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对《四书》的诠释不仅树立了一套新的经学系统，阐述了新的为学之方，而且形成了新的诠释理论。他的诠释理论既是对汉学经学诠释的继承，亦是对宋学理学诠释的推进，是“绾经学与理学为一”（钱穆语）。概言之，朱子的《四书》诠释具有三大旨趣：一是力求切合文本原义，只有建立在理解文本内在之义基础上才可能把握文本言外之意，才真正有益于初学者，扭转“六经注我”的诠释风气。二是发明圣贤之旨，由圣贤之言，传圣贤之心。要求诠释主体保持虚心状态，尊重诠释文本的制约性。朱子极其反感脱离文本而自立己说阐发己意的做法，认为这种由述为作、反客为主的方式背离了诠释的本质，体现出对经典的不尊重，对圣贤思想的侮蔑不敬，助长了不良学风。同时朱子也反对为了维护、偏袒某人之说而扭曲、遮蔽文本原意。三是在尊重、切合圣贤之旨基础上，力求将诠释指向现实，就学者为学所暴露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矫正，“因病发药”，以实现诠释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使注本真正成为学者的良师益友。
  一 求得本义
  朱子认为诠释首要的追求就是求得经文本义，发明圣贤原意，以帮助学者加深对经文的理解。他认为文本通常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字面含义，是语词表面意义，可以通过训诂解释而得，这是诠释的基础；第二重是微言大意，是文本所蕴含的言外之义，因为这种含义潜隐不露，需要诠释者发明之、彰显之。
  朱子主张求得经文本义处于经典诠释第一位，提出以训诂考据之学求本义的原则，这是朱子四书诠释与宋代经典诠释主流思潮存在的一个重要差别。朱子逆流而动提出这一原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文义是理解圣贤原意的前提，没有对文义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圣贤原意，盖因言以得心也。故反复强调文本之义的优先性、前提性，指出对文义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文意的把握。诠释应在正确理解文本的字面浅层语义基础上，慢慢思索虚心玩味，方能悟出深层言外文意，最终将之落实到日用工夫中。许多诠释偏离圣贤之旨的原因就在于错解文义。“圣贤之言，条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错认了他文义，则并与其意而失之耳。”①“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②
  现实教学的客观效果证实表层文义与深层原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促使朱子由单一的义理解经转向兼融训诂解经。朱子最初亦崇尚义理解经，轻视训诂解经，癸未年编撰的《论语要义》一书不取文字训诂之说，只取二程学派所阐发的理学大义，故将该书名之曰要义。“盖以为学者之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义，则于此其庶几焉。”③但教学实践证明，由于《要义》没有对经文字词句义作出训释，故学生连字面意义都很难理解，更遑论领会其中深奥性理了。有鉴于此，朱子对《要义》进行了删改，重新编成适合初学者的《论语训蒙口义》，该书着重加强了字词句的训诂考释，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标明读音，采用汉唐古注解释词义，以便于童蒙对基本语义的理解。“因为删录，以成此编。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④
  朱子把解经明确定位成帮助读者理解经典之扶手，而不是替代读者理解的教本，故强调应加强字词名物训释上的辅助理解工作。《答敬夫孟子说疑义》中言，“大抵解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⑤批评张栻的弊病在于以己意解经，脱离文义，造成语脉的中断。非但无助于学者理解经典之义，反而加重理解难度、误导读者理解方向。“按此解之体，不为章解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⑥这种弊端表现在文字内容上，就是释文远远超过正文，以难解或无关之概念解释经文（如以“太极”解“性”），使读者挣扎于繁重的解文中而根本没有精力顾及经文，这也违背了前人解经的体例法则，造成了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盖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解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解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①
  朱子极力反对任意解经和以佛、老思想解经的做法，严厉批判那种不顾文本之义，扭曲圣贤原意，任意充塞个人见解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在《杂学辨》中对张九成《中庸解》、吕本中《大学解》以禅解佛思想作了批判性辨析。朱子同样毫不留情地批评前辈及好友的经典诠释，指出其最大毛病在于不以文义作基础，一味发挥所谓言外之意，导致与文义冲突背离，最终偏离了圣贤本意。这种阐述即便义理再好，也不足取。他批评张栻《论语说》，“大率此解多务发明言外之意，而不知其反戾于本文之指，为病亦不细也”②。“诸先生多如此说，意极亲切，但寻文义恐不然耳。”③朱子提出的忠告就是：当就文本训释入手，于自家心上体验涵养，才会得出真实见解。不要妄引诸家注释，以致于远离文本原义。
  故今奉劝，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虚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说，只以训诂字义随句略解，然后反求诸心，以验其本体之实为如何，则其是非可以立判。④
  所论鬼神一章全不子细，援引太多，愈觉支离，不见本经正意。可且虚心将经文熟看，甚不能晓处，然后参以章句说，教文义分明，道理便有去著。⑤
  朱子坚持以求得本义为诠释的第一原则，据此对他所尊敬的二程及其弟子直接进行过多次否定。在《四书或问》中对他们批评甚多，如他对二程的执其两端说、颜子屡空说、至诚尽性说、致曲说、王天下三重说等都提出了“恐非文意”的批评。“程子以为执持过不及之两端，使民不得行，则恐非文意矣。”①《四书集注》做了大量“通训诂、正音读”以求得表层文义的工作。如在“正音读”上，他采取《经典释文》来注音，尤其注重难读词和多音多义词的标音，对“与、夫、好、恶、乐、中、知”等常用多音多义词不厌其烦地频繁标注。即以《论语集注》为例，粗略统计，下列词的注音次数分别为：“与”51次，“夫”35次，“好”30次；“焉”22字，““恶”16次，乐”，19次，“知”17次。
  二 发明原意
  尽管强调求本义为解经之首务，但朱子同样认识到深层文意和浅层文义在关联紧密之时，却存在一种必然的差别。由于深层文意很难以文字表达，故只能在把握浅层文义的基础上进行领悟。如关于“收放心”的诠释，朱子认为程颢之意是指“存心便是不放”，然而从文义上，只能说是将已放之心收回，是收心说。这是文义和文意作为浅层语义和深层语义所存在的必然差别。“看程先生所说，文义自是如此，意却不然。”②故朱子强调诠释最终目的是为了求得圣人之心，而不是传其言语。徒得其言而不得其心，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反之，若能得其心，则虽言语有别，并无相妨。“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依旧差了，何况犹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③
  如何在求得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发明圣贤原意呢？朱子提出两大要求：
  其一，诠释主体应保持虚心状态，不可以己意说经，自作文字。
  受诠释者自身经历、知识素养、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的影响——即所谓“前见”④，任何诠释都难免带有诠释者的主观看法，为了达到诠释目标，首要一条是消除诠释者个人一己之见。朱子认识到诠释主体在阐述经典过程中往往抒发己意而不是文本义，特别反对诠释者以自身之意去解释经典，即“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指出这种解经未能做到由圣贤之言以求圣贤之意，而是以己意为中心，强圣贤之意以附从己说，造成本义的淹没，使得解释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放弃了对经典的尊重，丧失了诠释的本来目的，而变成个人意见的表达。朱子强调，自我表达可以通过撰写文字来体现，但是不能强借经文来发挥。
  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甚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①
  怎样来保持虚心？朱子从诠释经典的体会出发，指出诠释者必须克服两个偏向：一是原有先入为主的旧说，二是原有的情感好恶。诠释主体应消除这两个偏弊，不带有任何先入旧说和个人爱憎好恶之情，以一种客观虚静的心态进入文本，做到一切以文本自身为根据，寻求圣贤本旨所在，达到与古圣先贤心意相通之境地。他批评《诗》、《易》等经典已被先儒穿凿附会，遮蔽了经文本意，给后学者带来很大不利。后来者的首务就是消除这种先入为主的陈旧之说，摒弃任何个人情感倾向上的爱憎喜恶，虚心研读文本，唯本文是求，如此方能得本意旨归。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坏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①
  朱子反复强调诠释不可为自身前见所蒙蔽，在进入文本之前，不应存有任何先入主见，更不可有宽己责人之私见，只有坚持客观原则，以公平开放包容之心与文本进行平等交流对话，才能寻求经文本义。“先横着一个人我之见在胸中，于己说则只寻是处，虽有不是，亦瞒过了。于人说则只寻不是处，吹毛求疵，多方驳难，如此则只长得私见，岂有长进之理！”②
  不能虚心研读本文的表现之一就是以己意说经，脱离经典文本而写成阐发己意的文字，成为“作文”而不是注经。解释经典不应该令注脚成文，诠释只须疏通文意，道理自然分明通畅，不在多说。多说之弊是己意过多而经味淡薄，恰如酒中掺水，喧宾夺主，反客为主。“盖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义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③
  表现之二就是自我膨胀，蔑视经典，贬低圣贤，虚浮狂妄，支离穿凿。“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④
  表现之三是为维护圣人而过度扭曲文意，走到另一个极端。朱子在给朋友信中探讨了至德说，认为文、武实有差别，并尖锐指出这一点没有被说破的原因在于诠释者碍于圣人私情，百般曲意维护，缺乏坚持真理的标准。“此盖尊圣人之心太过，故凡百费力主张，不知气象却似轻浅迫狭，无宽博浑厚意味也。”⑤朱子认为自己此论会惊吓别人，不为他人所认同，但希望反对者能够虚心反思，体验审察，当自然有所见也。
  至德之论，又更难言。……若论其志，则文王固高于武王，而泰伯所处，又高于文王。若论其事，则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处圣人之不得已，而泰伯为独全其心，表里无憾也。不然，则又何以有武未尽善之叹，且以夷齐为得仁耶？前此诸儒说到此处，皆为爱惜人情，宛转回护，不敢穷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开口说。①
  朱子在与吕祖约讨论“浩然之气”解时亦提出应以本文本意为主，不可牵合他说。当以公平无私之心求解，不可夹杂袒护畏敬等偏私之心。
  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②
  其二，尊重诠释对象，坚持文本的制约性。
  朱子认为，要获得圣贤之指，就必须对诠释文本保持一种最大的敬意，这是诠释经典所应持有的态度。这种敬意体现为：树立诠释为文本服务而不是文本替诠释服务的宗旨，确立二者之间主奴宾主关系，即采用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模式。个人诠释即使再高明，也不可能超过圣贤经典，而仅仅是传达了经典原文之意。“圣经字若个主人，解者犹若奴仆。今人不识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识得主人，毕竟不如经字也。”③同时，也不应抱有和经典相互竞争一比高低的思想，诠释与经典是不可能平起平坐的，二者只能是主从关系。“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鄙意于此深所未安。”④
  是否尊重文本体现为诠释是否接受文本的制约，这决定了诠释效果的好坏。解经存在不少弊病，如过高、过远、过虚、过于零碎烦琐等，这些问题都和脱离文本、不受文本制约有关。“彼中议论大略有三种病：一是高，二是远，三是烦碎。以此之故，都离却本文。”①坚持文本的制约性体现在解释经典时，就是要以上下文本为根据，不可脱离具体语境。如朱子在区分《中庸》首章的“戒惧”和“慎独”时就突出了上下文的制约性。以往学者们一般不对此作出区分，认为仅仅是在谈“慎独”，朱子则视“戒惧”和“慎独”为做工夫的两个阶段。戒惧为未发之涵养，慎独为已发之提撕，并将此一区分通贯全篇，用来解释《中庸》末章所引诗句的意味。这一点曾引起张栻不满，朱子对此回应道：“‘不睹不闻’等字如此剖析，诚似支离。然不如此，则经文所谓‘不睹不闻’，所谓‘隐微’，所谓‘慎’，三段都无分别，却似重复冗长。”②接受文本制约还表现在注重文本的前后关联，具有整体通贯意识。如朱子对《中庸》首末章的呼应关系的阐发，“但首章是自里面说出外面，盖自‘天命之性’，说到‘天地位，万物育’处。末章却自外面一节收敛入一节，直约到里面‘无声无臭’处，此与首章实相表里也。”③
  三 针砭学弊
  朱子多次指出编写《集注》的目的在于为学者提供一个学习范本，使他们为学有所参照，避免走上弯路。故此，他在诠释时无论是自拟新注还是选取改造原有之注，都极为注重诠释切于日用，“因病发药”，强调诠释对不良学习方向、方法纠偏补弊的实际效果。
  就总的诠释目标而言，朱子力求划清儒学与佛老虚无说、功利权谋说、词章记诵说的界限，以树立儒学之道统、学统。他早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中就批评了王安石父子废弃旧说，以自身功利之说穿凿附会《论语》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只有二程独得圣人之学，其他诸说不仅穿凿者无取，即便是稍有可观者，也是未通圣道之言。“而时相父子，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之人而涂其耳目……晚亲有道，窃有所闻，然后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至于其余，或引据精密，或解析通明，非无一辞一句之可观，顾其于圣人之微意，则非程氏之俦矣。”①在此后的《论孟精义序》中，朱子进一步提出对秦汉以来为学方向的批评，低者如训诂记诵之学得言忘意，高者虽谈性理之学，却又支离破碎，未得于言。只有二程之学才传承孔孟之道，然其后学人亦有托名程氏，流入佛老，欺世误学者。朱子声称《论孟精义》之作乃是为了彰明圣学，集成众说之优长以摧折流俗佛老词章说之谬误。
  《论》、《孟》之书，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为之说者，盖已百有余家。然自秦汉以来、儒者类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骛于高远者，则又支离踳驳，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学者益以病焉。……若夫外自托于程氏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颇已乡之矣。其为害岂浅浅哉！……然则是书之作，其率尔之诮，虽不敢辞，至于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②
  这一点在《大学章句》序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朱子提出自孟子以来圣学不明，学界一直为无用的俗儒词章记诵之习，虚无寂灭的佛老之学，以及各种权谋术数功利之说所占据，直至二程上接孔孟，圣学方才得以接续。
  在具体诠释上，朱子特别注意对学者日常中可能存在的为学偏差提出针砭矫正，以期收到实际效果。比如，他认为《精义》诸家之说虽然有其好处，但是过于繁乱庞杂而不精密纯粹，存在过宽之弊，容易导致学者致思为学的偏差。《集注》之作就是为了消除此弊，力求诠释的精练，以使学者思想集中于理学之路。
  看文字自理会一直路去，岂不知有千蹊万径，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忒宽，易使人向别处去。某所以做个《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义。①
  经文本意与日用工夫分别是衡量诠释效果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二者关联紧密，本意理解的偏离会导致日用工夫的缺失。朱子以此两个标准来衡量学者诠释工作，如他批评胡季随《中庸》首章诠释就不符合此标准，“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斗高，随语生说之过，……去本日远，以言乎经，则非圣贤之本意；以言乎学，则无可用之实功。如此讲论，恐徒纷扰，无所补于闻道入德之效也。”②胡氏对朱子提出的标准亦表认同，他在修改后的回书中，问朱子“不知经意与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可见他已经自觉按照朱子要求去做。朱子对其他学者诠释的好坏亦皆以此为评判标准。如他批评张栻对“反身而诚”的解说过高，流于咏叹，既没有发明经意，也不切合日用体验工夫，几乎与释家空虚之说无异。“此解语意极高，然只是赞咏之语。施之于经，则无发明之助；施之于己，则无体验之功……若只悬空说过，便与禅家无以异矣。”③
  朱子甚至将针砭学弊、切于日用工夫这一诠释原则置于其他一切原则之上。当其他诠释原则与这一原则不协调时，都得为之让步。如在精约与有利于读者理解之间，朱子就选择了后者。“‘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读者不觉，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④在关于“下学上达”的诠释中，朱子亦是如此选择，“方其学时，虽圣人亦须下学。如孔子问礼、问官名，未识须问，问了也须记。及到达处，虽下愚也会达，便不愚了。某以学者多不肯下学，故下此语。”朱子在采取诸家之说时，虽然某说有其不足，但只要该说对为学工夫具有针对性，则往往采用之。如他曾提到谢上蔡对《论语》的数条诠释虽然不很切合圣贤之意，但对于矫正学着为学之偏，具有警省之力，故此还是选择采用。“此章惟谢氏之说，切于人心，使学者知有所警省而用其力。”①“谢氏之说，粗厉感奋，若不近圣贤气象者，而吾独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②
  对于朱子诠释“因病发药”的这一特点，其友人弟子皆熟悉且认可。如在对“骄吝说”的注释中，潘恭叔提出朱子在本来无轻重之别的为学两弊——骄、吝之间提出本末说，明显改变了二者本无偏倚相互并列的关系，这显然有违原文之意，违背了诠释力求本义的原则。他由此推测出朱子用心在于突出“吝”比“骄”更为严重。“骄吝二字，平时作两种看。然夫子‘使骄且吝’之言，则若不分轻重者，程子‘气盈气歉’之说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复有本根枝叶之论，此说虽甚精，但与程子说不同，而以‘鄙啬’训释‘吝’字，若语意未足者。盖先生将‘吝’字看得重，直是说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处。故凡形于外者，无非私己之发。此骄之所由有如此，则工夫全在吝上。”③朱子承认特意提出骄吝为本末相因关系，目的即在于针对时弊“吝”重于“骄”而发，以引起读者注意。“此义亦因见人有如此之弊，故微发之。要是两种病痛彼此相助，但细看得吝字是阴病里证，尤可畏耳。”④“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见近来有一种人如此，其说又有所为也。”⑤
  朱子自觉地将是否切于日用工夫作为修改《四书》诠释的一个主要方向。在修改中，朱子常常反思此前之说不分明，造成学者日用工夫上的缺失迷茫，使学者无法获得受用。“所论《大学》之疑甚善。但觉前日之论，颇涉倒置，故读者汨没不知紧切用功。”⑥“《中庸》所改皆是切要处，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已工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觉之晚也。”⑦
  综上可见，求本义、明原意、切日用是朱子诠释《四书》始终坚持的追求，尤其是针砭学弊、切于日用这一目标追求，体现出朱子坚持儒学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方面的统一，坚持儒学的实践旨归，突出儒学作为“实学”的特性，这也反映了朱子传道弘道意识的自觉定位，时刻将现实关注和学问理解融为一体，使得《四书集注》取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故继承、弘扬朱子《四书》诠释的成就，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