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称勉斋“会看文字”“看文字甚子细”，特别教导其从辨析《精义》诸家得失入手，以提高理论分析力。据勉斋所记《语录》来看，多有关乎学而、雍也两篇《精义》者，尤其是《雍也》篇二十八章被逐一记录下来，其所记当是勉斋所呈问目的讨论，带有系统化、专业化的意味。如6.20樊迟问知章朱子称赞勉斋“来说得之”，可推勉斋似乎事先撰有“问目”性质的书面文字进呈朱子，且所录形式非常整齐完备，与其余语录明显不同。（余大雅亦上呈过《论语精义备说》）。《精义》之辨既显示了师徒二人见解的差异，亦真实记录了朱子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朱子思考《四书集注》心路历程之重现，亦充分彰显了朱子学讲究分析、重视思辨、强调批判的治学风貌。
  学而章的示范。朱子于学而章给勉斋示范如何研读《精义》诸说，指出当比较诸家“学、时习、说”等字义解说得失来形成自身见地。“问学而一章。曰：看《精义》，须看诸先生说‘学’字谁说得好；‘时习’字谁说得好；‘说’字谁说得好。须是恁地看。”关于“习”的理解，“榦问：谢氏、游氏说‘习’字似分晓。”曰：“据正文意是讲习。游、谢说乃推广‘习’字，毕竟也在里面。游氏说得虽好，取正文便较迂曲些。”①勉斋认为游、谢二家皆从实践义论“习”，似更清晰明白（谢认为是“无时而不习”，游则主张“时习于礼乐”）。朱子则从意义正偏、广狭的角度，认为“讲习”是正意，游、谢的“实践”是推扩旁出意，其意虽好，却与本文略有不合，且为“讲习”所包。然《集注》对“习”之阐发，在兼顾二义之时，却更突出了实践义。可见，朱子晚年思想与《精义》期之别。他们又辨析了伊川与范氏“说”“乐”解的内外、正反、同异之别。勉斋认为，伊川主张喜悦内在于心，与范氏“说自外至”说恰好相反，朱子认可伊川的悦在心说。勉斋提出伊川、范氏关于“乐”的“中出”、“在外”说意义相同，朱子认可之。勉斋进而质疑范氏“不亦说乎”解，朱子亦觉其说无意义。朱子批评范、游以“不知命”解不知、不愠过高，认为“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说到命处。”批评谢氏知希为老子说。对不满意之解，朱子多以“不必如此说”解之。朱子师徒皆批评胡寅以求仁解学，太过笼统宽泛而无意义，体现了朱子学重视字义解析的特点。“致堂谓‘学所以求仁也’。仁是无头面底，若将实（按当为‘学’）字来解求仁，则可；若以求仁解‘学’字，又没理会了。”直卿云：“若如此说，一部《论语》，只将‘求仁’二字说便了也。”盖卿。②于此同时，勉斋忠实继承并弘扬朱子“取予在己”、入室操戈之批判精神，在对不愠与君子关系上，认同程子不愠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之说，反对朱子成为君子才能不愠说，前者从工夫言，后者就成德言。“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则是君子然后不愠。以悦、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③。
  孝悌为仁章的讲习会讲。朱子师徒在书院、精舍的日常主要活动就是研读《四书》经典，对重要而难懂的章节，要求学者在不同场合、采取多样的方式进行讲习讨论。在相对固定的日子和重要场合，朱子则会组织弟子以会讲形式开展对《精义》的集体研讨辨析，如对孝悌为仁章《精义》诸说的讨论即是讲习会讲的内容之一。有学者提出伊川“行仁自孝弟始”说是把仁置于孝弟之外。朱子严厉批评此说看得非常不仔细，完全未能领会程子清晰明白之解，而割裂了仁与孝悌的关系。勉斋认为此说是看反了仁与孝悌的关系，并强调当就仁爱观仁，孝悌是仁最根本亲切之表现。
  或人之问：“‘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谓‘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先生曰：“如何看此不子细！程先生所答煞分晓。据或人之问，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阳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说在孝弟之中，只一个物事。如公所说程子之意，孝弟与仁却是两个物事，岂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先生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么做仁！”因遍问坐间云云。……直卿又谓：“但将仁作仁爱看，便可见。程子说‘仁主于爱’，此语最切。”①
  当象山高足包显道一干弟子来访时，先按照精舍规矩向朱子发表关于时习、孝悌为仁等章的看法，朱子一一给予简略回答。尤其对其弟子反复申说的孝悌为仁章不满，让弟子林子武重新讲述一过。并决定采取正式隆重的大会主讲来讨论本章。
  包显道领生徒十四人来，四日皆无课程。先生令义刚问显道所以来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规矩说《论语》。一生说“时习”章。……一生说“务本”章。先生曰……。已而其生徒复说孝弟为仁之本。先生曰：“说得也都未是。”因命林子武说一过。……次日，先生亲下精舍，大会学者。先生曰：“荷显道与诸生远来，某平日说底便是了，要特地说，又似无可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直卿与某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子细；数年在三山，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直卿起辞。先生曰：“不必多让。”显道云：“可以只将昨日所说‘有子’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复历叙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毕，先生曰：“仁便是本，仁更无本了。若说孝弟是仁之本，则是头上安头，以脚为头，伊川所以将‘为’字属‘行’字读。……良久，显道云：“江西之学，大要也是以行己为先。”先生曰：“如孝弟等事数件合先做底，也易晓；夫子也只略略说过。如孝弟、谨信、汎爱、亲仁，也只一处恁地说。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义刚。①
  朱子首先简短而有针对性地阐明其学与象山学的差别在于是否重视读书明理，并于大会上称赞勉斋看文字仔细而有益学者，请其代表自己向在场学者（主要是远道而来的象山学者）阐明朱子学派的为学宗旨。包显道则请勉斋阐述昨日象山学者已论及的孝悌为仁章，勉斋在阐明章旨之外，特别论及了圣贤相传心法，即朱子学的道统论。可见，勉斋平日对《精义》各家说有深入理解，形成了自身认识，颇得朱子认可、信赖。朱子则强调了仁为本原的意义，批评孝悌是仁之本说乃头上安头。并针对包显道提出的陆学“以行己为先”说表达了异议。认为一味“行己”而不讲学求理，只能成就“一乡之善士”，若欲成就圣贤，必不可缺少义理思辨之工夫，即智对于仁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
  《雍也篇》之辨。勉斋曾直接仿照朱子做法，对《雍也篇》全部二十八章的《精义》各说加以比较辨析，本篇《语类》特别整齐，当是勉斋先敬呈书面文字，然后朱子再给予当面解答。勉斋的辨析形式颇固定，首先列出其认为可取的《精义》某说（常非止一说）原文，进而以“右第几章，凡几说，今从何说”的形式做一概括，接下来逐一评点各说得失，最后朱子加以解答，并无师徒交错问答情况。朱子师徒本篇《精义》之辨的确体现了朱子学比堪异同、辨析细微、不假言辞、相互辩难的特色，亦真实反映了《精义》期朱子思想的不成熟及勉斋思想的独立性。下详录首章为例。
  6.1榦问：“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为政也。’尹氏曰：‘南面，谓可使为政也。’①右第一章凡五说，今从伊川、尹氏之说。范氏曰‘仲弓可以为诸侯’，似不必指诸侯为南面，不如为政却浑全。谢氏曰：‘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杨氏亦曰：‘雍也仁矣。’据‘仁而不佞’，乃或人之问。夫子曰‘不知其仁’，则与‘未知，焉得仁’之语同（按：据朱子意，“未知焉得仁”当连读）。谓仲弓为仁矣，不知两说何所据？恐仁字圣人未尝轻许人。”先生曰：“南面者，人君听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简严，宜居此位。不知其仁，故未以仁许之。然谓仲弓未仁，则下语太重矣。”榦。②
  6.2问：“仲弓问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则为疏略。仲弓可谓知旨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简，虽可取而未尽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简’，止以其简为可尔。想其他有未尽善，特有简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简。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则简为善。’杨氏曰：‘子桑伯子为圣人之所可者，以其简也。夫主一之谓敬，居敬则其行自简’。但下文‘简而廉’一句，举不甚切。今从伊川、游氏、杨氏之说。伊川第二第三说皆曰‘居简行简，乃所以不简。先有心于简，则多却一简’。恐推说太过。既曰‘疏略’，则太简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简’。如所谓‘乃所以不简’，皆太过。范氏曰：‘敬以直内，简以临人，故尧舜修己以敬，而临下以简。’恐敬、简不可太分说。‘居’字只训‘主’字，若以为主之敬而行之简，则可；以为居则敬而行则简，则不可。若云修己，临下，则恐分了。仲弓不应下文又总说‘以临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处己亦若待人’。据夫子所谓‘可也简’，乃指子桑伯子说。仲弓之言乃发明‘简’字，恐非以子桑伯子为居简行简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简，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吕氏以为引此章以证前章之说，谢氏以为因前章以发此章之问，皆是旁说。然于正说亦无妨。谢氏又曰：‘居敬而行简，举其大而略其细。’于‘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杨氏作‘主一而简自见’。先生曰：“可也简，当从伊川说。剩却一‘简’字，正是解太简之意。‘乃所以不简’之说，若解文义，则诚有剩语；若以理观之，恐亦不为过也。范固有不密处，然敬、简自是两事，以伊川语思之可见。据此文及《家语》所载，伯子为人，亦诚有太简之病。谢氏‘因上章而发明’之说是。”榦。（按：黄士毅本误为“轸”）①
  首章勉斋先列出所认可的伊川、尹氏说，表明“今从伊川、尹氏之说”后，再评点范、谢、杨氏说之不足，如范氏解诸侯为南面过于限定，不够浑全；谢、杨以仁许仲弓，与夫子不轻许弟子以仁说相背。朱子认可其说，认为南面是人君，如称仲弓为仁，则称许过重。此处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分章有变，朱子此时尚循旧说，将“雍也”和“子桑伯子”分为两章，故全篇29章，《集注》则合并为一；二是引书有误。朱子引《家语》所载之事证伯子为人，且写入《集注》，实则见于《说苑》。奇怪的是，朱子弟子似皆未注意，直至元代弟子如詹道传《四书纂笺》等方指出。从这两章亦可见朱子师徒逐条逐字细加辨析、直抒己意的严谨批判态度。如对伊川各说一一具体点评，毫无疏漏，不讲客气。勉斋仅认可其“内主于敬而简”说，批评其“虽可取而未尽善”解“未必如此”，其“多却一简”说“推说太过”，“乃所以不简”说“皆太过”。朱子则主张二程二解皆无问题，《集注》亦取此二说。可见朱子亦有始终未变之处。三是经典诠释的遵循文意与阐发义理两个原则的统一与对立问题。朱子维护伊川“乃所以不简”说不合文意，然合乎义理，但《集注》终删此句。可见，朱子还是考虑到勉斋指出的切合文意原则。四是朱子与勉斋在致思方向上的求同与别异。如关于敬、简关系，师徒产生分歧。勉斋主合一，朱子主析二。勉斋批评范氏过于割裂敬、简关系，指出“居”字只能解为主，方能体现敬、简的内在一体，且批评范、尹的伯子居简行简说，朱子认为范说虽有疏漏，然其区别敬、简并无问题，二者本来非一。在不少问题上，朱子师徒皆体现了分合取向上的差异，勉斋偏重合一的路数确有别于其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