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尽管强调求本义为解经之首务，但朱子同样认识到深层文意和浅层文义在关联紧密之时，却存在一种必然的差别。由于深层文意很难以文字表达，故只能在把握浅层文义的基础上进行领悟。如关于“收放心”的诠释，朱子认为程颢之意是指“存心便是不放”，然而从文义上，只能说是将已放之心收回，是收心说。这是文义和文意作为浅层语义和深层语义所存在的必然差别。“看程先生所说，文义自是如此，意却不然。”②故朱子强调诠释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圣人之心，而不是传其言语。徒得其言而不得其心，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反之，若能得其心，则虽言语有别，并无相妨。“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依旧差了，何况犹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③
  如何在求得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发明圣贤原意呢？朱子提出两大要求：
  其一，诠释主体应保持虚心状态，不可以己意说经，自作文字。
  受诠释者自身经历、知识素养、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即所谓“前见”④，任何诠释都难免带有诠释者的主观看法，为了达到诠释目标，首要一条是消除诠释者个人一己之见。朱子认识到诠释主体在阐述经典过程中往往抒发己意而不是文本义，特别反对诠释者以自身之意去解释经典，即“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指出这种解经未能做到由圣贤之言以求圣贤之意，而是以己意为中心，强圣贤之意以附从己说，造成本义的淹没，使得解释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放弃了对经典的尊重，丧失了诠释的本来目的，而变成个人意见的表达。朱子强调，自我表达可以通过撰写文字来体现，但是不能强借经文来发挥。
  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①
  怎样来保持虚心？朱子从诠释经典的体会出发，指出诠释者必须克服两个偏向：一是原有先入为主的旧说，二是原有的情感好恶。诠释主体应消除这两个偏弊，不带有任何先入旧说和个人爱憎好恶之情，以一种客观虚静的心态进入文本，做到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寻求圣贤本旨所在，达到与古圣先贤心意相通之境地。他批评《诗》、《易》等经典已被先儒穿凿附会，遮蔽了经文本意，给后学者带来很大不利。后来者的首务就是消除这种先入为主的陈旧之说，摒弃任何个人情感倾向上的爱憎喜恶，虚心研读文本，唯本文是求，如此方能得本意旨归。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①
  朱子反复强调诠释不可为自身前见所蒙蔽，在进入文本之前，不应存有任何先入主见，更不可有宽己责人之私见，只有坚持客观原则，以公平开放包容之心与文本进行平等交流对话，才能寻求经文本义。“先横着一个人我之见在胸中，于己说则只寻是处，虽有不是，亦瞒过了。于人说则只寻不是处，吹毛求疵，多方驳难，如此则只长得私见，岂有长进之理！”②
  不能虚心研读本文的表现之一就是以己意说经，脱离经典文本而写成阐发己意的文字，成为“作文”而不是注经。解释经典不应该令注脚成文，诠释只须疏通文意，道理自然分明通畅，不在多说。多说之弊是己意过多而经味淡薄，恰如酒中掺水，喧宾夺主，反客为主。“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义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③
  表现之二就是自我膨胀，蔑视经典，贬低圣贤，虚浮狂妄，支离穿凿。“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④
  表现之三是为维护圣人而过度扭曲文意，走到另一个极端。朱子在给朋友信中探讨了至德说，认为文、武实有差别，并尖锐指出这一点没有被说破的原因在于诠释者碍于圣人私情，百般曲意维护，缺乏坚持真理的标准。“此盖尊圣人之心太过，故凡百费力主张，不知气象却似轻浅迫狭，无宽博浑厚意味也。”⑤朱子认为自己此论会惊吓别人，不为他人所认同，但希望反对者能够虚心反思，体验审察，当自然有所见也。
  至德之论，又更难言。……若论其志，则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处，又高于文王。若论其事，则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处圣人之不得已，而泰伯为独全其心，表里无憾也。不然，则又何以有武未尽善之叹，且以夷齐为得仁耶？前此诸儒说到此处，皆为爱惜人情，宛转回护，不敢穷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开口说。①
  朱子在与吕祖约讨论“浩然之气”解时亦提出应以本文本意为主，不可牵合他说。当以公平无私之心求解，不可夹杂袒护畏敬等偏私之心。
  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②
  其二，尊重诠释对象，坚持文本的制约性。
  朱子认为，要获得圣贤之指，就必须对诠释文本保持一种最大的敬意，这是诠释经典所应持有的态度。这种敬意体现为：树立诠释为文本服务而不是文本替诠释服务的宗旨，确立二者之间主奴宾主关系，即采用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模式。个人诠释即使再高明，也不可能超过圣贤经典，而仅仅是传达了经典原文之意。“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③同时，也不应抱有和经典相互竞争一比高低的思想，诠释与经典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二者只能是主从关系。“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鄙意于此深所未安。”④
  是否尊重文本体现为诠释是否接受文本的制约，这决定了诠释效果的好坏。解经存在不少弊病，如过高、过远、过虚、过于零碎烦琐等，这些问题都和脱离文本、不受文本制约有关。“彼中议论大略有三种病：一是高，二是远，三是烦碎。以此之故，都离却本文。”①坚持文本的制约性体现在解释经典时，就是要以上下文本为根据，不可脱离具体语境。如朱子在区分《中庸》首章的“戒惧”和“慎独”时就突出了上下文的制约性。以往学者们一般不对此作出区分，认为仅仅是在谈“慎独”，朱子则视“戒惧”和“慎独”为做工夫的两个阶段。戒惧为未发之涵养，慎独为已发之提撕，并将此一区分通贯全篇，用来解释《中庸》末章所引诗句的意味。这一点曾引起张栻不满，朱子对此回应道：“‘不睹不闻’等字如此剖析，诚似支离。然不如此，则经文所谓‘不睹不闻’，所谓‘隐微’，所谓‘慎’，三段都无分别，却似重复冗长。”②接受文本制约还表现在注重文本的前后关联，具有整体通贯意识。如朱子对《中庸》首末章的呼应关系的阐发，“但首章是自里面说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处。末章却自外面一节收敛入一节，直约到里面‘无声无臭’处，此与首章实相表里也。”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