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张深切的学术交谊始终不离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二贤关于《仁说》、《知言》、中和之辩为学界瞩目，然《论语》之辩则似较少受到关注。《论语解》为南轩最费心、晚出、成熟之作，其文本的复杂性，所蕴含的朱张学术异同及理学未来走向问题，实有待发之覆。本书试图以相关证据表明，南轩《论语解》确存在癸巳初本与淳熙改本之别，朱子曾就南轩《癸巳论语说》提出120处修改建议，南轩改本亦多据朱子意见修改而成，体现出朱张思想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四库馆臣囿于所见，得出南轩仅修改《癸巳论语说》23处，其余“拭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等判定不合实际，通行之《南轩论语解》中华版对该书的大量失校亦不利于改本的凸显。另一方面，朱张《论语》之辩体现出二者对理学传统和经典诠释的处理存在守成与创新之异，南轩仍局限于上蔡等理学立场，继续沿袭“六经注我”的求言外之意的高远风格；朱子则遵循以求本意为主的“我注六经”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扬弃理学，融合汉学，实现了经学与理学的合一，将理学之时代精神回归于经学之本始传统，最终开出了儒学发展的新生面。此一个案显示了理学学者相互交往所带来的思想演变、理学内部客观存在的思想异同，朱、张治学理念之异于理学学派兴衰演变之关系等重要论题，于今日儒学发展亦不乏现实参考意义。
  一 因袭上蔡之误
  朱、张在学习洛学的过程中，皆深受谢上蔡《论语说》影响，上蔡之说可谓二贤早年进入理学之门的“扶手”。但随着朱子学术思想的成熟独立，他开始抛弃这一“扶手”，反思上蔡之不足，通过扬弃上蔡踏上自成一家之路。①南轩则似仍徘徊于上蔡影响之中，故朱子批评南轩《癸巳论语说》多因袭上蔡之误。朱子于《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以下简称《癸巳论语说》）中多次道明此点，如批评父在观其志、所贵乎道者三、曾点之乐等章引上蔡说具有好新奇、缺工夫、远本意、近异端之弊。朱子于《答张敬夫语解》（该书专门答复南轩《论语解》学而篇十章）认为“传不习”当为明道“传而不习”说，南轩通行本则仍持上蔡“传者得之于人，习者得之于我”说。指出“父在观其志”章“不暇改”说是承袭上蔡之误。从文义与工夫的两角度据明道、尹氏说批“所贵乎道者”章因袭上蔡之误，“此说盖出于谢氏，以文意求之，既所未安，而以义理观之，则尤有病……其用功在于平日积累深厚，而其效验乃见于此，意味尤觉深长。明道、尹氏说盖如此，惟谢氏之说以‘动’、‘正’、‘出’为下功处，而此解宗之……且其用力至浅而责效过深，正恐未免于浮躁浅迫之病，非圣贤之本指也”②。认为南轩采用谢氏说不合夫子意，用力太浅而言效过快过深，易造成浮躁急迫学风。南轩接受之，通行本删“将死而言”句，采朱子“庄敬笃实，涵养有素”说，并反思上蔡说的确缺少下工夫处而转向二程说。《答朱元晦》言，“‘所贵乎道者三’，上蔡之说诚欠却本来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①。朱子于曾点之乐章严厉批评上蔡说杂入佛道而无圣贤气象，指出南轩说即源于此。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曽皙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著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其说。②
  批评南轩说过于花哨虚浮而无扎实深沉之味，文意相互矛盾太多。如“曽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句有双重错误：一则文义有误。“非有乐”是明道对颜子箪瓢之乐的评论，不可施于曾点。颜、曾之乐不同，颜乐在箪瓢陋巷之外，不可即其事而求；曾乐是见道分明，洒脱无累之乐，正当即其事而求。二则宗旨有误。以此浮夸之言解曾点，使夫子师徒问答，陷入禅宗拈槌竖拂之机锋，几乎推圣门于禅学。此体现了朱子严辨儒佛的学术立场。指出南轩摆落圣言直抒己见，过于自信而轻视圣贤，立说过高归于空虚，并以其表意混乱的“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不及”等说证明之。批评上蔡仅赞叹曾点无牵挂洒脱意而未发明仁者爱物之心，引《列子》为解更杂入老庄之见而无圣贤气象。归结南轩之误为受上蔡影响故，告诫南轩当摆脱上蔡说不良影响，走上新的经典诠释之路。通行本接受朱子意见，删除被批评诸说。《集编》、《读书记》所引较通行本又有精简。
  二 解经三宗病
  朱子于癸巳前后反思理学直阐己意的解经之弊，强调当汲取汉代训诂章句学之优长，以救其弊。《答张敬夫》多封书信皆反复明确此意，如癸巳《再答敬夫论中庸章句》强调章句分析之学与玄谈心性之学的区别。癸巳《中庸集解序》严厉批评脱略章句之空的后果更胜于汉人章句之陋，表明力图扭转空谈之学，回归章句文本，沉潜文义解读，探寻文本原意，追求平实简易的主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①为此，朱子特别反思予其以深刻影响的上蔡论语学，批评上蔡解经存在虚浮不实、新奇不平；缺少工夫指点；杂佛老以解儒典的毛病。认为此即南轩所染之病，故对《癸巳说》的批评，皆围绕此三方面展开。
  （一）“贪说高远”
  朱子解经反对好高凿深之论，力求平实、浅易、贴切。对南轩高远之说，以“不（未）安”评之，甚不喜南轩套用“性”“天理”等形上概念解经，指出此是造成其解高远的重要原因。如认为南轩“众人物其性”说“此语未安，盖性非人所能物”。②批评其“形体且不可伤，则其天性可得而伤乎”的“伤性”说过高，既不合曾子本意，亦不合事理，本意只是保全形体，通行本未改。批评其“约我以礼，谓使之宅至理于隐微之际”说“幽深，却无意味”，乃是受谢氏影响而未免好高之弊。《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南轩“明尽天理”说亦犯有高远之弊，“‘患不知人’恐未合说到明尽天理处，正为取友用人而言耳。大率此解虽比旧说已为平稳，尚时有贪说高远，恐怕低了之意”③。南轩接受之，删除“明尽天理”并提出反对贪高务远说。
  南轩喜用夸张性表述，立说过高而不妥当、平实，易造成逻辑混乱。《答张敬夫语解》批评其以“美玉之与碔砆”喻夫子乐而好礼、子贡无谄无骄不妥，此喻只能用于王霸之别等性质对立者，通行本改之。朱子又指出南轩以“言当其可，非养之有素不能”解“三愆”过高，圣人只是戒人言语以时，不可妄发之意。通行本未改。评析南轩贪图高远的说经风格还见诸以外在目的、关系解经，如“以成性、以养德”等说。批评禹吾无间然矣章“所以成性”说不妥，大禹所为皆是理所当为，非为成就性而为之。批评“艺以养德”说，认为艺是事理不可或缺之当然，是合有之物，游于艺并非把“艺”作为一外在于德性的手段。直指南轩解源于不屑平实，好为高远的解经大病。“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此解之云，亦原于不屑卑近之意，故耻于游艺而为此说以自广耳。”①批评南轩“言欲讷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职”说、“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亏其所以生者，则其生也亦何为哉”说，皆有计较功利之意。进一步剖析南轩贪说高远的风格源于其“几欲与《论语》竞矣”的心态，批评其奢则不孙章“圣人斯言，非勉学者为俭而已”说即犯有此病，“今为此说，是又欲求高于圣人而不知其言之过，心之病也。……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②。无友不如己章南轩提出“不但取其如已者，又当友其胜已者。”朱子指出只是“友必胜已之意”，批评南轩分此为二等是欲高出圣人之言，此为其解经之普遍毛病。“而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③反之，朱子亦批评南轩犯有过于推崇圣人的倾向，“尊圣人之心太过”。如放郑声章指出其“于此设戒是乃圣人之道”说不合文意，推崇圣人过度，反致气象轻浮狭隘。通行本未改。
  （二）“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
  朱子不满摆落本意、一味阐发己说的解经做法，主张解经当以阐发本文之意为宗旨。其对南轩的批评亦针对于此。批评南轩述而不作章“圣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仅以“平易”为解，未能阐发圣人谦虚诚实之意，未使学者识圣人气象，消虚傲之习。批评其以“老彭孔子事同而性情功用异”比较圣人与老彭，与经文之意大背，反陷圣人之谦虚诚实于虚伪之境。总结其病在于多发明言外之意而反背离本文宗旨。“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①通行本已删此二句。批评南轩“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独可行三军而巳”说，认为此恰是针对三军而发，南轩说有过于推演言外意义之弊。批评子帅以正章“明法勑罚以示之，亦所以教也”说虽合事理却“夺却本文正意”。朱子常指出南轩解不合经文之意，乃外来无据之说，“经文未有此意”。如指出谅阴章“大君勑五典以治天下而废三年之达丧”说“经文未有此意”“无来历也。”批评原壤章幼而孙弟说“恐圣人无此意”；指出予一以贯之章“此亦子贡初年事”说无据，非经之本意。以上通行本皆未改。朱子亦指出南轩说常偏离主旨而无当。如批评南轩“无其鬼神是徒为谄而巳”说偏离章旨；修己以敬章“敬有浅深一句在此于上下文并无所当”，主张删除“敬有浅深”及“亦”字。与此相应，朱子还提出阙疑的审慎态度。如提出谨量章“此篇多阙文，当各考其本文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阙之可也”②。
  （三）“圣人与异端不同处不可不察”
  朱子对南轩的批评，特别注重严辨儒学与佛老之别，严格甄别佛老用语、思想的掺入。如反对子谓颜渊章“其用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的“无意”说，而主张无私意，以区别儒学与佛老异端之学。“谓舍之而犹无意于藏，则亦过矣。……圣人与异端不同处，正在于此，不可不察也。”③通行本未改。仲尼焉学章南轩采用龟山等“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莫非文武之道，初无存亡增损”说，朱子批评此说因新奇而为学者所多用，然不合文义。“盈于天地之间”与“文武之道”“无存亡增损”自相矛盾。文武之道只是指周朝制度典章，批评迁儒说以就佛老之言，丧失儒家下学之义，陷入异端目击心会之说，要求南轩平心退步，反复探究句读文义而明此说之失。“近年说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万物盈于天地之间’，则其为道也，非文武所能专矣。……且若如此，则天地之间，可以目击而心会……窃详文意所谓文武之道，但谓周家之制度典章尔。……大抵近世学者喜闻佛老之言，常迁吾说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读者平心退步，反复于句读文义之间，则有以知其失矣。”①庚寅《答张敬夫》批评南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说未能严辨儒道之别，“大凡老子之言与圣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②朱子甚留意于具体字义中辨别儒佛。如南轩解语之而不惰为“不惰其言”，朱子则主张为“怠惰”，认为如南轩说，当为“堕”字，且有禅学“语堕”之意，极不可取，批评上蔡等以“不惰为领受”错误。
  三文义章句之辨
  朱子在注释《四书》的过程中，逐渐从一味阐发己意的理学学风中走出，而兼采重文义解释的训诂章句之学。强调从文义入手，准确、平实解读经文，以扫除阅读障碍，疏解文本之义为宗旨，融合了理学之义理精神与汉学之小学传统，重铸了经学之解释形态。朱子对此转变有深刻反思，再三强调回归汉儒以训诂解经的经训合一之学，如此方能力求本旨而意味深长。《答张敬夫》言：“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③丙申《答敬夫孟子说疑义》明确了由字义到文义再到本来意的解经次第，突出解释文义名物为解经之首务，反对过多阐发己意，而主张简易。“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④故朱子据详辨文义章句的宗旨，从文字、用语、句法三个层面指出南轩《癸巳论语说》的不足。
  （一）文字之形音义
  字、音之误。朱子指出南轩两次引文之误，一为误引伊川“思绎”为“䌷绎”。“本文作‘思绎’，今此所引改‘思’为‘䌷’。”⑤然通行本未改。二是指出“抑”字之误，“知抑精矣”，通行本改为“则益精矣。”对字音的理解决定了字义把握和义理领会，朱子《四书》于注音用心非常之细，尤关注多音多义字。如“恶”字，南轩曾读“苟志于仁无恶也”的“恶”为去声，可恶义，朱子提出当为入声，乃不善义。“盖此章恶字只是入声。”①又如南轩解默而识之为“黙识非言意之所可及，森然于不睹不闻之中……世之言黙识者，类皆想象意度，惊怪恍惚”。朱子指出“黙识只是不假论辨而晓此亊理”，批评南轩解已流入自身所批评的“惊怪恍惚”之列，其因在于对“识”的读音有误。《集注》更倾向“识”的“志音，记义”。“不施其亲”的“施”，南轩主张尹氏说，朱子则取《经典释文》和吕氏说，认为当是“弛”字，批评谢氏释为“施报”有误。“若如谢氏，虽亦引‘无失其亲’为解，然却训‘施’为‘施报’之‘施’，则误矣。……《释文》本作‘弛’字，音诗纸反…今当从此音读。”②
  字义辨析。朱子极重视字义辨析，于此批评南轩说之不足。如“罔之生”的“罔”，南轩主蒙昧义，“罔则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近于范氏“无知”说，朱子据上文主张为伊川“欺骗”说。批评南轩子绝四章的“绝而不复萌”说，认为“绝”当是“无”。言绝不言无，更显出无之程度深。南轩采纳之。朱子常以古注取代诸家说。如“人也”南轩解为“以其有人之道也”，此来自范氏“尽人道”说，朱子认为当是古注“伊人”说，南轩改从朱子。朱子判定字义诠释的标准是自然简易。如不可则止的“止”，南轩主“制止”义，朱子认为是离开义，批评其解穿凿费力。“按经文意，‘不可则止’但谓不合则去耳。……今为此说穿凿费力而不成文理。”③朱子对语气词等虚词颇用心，如不逆诈章南轩认可孔安国“先觉人情者，是宁能为贤乎”解，朱子则强烈反对，称赞杨氏说，指出“抑”为反语之词，表推测、可能关系。
  “字未安”“不可晓”。朱子常以“字未（不）安”的形式指出南轩用语不妥。如南轩解敬鬼神而远之为“远而不敬，是诬而已”。朱子指出“诬字未安”，通行本改为“忽”。但朱子所批评者，南轩多未改。如“处于己者不尽也”的“处字未安”；“语乱则损志”的“损志二字未安”；“不忍乘危”的“乘危二字未安”；“包注训固为陋”说“恐亦未安”；“信于己也”的“己字未安”等。朱子批评南轩子之燕居章“圣人声气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随形”说，以形影关系阐发圣人声色之不离，并不贴切，反而有化二为一的嫌疑，未能揭示圣人与常人之别，圣之为圣所在。朱子亦批评南轩用语“不可晓”。或因太简略之故，如认为“将死而言善，人之性则然”说，“此语太略，几不可晓，恐当加详焉”①。或为表述不清而难以理解。如“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圣人所欲不存岂有一毫加于此哉”，皆认为“不可晓”。
  （二）“自相矛盾”“未尽曲折”及“设问发之”
  朱子指出南轩说存在前后文意自相矛盾处。如“质胜文则野”章南轩先言“与其史也宁野”，再言“矫揉就中”“修勉而进其文”，文理错杂，前后矛盾，使学者不知用力之方。“与其史也宁野”是无法做到中之后求其次，南轩则先此而后再“就中”。通行本接受批评，采取了删“矫揉就中”等做法。朱子以“语序颠倒”指出南轩说语义矛盾，如批评“仁者为能克己”颠倒了克己与仁的由工夫而本体关系。指出南轩说具有过于牵扯，“说过两节”“跨过两章”的弊病。如自行束修章先后引夫子“何莫非诲”“不保其往”说，朱子认为“此一章之中而说过两节意思，尤觉气迫而味短也”。②中人以上章引孟子“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于文意、气象皆不合，为南轩采纳。
  朱子指出南轩说有“未尽曲折”“不亲切”“太支离”的弊病。如批评信近于义章“此结句似不分明，恐未尽所欲言之曲折也”③，指出“夫子听卫国之政，必自卫君之身始”说虽合理，却少曲折。批评直躬章“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实者”说“此不知所指言者谓何等事，文意殊不明也”④，指出如患得之章“计利自便之心”说文义不分明、语意亦不亲切。通行本未改，《集编》《读书记》所引改为“患无以得之也”。批评士见危致命章引龟山说“于成人曰授命、曰见利；于士曰致命、曰见得”太支离，通行本未改。朱子亦批评南轩解无关主旨，如生而知之章“其至虽一，而其气象规模终有不同者”是多余不必要之说。
  朱子在认可南轩解的同时，亦提出其需改进“发之无端”的突兀表达，建议采用“先设疑问以发之”的或问体，以实现表意自然、顺畅；明确言外之意与本文正意的区别，避免掺杂。朱子曾数次告之当采用“或问”体。如南轩以隐显、内外、本末解“一以贯之”章，朱子认为解意虽善而立言无端，导致杂乱无序，当采设问方式。指出南轩巧言令色解内容甚好，只是为言外之意，应有所引语方不显突兀，避免与经文正意的混杂，做到义理分明，并以伊川《易传》必设问以发言外义为证。“此意甚善，但恐须先设疑问以发之，此语方有所指。……如《易传》中发明经外之意，亦必设为问答以起之，盖须如此方有节次来历，且不与上文解经正意相杂。”①南轩接受之，通行本补“其心如之何”之设问句。朱子针对就有道而正焉章、克己复礼章提出同样建议，前者未改，后者采纳。
  四 《论语解》改本及朱张异同
  （一）《论语解》之癸巳本与淳熙本
  朱子对南轩《癸巳论语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辨析，南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朱子意见，对该书加以修改，形成了与癸巳旧本差别较大的淳熙改本。②淳熙年间，南轩反复提及对《论语说》的改正，朱子、吕祖谦亦皆认可淳熙改本大优于癸巳旧本。南轩《答朱元晦》言：“《语说》荐荷指谕，极为开警。近又删改一过，续写去求教。”③朱子《张南轩文集序》言：“敬夫所为诸经训义，唯《论语说》晚尝更定，今已别行。”④《答吕伯恭》言：“詹体仁寄得新刻钦夫《论语》来，比旧本甚不干事。”①吕祖谦答《朱侍讲》亦言，“詹体仁近亦送葵轩《论语》来，比癸巳本益复稳密”②。
  朱子《答张敬夫语解》、《癸巳论语说》引用约130条南轩《论语说》，并指出其应修改之处，如将之与通行本相较，则会认同四库馆臣仅修改23处说；如将之与《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所引南轩说相对照，即可发现半数以上实已修改。所改之处多据朱子批评，此即为淳熙改本说。真德秀《四书集编》在“子谓颜渊章”明确提出淳熙本与初本的差别。“南轩初本云：‘其行也岂有意于行之，其舍也岂有意于藏之。’”③且详引朱子《癸巳说》批语。可见他同时见过初本与定本，且非常注意二者区别。《四书集编》引南轩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辨析朱、张异同，如不以二家定本为据，则辨析将无从展开。如多见而识，《集注》解为“识，记也。记则善恶皆当存之。”南轩为“多见而识其善”。德秀认为：“多见而识之一句，二先生所释不同，以文义求之，则南轩似优。”④“不至于谷”，朱子释“谷”为“禄”、南轩为“善”，德秀又指出，“二先生释谷之义不同，正宜参玩”⑤。至于《集注》、《或问》所引南轩说，几乎皆为朱子所赞同者，而朱子对南轩初说则多有不满，故二书所引当为改本说。此外，今本保留了二十五条作为异文的“一本”“一作”说，此“一本（作）”说除少数一、二条外，亦大体同于《集编》等所引，可知基本为淳熙修订说。遗憾的是，今中华版虽已采《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加以校勘，但仅校出约30处，据笔者考察，当有约190处。
  （二）《论语解》之具体修订
  四库馆臣认为南轩仅接受朱子《癸巳论语说》之23条批评，由此判定朱、张之学诚可谓“龂龂不合”，归其因为讲学家辨难习气，求胜心切使然。当“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之后，则不复相争，“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彼此“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朱、张最终“不改不争”本应显示彼此之异，馆臣反而得出“终同”的结论，盖其认为朱子癸巳对南轩之异议后皆改之，故不争，不可以朱子癸巳之见来否定南轩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①其义明显指向朱子批评之说并不可靠，是朱子改变己说而非南轩。笔者结合《集编》、《读书记》等资料，立足南轩淳熙改本，认为这一判定明显颠倒事实。南轩通行本接受、修改《癸巳说》者约为61条，而非23条。包括通行本改之、《集编》（并《读书记》、“一作”等）改之、仅《读书记》改之、仅“一作”改之等情况。且大体遵朱子意改。其中通行本所改22条；“一本”“一作”所改5条；《集编》、《读书记》引所改23条；“一作”、《集编》引改“古之学者为己”章1条；《读书记》引改“三愆”章2条；通行本略改，《集编》引大改8条。另有一半未修改者，有以下可能：南轩坚持己见未改；朱子改变看法；朱子批评本来无关紧要；南轩已改而今本未见。朱子癸巳《答张敬夫论语解》专就南轩《论语说》学而篇10章提出批评，对比《癸巳论语说》、通行本《论语解》、《四书集编》所引可知，南轩大部分据朱子意见改之。学而、巧言令色、三省章《癸巳论语说》已改之；父在观其志、信近于义、贫而无谄、不己知章通行本改之；友不如己章《集编》引改之。道千乗之国章未改，源于朱子自身思想改变。慎终追远章未改。据本人研究可知②，《集编》等所引南轩《论语》说较通行本实修改172章，诸多内容明显遵朱子之意修改，修改的共同特征是以精简为本，删繁就简，几乎每章皆有删除。修改之说在思想上与《集注》更接近，手法上更重视文义解释，风格上趋于平实，文字上更简约、精炼。综上可知，南轩淳熙本《论语解》受朱子影响很深，学术立场和观念有很大转变。进而最终认同朱子对上蔡的批评，反思上蔡不足。《答朱元晦》言：“上蔡《语解》偏处甚多，大有害事处。”③
  （三）朱张早晚异同论
  南轩《论语说》受朱子影响颇深，但朱子同样受到南轩影响。二者思想异同情况颇为复杂，大体有始异终同、始同终异、始终皆同、始终皆异四种情况。“始异终同”，即朱子初批南轩而终同其说，此是朱子前后自我否定、认识逐渐加深之故。四库馆臣以三年无改章为例，指出朱子否定南轩《癸巳论语说》解，但《论语集注》采孔安国义，则与南轩说同。朱子曾认同“道千乘之国”的“道”解为“导”，《答張敬夫语解》反对南轩“治”解，后转而认可南轩解。颜渊季路侍章朱子对南轩“施”为夸张，“劳”为功劳的新说表示怀疑，倾向于施加、劳事之旧说。《集注》则以“夸大功劳”之说为第一说，保留旧说为二说，更认同南轩说。“始同终异”，即朱子早年同于（未反对）南轩说，后来则反对之。此类情况甚多，恰见出朱子思想之转进与创新。典型者如知仁动静，朱子曾以南轩仁知动静说为周子《太极图说》之意，认为“此义甚精，盖周子太极之遗意，亦已写入《集注》诸说之后矣”①。但今《集注》并无南轩说，且所论与南轩说恰相对。又如“因不失其亲”，南轩本二程说紧扣礼义而论，认为“若夫安于礼义，则此又不足以言之矣。”朱子批评南轩貌恭、言信说，但受二程、延平等影响，亦把“因不失”置于“礼义”基础上。《集注》则认为本章主旨是言行谨始而非礼义。此显出朱子说的阶段性和变易性，反映了朱子挣脱前人，独立门户之艰难。“始终皆同”，即朱子始终大体认可南轩说。《论语集注》收入南轩说8处，《四书或问》引用33处，赞赏其说“可取”、“亦佳”、“可观”等（仅“有教无类”章认为其说有得有失）。此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同时收入《集注》《或问》的三章：使民敬忠以劝、闻斯行诸、佛肸召章，此三章《癸巳论语说》亦无异议。另《或问》未提及而《集注》收入5章，表明朱子当在丁酉《或问》之后才认可南轩此说，可视为始异终同。“始终皆异”，即朱子、南轩各自坚持己见而不求苟同，如上述朱子所批评之《癸巳论语说》，通行本尚有约60条未改者，可暂视为此类。此充分体现了二者之学的特色与差异。
  朱张的差异还见诸对洛学诸家的取舍上，南轩于《精义》诸家尤其是上蔡、龟山说守成较多，在诠释方法上亦是继承理学阐说大意，不屑卑近的态度。有学者指出张栻宗奉二程而罕有批评。朱子亦同样宗奉二程，但朱子此时对南轩的批评多指向上蔡而罕及二程，在此后的丁酉《或问》和己酉《集注》阶段，则对二程多有批评。盖伴随着学术方法的自觉与学术思想的自信，朱子对洛学的批判态度逐步加深，最终从义理和解释方法上超越理学，回归经学。此一一味“宗程”与适度“非程”之别，根源于朱、张在经学方法论上的差异。如将南轩《论语解》与朱子《论语集注》稍一比较，二者之别即历历在目。如《论语》首章南轩认为朋来之乐的原因是“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资已，讲习相滋，其乐孰尚”。此乃综合伊川、龟山说，《集注》则取伊川而批龟山。南轩解“不愠”为“盖为仁在已，岂与乎人之知与不知乎”。看似同于《集注》所引尹氏说，然朱子反对以“仁”解“学”，盖易致好高、好空、好悟的弊病。在解释方法上，朱子特别指出南轩忽视“字义”，如“学而时习之”五字，每字皆有意味，应逐字详说而不可简略。学者指出其因在于南轩之学实浸染于以二程为代表的时风习俗之中。①此外，朱子与南轩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南轩对朱子说之接受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怀，其对朱子说的拒绝和有保留地部分认可，亦见出南轩始终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虽因朱子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
  （四）改本之意义
  南轩《论语解》淳熙改本是在吸收朱子建议基础上，朝着精简、平实、注重文义、贴切文本的方向修改而成。是否认识到南轩《论语解》存在前后改本，直接影响对南轩思想及朱、张学术关系，甚至理学思潮演变的理解。学界对南轩《论语》思想的论述颇精，然似忽视了南轩《论语》思想前后的差别，而仅以癸巳本与通行本《论语解》立论，导致所论未尽乎善。如有学者据“博施于民”章“仁道难名，惟公近之”说论证张栻承袭明道“以公言仁”说①，而据《集编》所引、一本云，此说早已不见于淳熙改本，改本突出了仁者之心，仁者之方，其结语亦由通行本的赞颂态度（“先言仁者而后以仁之方结之，圣人之示人至矣”）转为批判语气（“知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则知以博施济众言仁者，其亦泛而无统矣”）。也有学者认为，南轩《论语解》宗奉二程，大量引二程之学，举学而章引程子“时复䌷绎”说为例，淳熙本已删此说，改为“重复温绎”；据“为己为人”章“学以成已也，所谓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说，指出其解合于二程，其实在朱子批评南轩以成物解成人说不妥的影响下，作为改本之说的“一本云”已删除“所谓成物”句。学者还指出“张栻《论语解》全书直接引述二程之说共32处”，此处“《论语解》”前当补“旧本”二字方确。②
  五 创新与守成
  朱子与南轩的学术之辨，绝非如四库所言“激而求胜”，而是秉持直言无隐、是非分明的公心。朱子对南轩说，时常反驳与赞赏并举，体现了是非不苟、瑕瑜不掩的严谨态度。如中人以上章，南轩有“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说，朱子批评南轩采用孟子“是亦所以教之”说解本章，于文意及气象皆不合。孟子不屑之教是绝之而不再教诲，本章夫子提出施教，要求就学者地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切实的教育之方，并非弃绝不教。南轩此说，有凡来学者皆告以性与天道之极之意，否则绝而不教。朱子措辞极为激烈地批评此说极为害理，违背圣门教法。而且就文本言，亦造成文意躐等断绝，气象不佳。故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其“不骤而语之以上，是乃所以渐而进之，使其切问近思而自得之也”为南轩完全采纳。南轩对朱子说之接收固表明其“从善如流”之谦虚胸怀，然其对朱子说的拒绝，亦证明南轩始终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之理学家，绝非“随人脚跟转”者。如上所述，南轩对朱子的批评常有坚持未改者，即便接受，亦表现为有保留的部分认可而非全盘接受。如君子有恶章，朱子认为“夫子之问，未见恶人之疑；子贡之对，亦未见检身之意”。①今解已不见“恶人之疑”，而有“所以检身”说。有时尽管朱子再三苦口，南轩仍坚守己见，不为所动（当然，此仅就现存文献而论）。如无适无莫章朱子认为伊川、上蔡二义相通，各有所指，但南轩仍坚持以伊川说批上蔡“异端无适无莫不知义比”。孝弟为仁章，《论语解》为“如自孝弟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其爱虽有差等，而其心无不溥矣。”《癸巳说》采用了朱子“故孝弟立，则仁之道生”说，因朱子之批评，删除“爱有差等”句，但仍坚持了“生而不穷”说，言“本立则其道生而不穷”。《集注》则解到“生”字为止，认为“无穷”字高远而不切意。本章讨论了“由孝弟可以至于仁否？”《集注》取伊川说，阐明仁与孝悌为体用、性情关系，南轩则简略认为视孝悌与仁为不同事物者失其宗旨。
  朱子据其对经典诠释的新理解，主张吸收汉代章句训诂之学的长处，以纠正理学忽视文本字义之弊，而集矢于南轩《癸巳论语说》及上蔡说。南轩对朱子思想有所认同吸收，淳熙改本据其所论多有修改。在《论语》之辩中，南轩受朱子影响较大，故朱子屡称赞南轩的最大优点是闻善即迁。“钦夫最不可得，听人说话，便肯改。如《论语》旧说，某与议论修来，多是此类。”②此昭示我们应在尽量把握南轩《论语》前后改本的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前后演变有整体性和连续性认识，而免于陷入对研究对象的平面化、断裂性理解。朱、张虽同宗二程而实则程度、态度有别，钱穆先生早已指出朱、张之异：“盖当时理学界风气，读书只贵通大义，乃继起立新说。……即南轩亦仍在此风气中。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③此为中肯之论。它提醒我们在肯认程朱理学作为一整体学派的同一性之时，亦应对其内部的差异性有所分疏。南轩在与朱子的反复交流中虽有所改变，然总体仍因袭二程理学之诠释范式。朱子则直面理学解经之弊，融合汉学、宋学解经之长，寓创新于守成之中，融经学与理学为一体，树立起新的经典典范，推动了理学的向前发展。朱、张在解经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创新与守成之异，近则作用于湖湘学与朱子学彼此之衰退兴盛，远则关乎理学与经学之未来演变。其于今日儒学之继承与创新，亦不无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