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论语集注》常有经过一番修改却回归旧说之情况，实不易察忽。如《论语集注》16.7引范氏说：“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按：《集注》曾删除“血气”的“血”和“志气”的“气”，变成“圣人同于人者，气也。异于人者，志也。”突出圣凡之别在于志、气，后觉不妥又改回原说。①又如《论语集注》14.33引杨氏说，“君子一于诚而已，（惟至诚可以前知）。”改“至诚前知”句为“然未有诚而不明者”，兼顾本章兼论诚、觉的主旨。《或问》详尽交代改定经过，本以吕氏“烛乎事几之先”替换之，后又觉其说偏于“明”，故终改诚而明说。②
  朱子对《中庸》第十三章费隐章所引明道说的处理尤彰显了其用心之苦。
  所引明道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节】，子思喫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③
  此处删改看似简易，实则大费周章，关乎朱子对本章主旨理解的变化。朱子引程子说非关文义，而是帮助读者加深对义理的体会涵泳。朱子对“察”的理解历经反复，壬辰前将“察”释为“隐”，“盖察乎天地，终是说做‘隐’字不得”④。丁未《答王子合》7则明确提出“其察”是指道体流行、昭著显露，批评谢、杨的观察说。“‘其’者指道体而言，‘察’者昭著之义，言道体之流行发见，昭著如此也。谢、杨之意似皆以为观察之察。”①但“观察”更合《诗经》本意。朱子亦自觉此处之“察”与《诗经》“审察”本意已不同，是借以形容道体流行遍在，而与禅宗佛性无处不在说极似。鸢飞鱼跃言道体呈现而近乎佛学真如遍在说，但据儒家“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的定分说，则由此鸢必戾天，鱼必跃渊可把握儒佛之异。对此当从两面把握，故明道有“会得与不会得”的警示。“恰似禅家云‘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之语。”②
  在明确了“察”为“昭著”而非“审察”义基础上，朱子对所引程子说尚有三次修改。
  修改之一：道体流行无凝滞。认同程子说，为分别其“必有事”中立不倚。但此为旧说。《答周舜弼》已明确了“察”的昭著义，与“活泼泼”，认为皆言道体自然无滞，
  程夫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与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泼泼地”。……程子之论无纤毫凝滞倚着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③
  修改二，心之存主与天理流行。此为新说。己酉《答董叔重》八指出朱子今说改变此前把程子必有事、活泼泼皆解为道体流行之意的看法，而主张分别二者，“必有事”为心之存养，“活泼泼”才是天理流行。董铢批评友朋尚多坚持朱子旧说，亦客观指出今说并不合程子本意，而是朱子新解。朱子认可董铢理解，强调今说更自然简易，如能把握存养工夫，则自然洞见道体。
  铢详先生旧说，盖谓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语，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而朋友间多主旧说。（朱子）：“旧说固好，似涉安排。今说若见得破，则即此须臾之顷，此体便已洞然。”①
  修改之三，删除“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句，放弃存主工夫说，不再牵引孟子说，而专一于道体流行的“活泼泼地”，但保留的“子思吃紧为人处”说，亦是对工夫的暗示，不过采取了引而不发的方式，如此既做到了工夫引导，同时又坚持了阐明本意而不多说的原则。
  朱子如此慎重地反复修改本章，盖关乎儒佛虚实、理事之辨这一重要问题。本章主旨言道体流行，与佛学真如遍在观极相似，“易说得近禅”。如程子末句“会得与不会得”说乃是就儒佛之辨言，然朱子觉此毕竟偏离本意，故终删之。朱子从道体与工夫角度，立足儒佛虚实、理事之辨，强调了见道与行道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践道工夫与本体流行应是统一的，可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但若过于执着工夫，“太以事为重”，则恐固执不化，拘泥于事，见理不透。故在践道之时应保有“不着”之心，“勿正心”。朱子继承二程理之实有与空虚之分来分辨儒佛大旨。佛学虽亦标榜“不遗一事”，然其所行之“事”无关人伦之道，家国治理，故仍只是虚说。根源于其所谓理，乃是脱离具体事物的空理。但就实际修行而言，佛之理虽空而修行实，儒之理虽实却修行空，故儒者践行反不如佛门落实。此“实理之空”与“空理之实”导致儒学于世道人心之影响反不如佛学。故儒家在修养工夫的落实上应向佛教学习，否则无法体现儒学之高明。
  以上对朱子《集注》“增损改易注文”这一重要而又罕见讨论情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集注》这一经典“成品”的修改制作过程，显示了朱子思想早晚异同之变及与二程之差异，阐明了朱子自我修正的良苦用心，对准确把握《集注》注释，体会朱子思想的发展变化应有所裨益。《集注》最大特点是“浑然简易”，乃朱子耗毕生心血、经千锤百炼而铸成，实不可轻易读之。本文正印证了朱子之学“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直是下得工夫”的特点，而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的论断恰于《集注》前后修改中体现得最鲜明。钱穆亦曾指出《集注》之易简恰是朱子反复艰苦打磨用功之结果。“后人读朱子《论孟集注》，岂不爱其易简，然朱子当时所用功夫，则自不易简中来也。”并指出辨析朱子前后异同反复之说，乃是颇为重要而困难之工作。“辨程朱异说已不易。辨朱子一人之说之先后相异，而又必究其孰失孰得，则更不易也。”①
  《集注》对所引二程学的“增损改易”，既有出于表达需要而做出文字调整的“述而不作”型，又有出于思想差异而做出意义修改的“寓作于述”型。二者显示了朱子对二程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程、朱异同。这种细微实则重要之差异，不经过仔细对照文本和深入分析，几乎不可能察觉出来。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诠释的理念、态度、方法，亦关乎经文意义的理解、取舍，还涉及工夫教化等立场。故本书所分析朱子于程门的“增损改易”，正可有效提醒我们在采用“程朱之学”这种一体性的表述时，亦应清晰意识到程朱之异的客观存在及对此后理学发展的影响。
  《集注》通过“增损改易”程门之说等做法，在思想建构与诠释方法上形成了融经学与理学、考据与义理为一体的四书经学新范式。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课题颇具启示意义。如今日中国思想之创作，是否必定抛弃传统的经典注疏形式？从理学来看，朱子最典型的采用了注疏“旧瓶”承载理学“新酒”的形式，而心学一系则放弃之。现代中国哲学的开拓者则主要采用了以西学思想解释传统资料的方式，放弃了传统的经注形式。但同样引发了其诠释成果似乎不那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质疑。而且文史领域对经典注释这一传统学术主要传承形式似仍有所延续，哲学领域则似不认同之。又如，《集注》是典型的寓创新于继承之作，那么在强调创新的当下，如何把握述、作之度，区分二者同一与差异的界限，从而延续经典的述和作？《集注》可谓是经学与哲学合一的经学哲学的典范，是对朱子“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学术理念的充分落实。但经学与哲学之关系，颇为复杂，《集注》对程门取舍的反复斟酌，其关键就在于朱子对二者关系的判定。故《集注》文本形成即内涵之诸多精微处，实值得深入挖掘，从而为激发当下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作，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