结语亦由通行本的赞颂态度（“先言仁者而后以仁之方结之，圣人之示人至矣”）转为批判语气（“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则知以博施济众言仁者，其亦泛而无统矣”）。也有学者认为，南轩《论语解》宗奉二程，大量引二程之学，举学而章引程子“时复䌷绎”说为例，淳熙本已删此说，改为“重复温绎”；据“为己为人”章“学以成已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说，指出其解合于二程，其实在朱子批评南轩以成物解成人说不妥的影响下，作为改本之说的“一本云”已删除“所谓成物”句。学者还指出“张栻《论语解》全书直接引述二程之说共32处”，此处“《论语解》”前当补“旧本”二字方确。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