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读书不可不仔细”是贯穿朱子一生的治学理念，朱子自从学延平即被称为“好章句之学”“讲论极有力”，自述所学由“铢累寸积而得之”。朱子认为圣人之言极为精密妥帖，恰到好处，周遍无遗。故必须仔细用功，方能得其用心，故极为反对“略一绰过”的读书之法。以“读书不细”批评前辈伊川温故知新解有误，“伊川见得亦差了……以此知读书尽着仔细，伊川恁地工夫，也自有这般处。圣人语言极精密，无些子偏重，亦无些子罅漏”①。勉斋于此“读书尽着仔细”工夫深有领会，言“尝看文字，多是虚字上无紧要处最有道理”。②朱子师徒《精义》之《雍也》篇之辨，体现了对“仔细”的真切追求，具体可从文义、义理、工夫三方面论之。
  “读书仔细”首先要求精辨文义。对文本的理解，离不开最基础的音训句读训诂工夫，朱子吸收汉唐训诂之学，于此极为重视，使其《四书集注》突破了二程纯以义理解经的诠释风格。如朱子特别点出6.28博施济众章“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当一气连读，盖此关乎对博施济众与圣人关系的理解，强调即使如尧舜之圣于此亦有所不足。又主张5.18令尹子文章“不知，焉得仁”当一气连读，此涉及夫子对子路等是否得仁的判定。对字义解析是朱子师徒论辩的主要内容，它直接决定了对义理的解释。如勉斋认为6.2颜回好学章“今也则无”的“无”之二义“没有”“死亡”皆与上下文重复，朱子则主张“无”就是“没有”义。6.16文质彬彬章对“史”的解释，勉斋认可伊川、吕氏的“文书”说，反对谢氏“仪容”解。6.17人之生也直章的“生”，勉斋不满明道等说，认为只能解为“生存”而非“始生”，朱子则认可明道说，认为兼具始生、生存两层含义，《集注》亦仅录明道说。6.24井有仁章勉斋提出“逝”当为“往”，批评范氏解为“去”，朱子认可勉斋说，指出各家文义解释皆不清楚，“此章文义，诸先生说不甚明。”榦。③对字义的精准辨析并非易事。如6.25博学于文章勉斋着力辨析了“约之于礼”的“约”义，批评伊川解“约”为“守”，割裂了博文与约礼的联系，批评其将本章之“约”解为“约束”，颜子博约之“约”解为“知要”的差别化解释，认为二处当皆解为“知要”。朱子大体认可其说，但强调“约”应解为“约束”。然而《集注》却特别指出“约”为“要”，又解“约之于礼”为“守欲其要”，兼顾守、要二义。但勉斋始终质疑《集注》“约，要”说，“然约而谓‘约之’以训‘要’，不顺。若颜子所谓约我，则要我，尤非文理。或以约为‘束’，则于文义顺矣，而又非博、约相对之意。”①提出如博、约对举，则“约”为“要”，但本章“约之于礼”的“约”为动词，是“约之”义，训为“要”不合文理。如训为“约束”，虽合乎文义，但却未能突出与“博”的对举义，故当合二者而取之，为“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其实质不过是存心而已，此又显示勉斋对心上工夫的致意，见出勉斋对朱子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朱子学除涉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字之义外，还特别关注作为儒学范畴的“字义”之训，由此衍生出了“字义体”这一特有的理学范畴诠释之作。勉斋与朱子之讨论亦涉及几个重要范畴。如6.11君子儒章的“小人”，勉斋主张谢氏说，强调小人之过有程度深浅之分，此处“小人”是相对君子大人而言的。朱子则反对，认为伊川为己为仁说可包众说，小人虽有等差，但非本章之意。6.18知之者章勉斋认可明道伊川说，“知”乃好学义，指出吕氏知之不惑说过深，杨氏知之非艰说过浅。又辨析吕氏、范氏所言“乐”乃是乐后事，批评谢氏以“无”解“乐”不妥，尹氏以“安”解“乐”“未紧”，朱子称赞其解，《集注》未取二程，而引尹氏说，易其“有所得而安”的“安”为“乐”。6.21乐水乐山章勉斋特别阐明体用义，辨析“体”的“体段”和“本体”两层含义，指出伊川说“体”是体段而非体用义，批评吕氏以本体义解本章，深得朱子认可。
  朱子解经注意区别文义与义理，于此亦有表现。如6.1雍也可使南面章曾讨论程子说“程先生所解是于文义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故“读书仔细”除文义之辨外，尚要求义理诠解的恰如其分。首先，解释应切合本意。朱子选择前人之说的首要标准即是本意原则，不合本意虽美亦不取。言“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道夫。①如6.3子华使于齐章，勉斋批评伊川从师生角度论此“恐非本意”，而是“外生一意”。《集注》虽取伊川说，但舍弃勉斋所批评者。6.6仲由可使从政章勉斋批评伊川、尹氏说不合常理，范、谢专就三子缺点论，偏离文意。6.28博施济众章批评横渠弘道说不合文意。6.19中人以上章辨析了《精义》诸家就“上中下人”形成了禀受与学术两种不同理解，勉斋主张二说相互支持，不可偏废。朱子则认为伊川第二说已包含两方面含义。其次，勉斋继承朱子，秉持义理恰如其分这一标尺，以宽紧、深浅、高低、自然穿凿、亲切推说、稳妥不当等反义组合来形容诸说不足。如6.2颜回好学章批评张载“萌字说太深”，范氏性迁说“不可晓”，指出其以“移”字训“迁”说太深，谢氏“不害其为改”说“又太浅”，杨氏不放心之说则“无甚差，但稍宽尔”。6.9箪食瓢饮章指出二程、范氏“皆是推说，于本文未甚密”，批评谢氏“不与物交”说太深。6.10力不足章称赞吕氏以“不幸”解“中道而废”颇为亲切，批评其“足废”说太穿凿，尹氏说少一“自”字语意无力。6.14祝之佞章指出谢氏“善观世之治乱者如此”乃推说。6.20樊迟问知章批评范氏“振民育德”说过宽，吕氏当务为急说牵连，谢氏“知鬼神”说过深。6.28博施济众章批评范氏仁小圣大说不稳，吕氏分说博仁、济圣未当，吕氏仁者无事博济说不妥，杨氏“仁者何事于博施济众”说太过。6.21乐水乐山章朱子、勉斋讨论了同文异指还是牵合援引。勉斋认为圣人论德，各有不同，不可牵扯混合《中庸》仁知说。“各有攸主，合而一之，恐不可也。”朱子对此持具体分析的灵活辩证态度，认为仁知不同之三说，义可相通，但此相通不可扩大而已，如不可用于“学不厌知、教不倦仁”说。
  重视工夫针砭教化是朱子《四书》诠释的独特原则，亦是体现“读书仔细”的重要指标。如6.7闵子骞为费宰章勉斋认可谢氏说，朱子认为其说虽好，语气过于粗厉，但“足以立懦夫之志”，故《集注》仍取之。6.13孟之反不伐章勉斋认为谢说虽切于学者，然未紧扣文意。《集注》则取谢说，体现了朱子重视工夫论的立场。6.16文质章朱子认为谢氏说的问题不在字义，而在于缺乏工夫，“无矫揉着力处，失却圣人本旨”，“杨说推得却有功”，突出了文质的本末关系，故《集注》取其说。6.28博施济众章《集注》取吕氏批评“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说，亦是着眼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