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与勉斋对《精义》诸说的辨析，体现了朱子学极为强烈的批判继承与反思超越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在三个层次得到体现，带给今人发人深省的启发。
  第一层：朱子对二程学派的继承与超越。在继承二程之学时，朱子亦严格辨析其说不合理之处，并予以批评，体现了入室操戈、勇于超越的精神。如2.10章伊川“所由、所安”解兼具善恶两面，《集注》则专指不好的一面。朱子认为《集注》之解合乎事理，否则容易犯下恕人、自恕之病。朱子一贯极忌惮自恕、恕人说，而主张宁严勿恕。2.11温故知新章朱子批评诸家说皆说反了温故和知新，用以解释温故者，其实适用于知新，反之亦然。批评伊川、尹氏“只此一事可师”说，“窄狭却气象也。”2.23损益章批评程子诸说仅注意“损益”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因袭”一面，批评程子亦不仔细而是“衮说将去”，非常认可汉代马融说，见出朱子对于汉学的尊重，此是他与二程学派解经相异处。“这一段，诸先生说得‘损益’字，不知更有个‘因’字不曾说。‘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衮说将去。……因举马氏古注曰……此说极好。”榦。①3.16章批评二程说犯了添字解经，引入言外之意，不够稳当的弊病。批评明道射不主中说，完全违背了“中”的主旨。
  第二层：朱子的自我否定与超越。朱子《精义》时期思想虽大体确立，然不成熟，较之此后《集注》（甚至《或问》）思想多有反复，故《精义》之辨可成为考察朱子思想演进的有益参照。如《精义》及《或问》主张首章分为两章，《集注》则合为一章。就《精义》与《集注》比较来看，朱子对诸家看法有从批评转变为认可的，如6.6由也果章朱子曾认可勉斋对伊川批评，但《集注》则明引勉斋批评的伊川“能取其长皆可用”说；6.11君子儒章朱子认为谢氏“远者大者或昧”说“某所未安”，然而仅在丁酉《论语或问》即改变看法，从工夫论角度肯定其说“尤可以警学者用心之微”，故《集注》引之。6.13孟之反章对谢氏的处理亦然，《精义》中勉斋认为谢说“甚紧切，于本文未密”，朱子未发表看法，《论语或问》则痛贬“谢氏之说，尤为过之”；至《集注》则唯独采用谢氏说，取舍截然相反。2.8色难章“色难”解朱子主张以杨氏说，反对旧注“承顺颜色”说，但《集注》则引之，认为“亦通”。有从认可《精义》说到放弃或反对的，如6.12子游为武城宰章，勉斋倾向谢氏说，指出主旨是取灭明之一节一行，朱子认可之，然《集注》则引杨氏说。还可由《精义》之辨见出朱子说从未定到确定，如6.18知之者章《集注》引与勉斋未曾讨论的张栻说，可见其时朱子对本章理解仍未确定。6.19中人以上章勉斋未知横渠说出处，置其说于统计的六说之外，可知其时《精义》尚未收入其说。
  第三层：勉斋对朱子的反思与突破。朱子、勉斋《精义》之辨，体现了师徒二人在经典诠释和思想取向上的诸多差异，尤其显示了勉斋独立思考，当仁不让的精神。勉斋不仅提出了独到新颖之解，而且对某些重要说法坚持不渝，并未因其与朱子之特殊亲密关系（传道弟子兼女婿）而改变。就《精义》之辨来看，师徒二人观点对立甚多。如6.15出不由户章勉斋批评伊川“事必由其道”说未粹，朱子认为伊川说“不见其失，不可轻议”。6.20樊迟问知章勉斋批评吕氏当务为急说牵连，朱子则大赞吕氏“词约理精”，《集注》收其说。6.22齐一变章勉斋分析伊川第二说“只说风俗”、三说“大伦犹在”皆未稳，批评范氏“齐鲁相若”说不妥。朱子则认为程子、范说皆无病，《集注》亦是从风俗论。6.26子见南子章勉斋主张上蔡的“浼夫子”说，批评伊川的“子路以夫子被强、见迫”说，认为子路不悦在于“不足见”而非“不当见”，指出伊川的“夫子欲正卫君失礼”是言外添加之意，认为夫子之见合礼。范氏以“矢”为“誓”非圣人气象，吕氏“天厌道”说非圣人意。朱子则据文义主张范氏发誓说，批评诸家因避嫌而解“矢”为“陈”。6.27中庸之为德章勉斋主张尹氏说，批评伊川未能阐明“久”字而不合文意，谢、杨氏以无过不及解“至”不妥，乃是言“中”。批评杨氏“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说。朱子则主张伊川说，认为谢杨等“中”“至”说相通，指出其破杨说不妥。6.28博施济众章勉斋认为伊川“皆以‘何事于仁’作‘何止于仁’，故以仁为有小大上下”与本章论为仁之方主旨不相应，割裂了前后文意，而主张明道“何干仁事”说，此说既分明，又与下文仁之方贯通。朱子则赞同伊川“何止于仁”说，对勉斋认为“皆推说‘博施济众犹病’故不录”的二程说，《集注》则有所取。又如对“当仁”的理解，勉斋主张“适当为仁”，朱子认为应是“担当”“任”之意。
  勉斋与朱子之异鲜明显示了其思维的敏锐和独到，对自身观点的始终坚持体现了自得于心的理论自信。如2.4十五志学章勉斋对朱子说颇有修正，关于本章进学次第是实说还是虚说，有不同看法。勉斋认为当是夫子为学境地之实说，而非故作谦虚以勉励他人，并认为《集注》在“勉人为辞而独觉其进”两说中，更重后者。其实《集注》更强调勉人、立法、谦虚之说，“独觉其进”说不过略有此意而已。勉斋则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以此作为对《集注》的批评修正。
  勉斋较之朱子，更强调分说立场。如6.5三月不违章，他主张“三月”突出了颜子工夫的长久不断，其余弟子则至于仁而不能久，不能拘泥于“三月”二字，颜子与圣人之别不在乎是否有断，而是工夫思勉问题。“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颜子视孔子为未至者，圣人则不思不勉，颜子则思勉也。诸子视颜子为未至者，则以久近不同耳。若谓颜子三月则违，恐未安。”朱子则强调伊川等“三月则断”说无误，如颜子能始终不断，则已进入圣域，无须思勉了。“颜子若能终不违仁，则又何思勉之有！”另一方面，勉斋称赞游氏以人心解仁说紧切而不合文意，“游氏说‘仁’字甚切，恐于本文不甚密。”朱子则甚为反对游氏仁人心说，非常警惕视仁心为一物说，认为与本文“心不违仁”说不合。“游氏引‘仁，人心也’，则仁与心一物矣，而曰‘心不违仁’，何也？”①对横渠“内外宾主”说，勉斋当时比较困惑，“不知如何說？”他后来分析《语录》朱子所答他人说，提出就文义与义理言，大概有两种观点：一是仁为屋，心为宾主；二是身体为屋，仁为宾主。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视仁与心为一，前者虽合乎文义而视仁、心为二；后者主张仁即心而更合乎义理，勉斋个人倾向于仁与心为一说，认为更为亲切。可见他对自己思想的坚守。勉斋此说影响甚大，为朱子后学《四书》著作广为引用。
  黄氏曰：“内外宾主之语，《语录》有数条，大略以屋为喻而在内者为主，在外者为宾。然有二说：其一以仁为屋而以心之出入为宾主，其一以躯壳为屋而以仁之存亡为宾主。以文义言则前说胜，以义理言则后说胜。以文义言，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义理言，则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说因孔子所言而为文，后说则言心在便为仁，不在便为不仁。其旨尤切，当两存而并观之。”①
  又如6.20樊迟问知章勉斋着力讨论“民之义”解，反对二程解“民”为“百姓”，认为应解为“人”，方才切题。进而提出新解，认为此“务民”即是务己之义，盖“通天下只一义”，以此义而冲破人我之别，达到人己相通。此“知”亦落实为见义而为，无义则无知，突出了义的中心意义。批评杨氏樊迟学稼是事而非义说不妥，提出“事与义本无异”的事义合一说，强调事不离义，义必见诸于事。“此三说，皆以‘务民之义’作‘从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宽……只伊川第二说曰‘民，亦人也’，似稳。所谓‘知’者，见义而为之者也。不见义，则为不知。……然必曰‘民之义’者，己亦民也。通天下只一义耳，何人我之别！……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义’，则不可。但有义、不义之异，事与义本无异。”朱子一方面认可勉斋对“民之义”的理解，同时批评其无人我之异说过于合一笼统。批评“事即义”说犯了物即理的形而上下混说之弊，“但所谓‘居天下之广居与己之广居无异’，则天下只有此一广居，何必更说无人我之异乎？……然谓‘事即是义’，则不可。且如物还可便谓之理否？”榦。②此显示朱子强调分析，反对合一的特点，这是朱子的基本立场，朱子对仁与心、物与则、道与器、理与气等皆是如此严加辨析，突出分殊。仅即此两章，已显出勉斋与朱子不同而更倾向于理一和通贯，主张心即仁、事即义、人即我等。
  朱子引导勉斋对《论语精义》的精细辨析①，实则是朱子学习二程之学进而突破二程之学思想奋斗历程的再现，对领会朱子思想的形成演变具有切实的参考意义。对勉斋而言，藉由对《精义》诸说的比堪异同、考校得失，熟悉了前辈之说，锻炼了思辨能力，掌握了“虚心熟读审择”的治学方法，形成了“读书尽着仔细”的治学风格。特别难得的是，勉斋忠实传承了朱子所实践的当仁不让的求真精神，在反思批判中继承发扬朱子学，所开出的双峰、北山之学又将此精神演绎为“后朱子学”时代不可多得的一段光彩。朱子师徒《精义》之辨所体现的重视前人成果，强调理性反思，实与现代学术精神颇为吻合，其所秉承的“会看文字”“尽着仔细”的治学理念于“略一绰过”的浮躁学风亦具针砭之效。它亦启示今人，在经典研习和义理探索之途上如勉斋一般重走朱子之路，或许是时下传统儒学的转化与创新取得突破的可资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