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多次指出编写《集注》的目的在于为学者提供一个学习范本，使他们为学有所参照，避免走上弯路。故此，他在诠释时无论是自拟新注还是选取改造原有之注，都极为注重诠释切于日用，“因病发药”，强调诠释对不良学习方向、方法纠偏补弊的实际效果。
  就总的诠释目标而言，朱子力求划清儒学与佛老虚无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学统。他早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就批评了王安石父子废弃旧说，以自身功利之说穿凿附会《论语》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只有二程独得圣人之学，其他诸说不仅穿凿者无取，即便是稍有可观者，也是未通圣道之言。“而时相父子，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之人而涂其耳目……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至于其余，或引据精密，或解析通明，非无一辞一句之可观，顾其于圣人之微意，则非程氏之俦矣。”①在此后的《论孟精义序》中，朱子进一步提出对秦汉以来为学方向的批评，低者如训诂记诵之学得言忘意，高者虽谈性理之学，却又支离破碎，未得于言。只有二程之学才传承孔孟之道，然其后学人亦有托名程氏，流入佛老，欺世误学者。朱子声称《论孟精义》之作乃是为了彰明圣学，集成众说之优长以摧折流俗佛老词章说之谬误。
  《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有余家。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骛于高远者，则又支离踳驳，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学者益以病焉。……若夫外自托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然则是书之作，其率尔之诮，虽不敢辞，至于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②
  这一点在《大学章句》序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朱子提出自孟子以来圣学不明，学界一直为无用的俗儒词章记诵之习，虚无寂灭的佛老之学，以及各种权谋术数功利之说所占据，直至二程上接孔孟，圣学方才得以接续。
  在具体诠释上，朱子特别注意对学者日常中可能存在的为学偏差提出针砭矫正，以期收到实际效果。比如，他认为《精义》诸家之说虽然有其好处，但是过于繁乱庞杂而不精密纯粹，存在过宽之弊，容易导致学者致思为学的偏差。《集注》之作就是为了消除此弊，力求诠释的精练，以使学者思想集中于理学之路。
  看文字自理会一直路去，岂不知有千蹊万径，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忒宽，易使人向别处去。某所以做个《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义。①
  经文本意与日用工夫分别是衡量诠释效果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二者关联紧密，本意理解的偏离会导致日用工夫的缺失。朱子以此两个标准来衡量学者诠释工作，如他批评胡季随《中庸》首章诠释就不符合此标准，“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斗高，随语生说之过，……去本日远，以言乎经，则非圣贤之本意；以言乎学，则无可用之实功。如此讲论，恐徒纷扰，无所补于闻道入德之效也。”②胡氏对朱子提出的标准亦表认同，他在修改后的回书中，问朱子“不知经意与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可见他已经自觉按照朱子要求去做。朱子对其他学者诠释的好坏亦皆以此为评判标准。如他批评张栻对“反身而诚”的解说过高，流于咏叹，既没有发明经意，也不切合日用体验工夫，几乎与释家空虚之说无异。“此解语意极高，然只是赞咏之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若只悬空说过，便与禅家无以异矣。”③
  朱子甚至将针砭学弊、切于日用工夫这一诠释原则置于其他一切原则之上。当其他诠释原则与这一原则不协调时，都得为之让步。如在精约与有利于读者理解之间，朱子就选择了后者。“‘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读者不觉，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④在关于“下学上达”的诠释中，朱子亦是如此选择，“方其学时，虽圣人亦须下学。如孔子问礼、问官名，未识须问，问了也须记。及到达处，虽下愚也会达，便不愚了。某以学者多不肯下学，故下此语。”朱子在采取诸家之说时，虽然某说有其不足，但只要该说对为学工夫具有针对性，则往往采用之。如他曾提到谢上蔡对《论语》的数条诠释虽然不很切合圣贤之意，但对于矫正学着为学之偏，具有警省之力，故此还是选择采用。“此章惟谢氏之说，切于人心，使学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①“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②
  对于朱子诠释“因病发药”的这一特点，其友人弟子皆熟悉且认可。如在对“骄吝说”的注释中，潘恭叔提出朱子在本来无轻重之别的为学两弊——骄、吝之间提出本末说，明显改变了二者本无偏倚相互并列的关系，这显然有违原文之意，违背了诠释力求本义的原则。他由此推测出朱子用心在于突出“吝”比“骄”更为严重。“骄吝二字，平时作两种看。然夫子‘使骄且吝’之言，则若不分轻重者，程子‘气盈气歉’之说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复有本根枝叶之论，此说虽甚精，但与程子说不同，而以‘鄙啬’训释‘吝’字，若语意未足者。盖先生将‘吝’字看得重，直是说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处。故凡形于外者，无非私己之发。此骄之所由有如此，则工夫全在吝上。”③朱子承认特意提出骄吝为本末相因关系，目的即在于针对时弊“吝”重于“骄”而发，以引起读者注意。“此义亦因见人有如此之弊，故微发之。要是两种病痛彼此相助，但细看得吝字是阴病里证，尤可畏耳。”④“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见近来有一种人如此，其说又有所为也。”⑤
  朱子自觉地将是否切于日用工夫作为修改《四书》诠释的一个主要方向。在修改中，朱子常常反思此前之说不分明，造成学者日用工夫上的缺失迷茫，使学者无法获得受用。“所论《大学》之疑甚善。但觉前日之论，颇涉倒置，故读者汨没不知紧切用功。”⑥“《中庸》所改皆是切要处，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工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觉之晚也。”⑦
  综上可见，求本义、明原意、切日用是朱子诠释《四书》始终坚持的追求，尤其是针砭学弊、切于日用这一目标追求，体现出朱子坚持儒学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方面的统一，坚持儒学的实践旨归，突出儒学作为“实学”的特性，这也反映了朱子传道弘道意识的自觉定位，时刻将现实关注和学问理解融为一体，使得《四书集注》取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故继承、弘扬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就，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