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论孟精义》是对朱子《四书》思想的形成演变产生重要影响，而又未引起相应重视的著作。该书作为《集注》之蓝本，被朱子视为进入《论孟集注》的必备阶梯，非研读此书，则不足以领会《集注》之精髓与朱子之良苦用心。在朱子看来，《论孟精义》因所收程门之说多而不粹，诸说时有冲突，学者需要具备相当的理论辨析能力，方能见其得失，故更适合上根之人学习。朱子曾指导高足黄榦来学习该书，现存《语类》中保留了黄榦与朱子关于《论语》学而、雍也两篇《精义》的讨论。朱子师徒《精义》之辨，生动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尽精微”的治学特色，提供了理解朱子、勉斋思想演变的切实参考，尤其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勇于批判的治学精神。
  一 “但虚心熟读而审择之耳”
  壬辰年完成的《论孟精义》一书，实为《论孟集注》之蓝本，朱子以“阶梯”“精髓”阐明二者关系，言“《集注》乃《集义》之精髓。”道夫。①“今读《语》《孟》，不可便道《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个阶梯去寻求，将来自见道理。”德明。②朱子认为，尽管《集注》是《集义》的精髓，但并非意味着《集义》作为糟粕而可废弃。恰恰相反，如果不以作为蓝本的《集义》为阶梯，则无法探究《集注》之精妙用意。事实上，朱子对《四书》的毕生研究，肇始于、奠基于《精义》而与之密不可分。《精义》诸说是朱子进入理学大门的钥匙。如朱子曾自述早年对谢良佐《论语说》历经一个反复熟读，由繁到约、自得于心的精研过程。“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①朱子对《精义》颇为重视，三改其名，内容亦有改变，《精义》刊出后，朱子门人即用以教学，颇见欢迎。
  《精义》除可作为学习二程学派思想之重要参考外，还可由此来切实掌握朱子学的治学方法和理念。朱子明确提出学习该书的方法就是“虚心熟读而审择”。“问：近看《论语精义》，不知读之当有何法？”曰：“别无方法，但虚心熟读而审择之耳。”人杰。②此虚心审择，诸说比并，取予在己的方法，又皆落实于“读书尽着仔细”的治学理念。朱子曾批评象山之学有不肯明白说出的黑暗处，亦即其禅学处。“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广。③与象山学的隐秘不言、不肯“金针度人”相反，朱子学讲究思考严密，概念精准、表述清晰，尤其强调方法论的传授，不仅“授人以鱼”，更主张“授人以渔。”
  “虚心”强调用心公平正大，无党无偏。首先对前辈不可有尊畏、避嫌、回护之心。要求对《精义》各家，无论程子还是门人说，皆抱一视同仁之公平态度，即便朱子承认程子说较门人说往往更准确，但此只是事后之判定，切不可在初面对具体文本时，即先入为主地认为程子说就一定正确，明确反对“只将程子之说为主”，强调所有判定皆当“以理为主”，以理作为标尺来判定程子和弟子说之是非优劣。就今日而言，即是不媚权威、一秉公理之意。
  “一章之中，程子之说多是，门人之说多非。然初看时，不可先萌此心，门人所说亦多有好处。”蜚卿曰：“若只将程子之说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为主，然后看它底。”骧。①除不迷信权威之外，虚心的另一含义是不过分自信，不轻易起疑，不自以为是，师心自用，尤不可以己意强加于圣人，确定圣贤与自身的主仆关系，当秉承“我注六经”之态度。故朱子屡次批评谢氏说过高，缘于其具有“欲与圣人相竞之心”。虚心要求尊重前人之说，反对置前人之说不顾，随意怀疑贬低前人说。“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与门人之说，某初读之，皆不敢疑。”②不可有回护古贤之心，此于犁牛之子、子见南子等章皆有体现。
  “工夫自熟中出”。朱子强调熟读对学习《精义》意义重大，对《精义》诸家义理必须有长时间的沉潜玩味，要求勉斋熟记《精义》诸家之说，这是分析、讨论、玩味的前提。“榦曰：欲看《论语精义》，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细玩味。公记得书否？若记不得，亦玩味不得。横渠云：‘读书须是成诵’。”榦。③朱子认为，义理的获得来自对文本的仔细穷究、慢慢温习，反复玩味，欲速则不达，盖工夫自熟中出，恰如炼丹一般。“读书初勤敏著力，子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寻，反复玩味，道理自出。又是不得贪多欲速，直须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在贪多欲速。”④朱子对熟读玩味有精辟之喻，认为如“慢火煮”“肉中味”，通过对文本持续反复的玩味，义理方会自然而然感悟而出，知识与行动才会浑然如一，人欲自然剥落，德性自然彰显，此是一个真积力久、自然而然的漫长过程，不可有一蹴而就的走捷径心理。“看文字，不可恁地看过便道了。须是时复玩味，庶几忽然感悟，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方是自得。这个意思，与寻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贺孙。⑤熟自然带来“透”。朱子强调只有在逐章深度钻研透彻的基础上，再加以若干数量，即可通透义理，体现了朱子精熟的治学追求。“看得一章直是透彻了，然后看第二章，亦如此法。……数篇之后，迎刃而解矣。某尝苦口与学者言，说得口破，少有依某去着力做工夫者。”①
  审择《精义》诸说须采取比较得失法。首先逐一比较诸说每段之得失，进而将不同段落得失加以比较，最后通贯全章得失而比较之，遵循由局部到全体的原则。判定的标准是是否合乎圣人之意，再就比较各说之疏松与严密，此即格物知至工夫。“读《论语》，须将《精义》（按：黎靖德本有“看先”二字）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将两段比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将第三段比较如前。又总一章之说而尽比较之。其间须有一说合圣人之意，或有两说，有三说，有四五说皆是，又就其中比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彻则知便至。”②朱子强调“将诸说相比并看”，不可粗心急迫，用心细致，才能比出正确道理。“读书须痛下工夫，须要细看。心粗性急终不济事。如看《论语精义》，且只将诸说相比并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来。”③当然，辨析诸说之似是而非者并非易事，只有通过长久的义理栽培，才能自然提高理论辨析能力。“读书考义理，似是而非者难辨。……问：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遗书》所谓义理栽培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④朱子指出，对《精义》各说，包括高远之说、言外之意、偏颇之旨等皆应以是非不苟公平之心，虚心审择，察其不足，作出独立判定，培养“取予却在自家”的明辨是非能力。“问：《论语精义》有说得高远处，不知如何看。”曰：“也须都子细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为高远而略之，便卤莽了！”榦。⑤
  因《精义》、《集注》存在杂多与一体的性质之异，故对学习二者的要求及感受皆不同，学者在面对《精义》所列诸家纷纭交错各异之说时，内心会产生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的困惑之感，但对善于精准辨析诸说异同得失者而言，则此种自我抉择的训练极为有益。朱子亦承认，此种训练适合资质高明、善于思辨者，对资质精神稍差者，效果适得其反。可见，朱子对弟子的教导亦注重学习难易与学者根器。对根器稍差者，教导其研读已经仔细拣择、精心注释的《论语集注》，但因朱子注释极其精炼浑然、平易典雅之故，领会《集注》实非易事，亦难以激发精神上的振作和身心体会。此是《集注》作为教本的局限所在。“因论《集注论语》（按：应为《论语集注》），曰：于学者难说。看众人所说七纵八横，如相战之类，于其中分别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难教如此。只教看《集义》，又皆平易了，兴起人不得。”振。①勉斋对朱子致广大、尽精微之学有深刻领会，认为应两面兼顾，不可偏颇，对《精义》诸家之辨析，即是此一思想的体现，尤突出了尽精微的一面。“直卿曰：若不理会细碎，便无以尽精微之义。若一向琐碎去，又无以致广大之理。”曰：“须是大细兼举。”淳。②
  二 “直卿会看文字”
  朱子称勉斋“会看文字”“看文字甚子细”，特别教导其从辨析《精义》诸家得失入手，以提高理论分析力。据勉斋所记《语录》来看，多有关乎学而、雍也两篇《精义》者，尤其是《雍也》篇二十八章被逐一记录下来，其所记当是勉斋所呈问目的讨论，带有系统化、专业化的意味。如6.20樊迟问知章朱子称赞勉斋“来说得之”，可推勉斋似乎事先撰有“问目”性质的书面文字进呈朱子，且所录形式非常整齐完备，与其余语录明显不同。（余大雅亦上呈过《论语精义备说》）。《精义》之辨既显示了师徒二人见解的差异，亦真实记录了朱子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朱子思考《四书集注》心路历程之重现，亦充分彰显了朱子学讲究分析、重视思辨、强调批判的治学风貌。
  学而章的示范。朱子于学而章给勉斋示范如何研读《精义》诸说，指出当比较诸家“学、时习、说”等字义解说得失来形成自身见地。“问学而一章。曰：看《精义》，须看诸先生说‘学’字谁说得好；‘时习’字谁说得好；‘说’字谁说得好。须是恁地看。”关于“习”的理解，“榦问：谢氏、游氏说‘习’字似分晓。”曰：“据正文意是讲习。游、谢说乃推广‘习’字，毕竟也在里面。游氏说得虽好，取正文便较迂曲些。”①勉斋认为游、谢二家皆从实践义论“习”，似更清晰明白（谢认为是“无时而不习”，游则主张“时习于礼乐”）。朱子则从意义正偏、广狭的角度，认为“讲习”是正意，游、谢的“实践”是推扩旁出意，其意虽好，却与本文略有不合，且为“讲习”所包。然《集注》对“习”之阐发，在兼顾二义之时，却更突出了实践义。可见，朱子晚年思想与《精义》期之别。他们又辨析了伊川与范氏“说”“乐”解的内外、正反、同异之别。勉斋认为，伊川主张喜悦内在于心，与范氏“说自外至”说恰好相反，朱子认可伊川的悦在心说。勉斋提出伊川、范氏关于“乐”的“中出”、“在外”说意义相同，朱子认可之。勉斋进而质疑范氏“不亦说乎”解，朱子亦觉其说无意义。朱子批评范、游以“不知命”解不知、不愠过高，认为“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说到命处。”批评谢氏知希为老子说。对不满意之解，朱子多以“不必如此说”解之。朱子师徒皆批评胡寅以求仁解学，太过笼统宽泛而无意义，体现了朱子学重视字义解析的特点。“致堂谓‘学所以求仁也’。仁是无头面底，若将实（按当为‘学’）字来解求仁，则可；若以求仁解‘学’字，又没理会了。”直卿云：“若如此说，一部《论语》，只将‘求仁’二字说便了也。”盖卿。②于此同时，勉斋忠实继承并弘扬朱子“取予在己”、入室操戈之批判精神，在对不愠与君子关系上，认同程子不愠是成为君子的前提之说，反对朱子成为君子才能不愠说，前者从工夫言，后者就成德言。“今观程子云“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是不愠然后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则是君子然后不愠。以悦、乐两句例之，则须是如程子之说，方为稳当”③。
  孝悌为仁章的讲习会讲。朱子师徒在书院、精舍的日常主要活动就是研读《四书》经典，对重要而难懂的章节，要求学者在不同场合、采取多样的方式进行讲习讨论。在相对固定的日子和重要场合，朱子则会组织弟子以会讲形式开展对《精义》的集体研讨辨析，如对孝悌为仁章《精义》诸说的讨论即是讲习会讲的内容之一。有学者提出伊川“行仁自孝弟始”说是把仁置于孝弟之外。朱子严厉批评此说看得非常不仔细，完全未能领会程子清晰明白之解，而割裂了仁与孝悌的关系。勉斋认为此说是看反了仁与孝悌的关系，并强调当就仁爱观仁，孝悌是仁最根本亲切之表现。
  或人之问：“‘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谓‘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先生曰：“如何看此不子细！程先生所答煞分晓。据或人之问，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阳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说在孝弟之中，只一个物事。如公所说程子之意，孝弟与仁却是两个物事，岂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先生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么做仁！”因遍问坐间云云。……直卿又谓：“但将仁作仁爱看，便可见。程子说‘仁主于爱’，此语最切。”①
  当象山高足包显道一干弟子来访时，先按照精舍规矩向朱子发表关于时习、孝悌为仁等章的看法，朱子一一给予简略回答。尤其对其弟子反复申说的孝悌为仁章不满，让弟子林子武重新讲述一过。并决定采取正式隆重的大会主讲来讨论本章。
  包显道领生徒十四人来，四日皆无课程。先生令义刚问显道所以来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规矩说《论语》。一生说“时习”章。……一生说“务本”章。先生曰……。已而其生徒复说孝弟为仁之本。先生曰：“说得也都未是。”因命林子武说一过。……次日，先生亲下精舍，大会学者。先生曰：“荷显道与诸生远来，某平日说底便是了，要特地说，又似无可说。而今与公乡里平日说不同处，只是争个读书与不读书，讲究义理与不讲究义理。……直卿与某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子细；数年在三山，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直卿起辞。先生曰：“不必多让。”显道云：“可以只将昨日所说‘有子’章申之。”於是直卿略言此章之指，复历叙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毕，先生曰：“仁便是本，仁更无本了。若说孝弟是仁之本，则是头上安头，以脚为头，伊川所以将‘为’字属‘行’字读。……良久，显道云：“江西之学，大要也是以行己为先。”先生曰：“如孝弟等事数件合先做底，也易晓；夫子也只略略说过。如孝弟、谨信、汎爱、亲仁，也只一处恁地说。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义刚。①
  朱子首先简短而有针对性地阐明其学与象山学的差别在于是否重视读书明理，并于大会上称赞勉斋看文字仔细而有益学者，请其代表自己向在场学者（主要是远道而来的象山学者）阐明朱子学派的为学宗旨。包显道则请勉斋阐述昨日象山学者已论及的孝悌为仁章，勉斋在阐明章旨之外，特别论及了圣贤相传心法，即朱子学的道统论。可见，勉斋平日对《精义》各家说有深入理解，形成了自身认识，颇得朱子认可、信赖。朱子则强调了仁为本原的意义，批评孝悌是仁之本说乃头上安头。并针对包显道提出的陆学“以行己为先”说表达了异议。认为一味“行己”而不讲学求理，只能成就“一乡之善士”，若欲成就圣贤，必不可缺少义理思辨之工夫，即智对于仁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
  《雍也篇》之辨。勉斋曾直接仿照朱子做法，对《雍也篇》全部二十八章的《精义》各说加以比较辨析，本篇《语类》特别整齐，当是勉斋先敬呈书面文字，然后朱子再给予当面解答。勉斋的辨析形式颇固定，首先列出其认为可取的《精义》某说（常非止一说）原文，进而以“右第几章，凡几说，今从何说”的形式做一概括，接下来逐一评点各说得失，最后朱子加以解答，并无师徒交错问答情况。朱子师徒本篇《精义》之辨的确体现了朱子学比堪异同、辨析细微、不假言辞、相互辩难的特色，亦真实反映了《精义》期朱子思想的不成熟及勉斋思想的独立性。下详录首章为例。
  6.1榦问：“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伊川曰：‘仲弓才德可使为政也。’尹氏曰：‘南面，谓可使为政也。’①右第一章凡五说，今从伊川、尹氏之说。范氏曰‘仲弓可以为诸侯’，似不必指诸侯为南面，不如为政却浑全。谢氏曰：‘仁而不佞，其才宜如此。’杨氏亦曰：‘雍也仁矣。’据‘仁而不佞’，乃或人之问。夫子曰‘不知其仁’，则与‘未知，焉得仁’之语同（按：据朱子意，“未知焉得仁”当连读）。谓仲弓为仁矣，不知两说何所据？恐仁字圣人未尝轻许人。”先生曰：“南面者，人君听政之位，言仲弓德度简严，宜居此位。不知其仁，故未以仁许之。然谓仲弓未仁，则下语太重矣。”榦。②
  6.2问：“仲弓问子桑伯子章，伊川曰：‘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则为疏略。仲弓可谓知旨者。’但下文曰：‘子桑伯子之简，虽可取而未尽善，故夫子云可也。’恐未必如此。‘可也简’，止以其简为可尔。想其他有未尽善，特有简可取，故曰可也。游氏曰：‘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简。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则简为善。’杨氏曰：‘子桑伯子为圣人之所可者，以其简也。夫主一之谓敬，居敬则其行自简’。但下文‘简而廉’一句，举不甚切。今从伊川、游氏、杨氏之说。伊川第二第三说皆曰‘居简行简，乃所以不简。先有心于简，则多却一简’。恐推说太过。既曰‘疏略’，则太简可知，不必云‘多却一简’。如所谓‘乃所以不简’，皆太过。范氏曰：‘敬以直内，简以临人，故尧舜修己以敬，而临下以简。’恐敬、简不可太分说。‘居’字只训‘主’字，若以为主之敬而行之简，则可；以为居则敬而行则简，则不可。若云修己，临下，则恐分了。仲弓不应下文又总说‘以临其民也’。”又曰：‘子桑伯子其处己亦若待人’。据夫子所谓‘可也简’，乃指子桑伯子说。仲弓之言乃发明‘简’字，恐非以子桑伯子为居简行简也。尹氏亦曰：‘以其居简，故曰可也。’亦范氏之意。吕氏以为引此章以证前章之说，谢氏以为因前章以发此章之问，皆是旁说。然于正说亦无妨。谢氏又曰：‘居敬而行简，举其大而略其细。’于‘敬’字上不甚切，不如杨氏作‘主一而简自见’。先生曰：“可也简，当从伊川说。剩却一‘简’字，正是解太简之意。‘乃所以不简’之说，若解文义，则诚有剩语；若以理观之，恐亦不为过也。范固有不密处，然敬、简自是两事，以伊川语思之可见。据此文及《家语》所载，伯子为人，亦诚有太简之病。谢氏‘因上章而发明’之说是。”榦。（按：黄士毅本误为“轸”）①
  首章勉斋先列出所认可的伊川、尹氏说，表明“今从伊川、尹氏之说”后，再评点范、谢、杨氏说之不足，如范氏解诸侯为南面过于限定，不够浑全；谢、杨以仁许仲弓，与夫子不轻许弟子以仁说相背。朱子认可其说，认为南面是人君，如称仲弓为仁，则称许过重。此处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分章有变，朱子此时尚循旧说，将“雍也”和“子桑伯子”分为两章，故全篇29章，《集注》则合并为一；二是引书有误。朱子引《家语》所载之事证伯子为人，且写入《集注》，实则见于《说苑》。奇怪的是，朱子弟子似皆未注意，直至元代弟子如詹道传《四书纂笺》等方指出。从这两章亦可见朱子师徒逐条逐字细加辨析、直抒己意的严谨批判态度。如对伊川各说一一具体点评，毫无疏漏，不讲客气。勉斋仅认可其“内主于敬而简”说，批评其“虽可取而未尽善”解“未必如此”，其“多却一简”说“推说太过”，“乃所以不简”说“皆太过”。朱子则主张二程二解皆无问题，《集注》亦取此二说。可见朱子亦有始终未变之处。三是经典诠释的遵循文意与阐发义理两个原则的统一与对立问题。朱子维护伊川“乃所以不简”说不合文意，然合乎义理，但《集注》终删此句。可见，朱子还是考虑到勉斋指出的切合文意原则。四是朱子与勉斋在致思方向上的求同与别异。如关于敬、简关系，师徒产生分歧。勉斋主合一，朱子主析二。勉斋批评范氏过于割裂敬、简关系，指出“居”字只能解为主，方能体现敬、简的内在一体，且批评范、尹的伯子居简行简说，朱子认为范说虽有疏漏，然其区别敬、简并无问题，二者本来非一。在不少问题上，朱子师徒皆体现了分合取向上的差异，勉斋偏重合一的路数确有别于其师。
  三 “读书不可不仔细”
  “读书不可不仔细”是贯穿朱子一生的治学理念，朱子自从学延平即被称为“好章句之学”“讲论极有力”，自述所学由“铢累寸积而得之”。朱子认为圣人之言极为精密妥帖，恰到好处，周遍无遗。故必须仔细用功，方能得其用心，故极为反对“略一绰过”的读书之法。以“读书不细”批评前辈伊川温故知新解有误，“伊川见得亦差了……以此知读书尽着仔细，伊川恁地工夫，也自有这般处。圣人语言极精密，无些子偏重，亦无些子罅漏”①。勉斋于此“读书尽着仔细”工夫深有领会，言“尝看文字，多是虚字上无紧要处最有道理”。②朱子师徒《精义》之《雍也》篇之辨，体现了对“仔细”的真切追求，具体可从文义、义理、工夫三方面论之。
  “读书仔细”首先要求精辨文义。对文本的理解，离不开最基础的音训句读训诂工夫，朱子吸收汉唐训诂之学，于此极为重视，使其《四书集注》突破了二程纯以义理解经的诠释风格。如朱子特别点出6.28博施济众章“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当一气连读，盖此关乎对博施济众与圣人关系的理解，强调即使如尧舜之圣于此亦有所不足。又主张5.18令尹子文章“不知，焉得仁”当一气连读，此涉及夫子对子路等是否得仁的判定。对字义解析是朱子师徒论辩的主要内容，它直接决定了对义理的解释。如勉斋认为6.2颜回好学章“今也则无”的“无”之二义“没有”“死亡”皆与上下文重复，朱子则主张“无”就是“没有”义。6.16文质彬彬章对“史”的解释，勉斋认可伊川、吕氏的“文书”说，反对谢氏“仪容”解。6.17人之生也直章的“生”，勉斋不满明道等说，认为只能解为“生存”而非“始生”，朱子则认可明道说，认为兼具始生、生存两层含义，《集注》亦仅录明道说。6.24井有仁章勉斋提出“逝”当为“往”，批评范氏解为“去”，朱子认可勉斋说，指出各家文义解释皆不清楚，“此章文义，诸先生说不甚明。”榦。③对字义的精准辨析并非易事。如6.25博学于文章勉斋着力辨析了“约之于礼”的“约”义，批评伊川解“约”为“守”，割裂了博文与约礼的联系，批评其将本章之“约”解为“约束”，颜子博约之“约”解为“知要”的差别化解释，认为二处当皆解为“知要”。朱子大体认可其说，但强调“约”应解为“约束”。然而《集注》却特别指出“约”为“要”，又解“约之于礼”为“守欲其要”，兼顾守、要二义。但勉斋始终质疑《集注》“约，要”说，“然约而谓‘约之’以训‘要’，不顺。若颜子所谓约我，则要我，尤非文理。或以约为‘束’，则于文义顺矣，而又非博、约相对之意。”①提出如博、约对举，则“约”为“要”，但本章“约之于礼”的“约”为动词，是“约之”义，训为“要”不合文理。如训为“约束”，虽合乎文义，但却未能突出与“博”的对举义，故当合二者而取之，为“反而束之以求其要”，其实质不过是存心而已，此又显示勉斋对心上工夫的致意，见出勉斋对朱子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朱子学除涉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字之义外，还特别关注作为儒学范畴的“字义”之训，由此衍生出了“字义体”这一特有的理学范畴诠释之作。勉斋与朱子之讨论亦涉及几个重要范畴。如6.11君子儒章的“小人”，勉斋主张谢氏说，强调小人之过有程度深浅之分，此处“小人”是相对君子大人而言的。朱子则反对，认为伊川为己为仁说可包众说，小人虽有等差，但非本章之意。6.18知之者章勉斋认可明道伊川说，“知”乃好学义，指出吕氏知之不惑说过深，杨氏知之非艰说过浅。又辨析吕氏、范氏所言“乐”乃是乐后事，批评谢氏以“无”解“乐”不妥，尹氏以“安”解“乐”“未紧”，朱子称赞其解，《集注》未取二程，而引尹氏说，易其“有所得而安”的“安”为“乐”。6.21乐水乐山章勉斋特别阐明体用义，辨析“体”的“体段”和“本体”两层含义，指出伊川说“体”是体段而非体用义，批评吕氏以本体义解本章，深得朱子认可。
  朱子解经注意区别文义与义理，于此亦有表现。如6.1雍也可使南面章曾讨论程子说“程先生所解是于文义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故“读书仔细”除文义之辨外，尚要求义理诠解的恰如其分。首先，解释应切合本意。朱子选择前人之说的首要标准即是本意原则，不合本意虽美亦不取。言“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道夫。①如6.3子华使于齐章，勉斋批评伊川从师生角度论此“恐非本意”，而是“外生一意”。《集注》虽取伊川说，但舍弃勉斋所批评者。6.6仲由可使从政章勉斋批评伊川、尹氏说不合常理，范、谢专就三子缺点论，偏离文意。6.28博施济众章批评横渠弘道说不合文意。6.19中人以上章辨析了《精义》诸家就“上中下人”形成了禀受与学术两种不同理解，勉斋主张二说相互支持，不可偏废。朱子则认为伊川第二说已包含两方面含义。其次，勉斋继承朱子，秉持义理恰如其分这一标尺，以宽紧、深浅、高低、自然穿凿、亲切推说、稳妥不当等反义组合来形容诸说不足。如6.2颜回好学章批评张载“萌字说太深”，范氏性迁说“不可晓”，指出其以“移”字训“迁”说太深，谢氏“不害其为改”说“又太浅”，杨氏不放心之说则“无甚差，但稍宽尔”。6.9箪食瓢饮章指出二程、范氏“皆是推说，于本文未甚密”，批评谢氏“不与物交”说太深。6.10力不足章称赞吕氏以“不幸”解“中道而废”颇为亲切，批评其“足废”说太穿凿，尹氏说少一“自”字语意无力。6.14祝之佞章指出谢氏“善观世之治乱者如此”乃推说。6.20樊迟问知章批评范氏“振民育德”说过宽，吕氏当务为急说牵连，谢氏“知鬼神”说过深。6.28博施济众章批评范氏仁小圣大说不稳，吕氏分说博仁、济圣未当，吕氏仁者无事博济说不妥，杨氏“仁者何事于博施济众”说太过。6.21乐水乐山章朱子、勉斋讨论了同文异指还是牵合援引。勉斋认为圣人论德，各有不同，不可牵扯混合《中庸》仁知说。“各有攸主，合而一之，恐不可也。”朱子对此持具体分析的灵活辩证态度，认为仁知不同之三说，义可相通，但此相通不可扩大而已，如不可用于“学不厌知、教不倦仁”说。
  重视工夫针砭教化是朱子《四书》诠释的独特原则，亦是体现“读书仔细”的重要指标。如6.7闵子骞为费宰章勉斋认可谢氏说，朱子认为其说虽好，语气过于粗厉，但“足以立懦夫之志”，故《集注》仍取之。6.13孟之反不伐章勉斋认为谢说虽切于学者，然未紧扣文意。《集注》则取谢说，体现了朱子重视工夫论的立场。6.16文质章朱子认为谢氏说的问题不在字义，而在于缺乏工夫，“无矫揉着力处，失却圣人本旨”，“杨说推得却有功”，突出了文质的本末关系，故《集注》取其说。6.28博施济众章《集注》取吕氏批评“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说，亦是着眼工夫。
  四 继承与超越
  朱子与勉斋对《精义》诸说的辨析，体现了朱子学极为强烈的批判继承与反思超越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在三个层次得到体现，带给今人发人深省的启发。
  第一层：朱子对二程学派的继承与超越。在继承二程之学时，朱子亦严格辨析其说不合理之处，并予以批评，体现了入室操戈、勇于超越的精神。如2.10章伊川“所由、所安”解兼具善恶两面，《集注》则专指不好的一面。朱子认为《集注》之解合乎事理，否则容易犯下恕人、自恕之病。朱子一贯极忌惮自恕、恕人说，而主张宁严勿恕。2.11温故知新章朱子批评诸家说皆说反了温故和知新，用以解释温故者，其实适用于知新，反之亦然。批评伊川、尹氏“只此一事可师”说，“窄狭却气象也。”2.23损益章批评程子诸说仅注意“损益”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因袭”一面，批评程子亦不仔细而是“衮说将去”，非常认可汉代马融说，见出朱子对于汉学的尊重，此是他与二程学派解经相异处。“这一段，诸先生说得‘损益’字，不知更有个‘因’字不曾说。‘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衮说将去。……因举马氏古注曰……此说极好。”榦。①3.16章批评二程说犯了添字解经，引入言外之意，不够稳当的弊病。批评明道射不主中说，完全违背了“中”的主旨。
  第二层：朱子的自我否定与超越。朱子《精义》时期思想虽大体确立，然不成熟，较之此后《集注》（甚至《或问》）思想多有反复，故《精义》之辨可成为考察朱子思想演进的有益参照。如《精义》及《或问》主张首章分为两章，《集注》则合为一章。就《精义》与《集注》比较来看，朱子对诸家看法有从批评转变为认可的，如6.6由也果章朱子曾认可勉斋对伊川批评，但《集注》则明引勉斋批评的伊川“能取其长皆可用”说；6.11君子儒章朱子认为谢氏“远者大者或昧”说“某所未安”，然而仅在丁酉《论语或问》即改变看法，从工夫论角度肯定其说“尤可以警学者用心之微”，故《集注》引之。6.13孟之反章对谢氏的处理亦然，《精义》中勉斋认为谢说“甚紧切，于本文未密”，朱子未发表看法，《论语或问》则痛贬“谢氏之说，尤为过之”；至《集注》则唯独采用谢氏说，取舍截然相反。2.8色难章“色难”解朱子主张以杨氏说，反对旧注“承顺颜色”说，但《集注》则引之，认为“亦通”。有从认可《精义》说到放弃或反对的，如6.12子游为武城宰章，勉斋倾向谢氏说，指出主旨是取灭明之一节一行，朱子认可之，然《集注》则引杨氏说。还可由《精义》之辨见出朱子说从未定到确定，如6.18知之者章《集注》引与勉斋未曾讨论的张栻说，可见其时朱子对本章理解仍未确定。6.19中人以上章勉斋未知横渠说出处，置其说于统计的六说之外，可知其时《精义》尚未收入其说。
  第三层：勉斋对朱子的反思与突破。朱子、勉斋《精义》之辨，体现了师徒二人在经典诠释和思想取向上的诸多差异，尤其显示了勉斋独立思考，当仁不让的精神。勉斋不仅提出了独到新颖之解，而且对某些重要说法坚持不渝，并未因其与朱子之特殊亲密关系（传道弟子兼女婿）而改变。就《精义》之辨来看，师徒二人观点对立甚多。如6.15出不由户章勉斋批评伊川“事必由其道”说未粹，朱子认为伊川说“不见其失，不可轻议”。6.20樊迟问知章勉斋批评吕氏当务为急说牵连，朱子则大赞吕氏“词约理精”，《集注》收其说。6.22齐一变章勉斋分析伊川第二说“只说风俗”、三说“大伦犹在”皆未稳，批评范氏“齐鲁相若”说不妥。朱子则认为程子、范说皆无病，《集注》亦是从风俗论。6.26子见南子章勉斋主张上蔡的“浼夫子”说，批评伊川的“子路以夫子被强、见迫”说，认为子路不悦在于“不足见”而非“不当见”，指出伊川的“夫子欲正卫君失礼”是言外添加之意，认为夫子之见合礼。范氏以“矢”为“誓”非圣人气象，吕氏“天厌道”说非圣人意。朱子则据文义主张范氏发誓说，批评诸家因避嫌而解“矢”为“陈”。6.27中庸之为德章勉斋主张尹氏说，批评伊川未能阐明“久”字而不合文意，谢、杨氏以无过不及解“至”不妥，乃是言“中”。批评杨氏“高明者中庸之体，中庸者高明之用”说。朱子则主张伊川说，认为谢杨等“中”“至”说相通，指出其破杨说不妥。6.28博施济众章勉斋认为伊川“皆以‘何事于仁’作‘何止于仁’，故以仁为有小大上下”与本章论为仁之方主旨不相应，割裂了前后文意，而主张明道“何干仁事”说，此说既分明，又与下文仁之方贯通。朱子则赞同伊川“何止于仁”说，对勉斋认为“皆推说‘博施济众犹病’故不录”的二程说，《集注》则有所取。又如对“当仁”的理解，勉斋主张“适当为仁”，朱子认为应是“担当”“任”之意。
  勉斋与朱子之异鲜明显示了其思维的敏锐和独到，对自身观点的始终坚持体现了自得于心的理论自信。如2.4十五志学章勉斋对朱子说颇有修正，关于本章进学次第是实说还是虚说，有不同看法。勉斋认为当是夫子为学境地之实说，而非故作谦虚以勉励他人，并认为《集注》在“勉人为辞而独觉其进”两说中，更重后者。其实《集注》更强调勉人、立法、谦虚之说，“独觉其进”说不过略有此意而已。勉斋则以后者来否定前者，以此作为对《集注》的批评修正。
  勉斋较之朱子，更强调分说立场。如6.5三月不违章，他主张“三月”突出了颜子工夫的长久不断，其余弟子则至于仁而不能久，不能拘泥于“三月”二字，颜子与圣人之别不在乎是否有断，而是工夫思勉问题。“愚以三月特以其久，不必泥‘三月’字。颜子视孔子为未至者，圣人则不思不勉，颜子则思勉也。诸子视颜子为未至者，则以久近不同耳。若谓颜子三月则违，恐未安。”朱子则强调伊川等“三月则断”说无误，如颜子能始终不断，则已进入圣域，无须思勉了。“颜子若能终不违仁，则又何思勉之有！”另一方面，勉斋称赞游氏以人心解仁说紧切而不合文意，“游氏说‘仁’字甚切，恐于本文不甚密。”朱子则甚为反对游氏仁人心说，非常警惕视仁心为一物说，认为与本文“心不违仁”说不合。“游氏引‘仁，人心也’，则仁与心一物矣，而曰‘心不违仁’，何也？”①对横渠“内外宾主”说，勉斋当时比较困惑，“不知如何說？”他后来分析《语录》朱子所答他人说，提出就文义与义理言，大概有两种观点：一是仁为屋，心为宾主；二是身体为屋，仁为宾主。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视仁与心为一，前者虽合乎文义而视仁、心为二；后者主张仁即心而更合乎义理，勉斋个人倾向于仁与心为一说，认为更为亲切。可见他对自己思想的坚守。勉斋此说影响甚大，为朱子后学《四书》著作广为引用。
  黄氏曰：“内外宾主之语，《语录》有数条，大略以屋为喻而在内者为主，在外者为宾。然有二说：其一以仁为屋而以心之出入为宾主，其一以躯壳为屋而以仁之存亡为宾主。以文义言则前说胜，以义理言则后说胜。以文义言，则心自是心，仁自是仁；以义理言，则心即仁也仁即心也。前说因孔子所言而为文，后说则言心在便为仁，不在便为不仁。其旨尤切，当两存而并观之。”①
  又如6.20樊迟问知章勉斋着力讨论“民之义”解，反对二程解“民”为“百姓”，认为应解为“人”，方才切题。进而提出新解，认为此“务民”即是务己之义，盖“通天下只一义”，以此义而冲破人我之别，达到人己相通。此“知”亦落实为见义而为，无义则无知，突出了义的中心意义。批评杨氏樊迟学稼是事而非义说不妥，提出“事与义本无异”的事义合一说，强调事不离义，义必见诸于事。“此三说，皆以‘务民之义’作‘从百姓之所宜’，恐解‘知’字太宽……只伊川第二说曰‘民，亦人也’，似稳。所谓‘知’者，见义而为之者也。不见义，则为不知。……然必曰‘民之义’者，己亦民也。通天下只一义耳，何人我之别！……莫非事也，而曰‘事而非义’，则不可。但有义、不义之异，事与义本无异。”朱子一方面认可勉斋对“民之义”的理解，同时批评其无人我之异说过于合一笼统。批评“事即义”说犯了物即理的形而上下混说之弊，“但所谓‘居天下之广居与己之广居无异’，则天下只有此一广居，何必更说无人我之异乎？……然谓‘事即是义’，则不可。且如物还可便谓之理否？”榦。②此显示朱子强调分析，反对合一的特点，这是朱子的基本立场，朱子对仁与心、物与则、道与器、理与气等皆是如此严加辨析，突出分殊。仅即此两章，已显出勉斋与朱子不同而更倾向于理一和通贯，主张心即仁、事即义、人即我等。
  朱子引导勉斋对《论语精义》的精细辨析①，实则是朱子学习二程之学进而突破二程之学思想奋斗历程的再现，对领会朱子思想的形成演变具有切实的参考意义。对勉斋而言，藉由对《精义》诸说的比堪异同、考校得失，熟悉了前辈之说，锻炼了思辨能力，掌握了“虚心熟读审择”的治学方法，形成了“读书尽着仔细”的治学风格。特别难得的是，勉斋忠实传承了朱子所实践的当仁不让的求真精神，在反思批判中继承发扬朱子学，所开出的双峰、北山之学又将此精神演绎为“后朱子学”时代不可多得的一段光彩。朱子师徒《精义》之辨所体现的重视前人成果，强调理性反思，实与现代学术精神颇为吻合，其所秉承的“会看文字”“尽着仔细”的治学理念于“略一绰过”的浮躁学风亦具针砭之效。它亦启示今人，在经典研习和义理探索之途上如勉斋一般重走朱子之路，或许是时下传统儒学的转化与创新取得突破的可资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