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华传统思想学术的发展与经学演变息息相关。“宋学”作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在经学上体现出“变古”“疑经”的特征，朱子亦袭此精神而殚毕生精力，汇诸家之解，写成扭转经学范式的《四书集注》一书。该书不仅为宋代理学大成之作，亦可谓注疏之学的大成之作，兼具汉学与宋学之优长，体现了继承与发明并重的精神。《集注》于所引诸说500余条皆加以程度不一的“增损改易”，此“改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增删合并等调整文本，以求精简为宗的“述而不作”型，它调整的是文本表层的文辞之义，主要针对的是“其文”。一类则是因对引文内容不满，而以己意改文的“寓作于述”型，它调整的是文本内在思想含义，处理的是“其义”。朱子于引文两手并行之做法，实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注疏之学的继承与创新。历来《集注》注释之作，多视朱子注文为一确定成品而加以平面注解，本文拟通过考察《集注》两类改文之内容、方法及宗旨等，藉以还原《集注》这一精密成品的创作过程。通过重走《集注》构思之路，来阐明朱子注释的“良工心独苦”处，揭示朱子思想的前后演变。“改文”还生动展现了朱子与二程学派的思想异同，彰显了《集注》融经学诠释与理学阐发为一的创新继承精神，对深化认识经学哲学亦颇具借鉴意义。①
  一 “述而不作”：易其文而未改其意
  《论语·述而》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子将述、作解释为“传旧”与“创始”，指贤人与圣人之别，“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在古代学术语境中，“述”是传承旧解，“作”乃“圣王创制立法以为天下所循之意，非圣王不得创作”，可谓圣王作之，贤臣述之。本文“述而不作”“寓作于述”特指朱子对所引之文的“增损改易”，是忠实继承原文之意（“述而不作”），还是改变原意而藉此表达自身新解（“寓作于述”）。朱子感叹解《四书》措辞最难，为确定合宜用语，需反复修改调整。这种表现也见诸于因所引之说“有病”而“增损改易本文”。“问：《集注》引前辈之说，而增损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说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①朱子因不想花费笔墨批驳前辈之误，故直接就前辈之说加以改正而不标明。这种出于对引用之说不满而以己意改之的情况，显然是对被引作者原意的修订和背离，是引用者自身思想的表达，体现了朱子对前人说既认可又修正的双重态度，可谓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朱子对由“增损改易”二程等说构成的《集注》非常满意，认为恰到好处，不多不少，要求学者仔细研读其注。此显示出朱子自信其书在继承前辈之说的基础上已实现了超越。“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②由此朱子认为《集注》已充分吸收前辈之精华，暗示《集注》可替代前辈之说，而具有教本的意味。学者自此专心研读《集注》即可，无须再加注解。“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故《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③朱子《集注》成就的取得，与其解经方法论密切相关。他一方面批评二程“理在解语内”的自作文字解经做法，倡导“理皆在经文内”的解经风格，重视吸收汉唐章句训诂之长，另一方面又批评汉学解经拘泥文句而不识大旨，走向另一种偏颇。可见朱子解经兼取汉学忠实文本与宋学阐发大旨之长，突出了经学与哲学的一体。①
  朱子“增损改易本文”的“改文”主要指《集注》对明引二程学派引文的调整。《集注》采用了删、补、调、并、改等途径来剪裁引文，使其合乎注释之体与经文之意，尤追求义理精密和文字精当。朱子视《精义》为《集注》的阶梯，《集注》为《精义》的精髓。故本文选择作为朱子《四书》起点之《精义》与作为终点之《集注》比较，再辅之以处于中间未定状态的《或问》、《语类》、《文集》诸说，以期揭示朱子改文之用心及与前辈之异同。具体而言，《集注》采用删削引文、替代引文、语序调整、引文杂糅、化繁为简、改粗为精、精确虚词等方法，在阐发圣贤之意的同时，实现了注文的简要、典雅、精准。
  删削经文、引文、人名。朱子所引诸家说并非注释体，而是进讲、语录等，故原说常提及经文，被收入《集注》后，自然无需重复经文，故删之。比较《论孟精义》与《集注》，可知此类删改甚多，如《论语集注》1.7贤贤易色章游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②即便是经文二三字，亦删之，如《论语集注》1.1学而章谢曰：“（学而）时习者”。诸家常引它处之文解释经文，《集注》亦删之。如《论语集注》1.4谢曰：（“如子夏之后流为庄周……则其泯灭者有矣”）。③有时删引文避免重复。如《论语集注》3.8杨曰：（“夫善教者使人继其志”）④或删发语词、概括词，如《论语集注》1.8明道曰：（“圣人言忠信多矣”）。删无关文义文字，《论语集注》5.23伊川《解》：（“君子敬以直内”）。人名缩写，删姓留名，如《论语集注》6.12杨曰：（澹台）灭明；《论语集注》5.5谢曰：（漆雕）开。或以姓代全名，《论语集注》2.16范氏曰：（若杨朱、墨翟）【如杨墨】。
  数字、指示词替代。或替代经文。如《论语集注》6.3改张子曰（冉子请粟与原思为宰）为【于斯二者】。或替代人名，如《论语集注》6.6改伊川（仲由、子贡、冉有）为【三子】。朱子亦以指示词“如此”“此”替代经文，如《论语集注》7.23改伊川“常俯而就之（曰吾无隐乎尔……敏以求之者也）”为【如此】。《论语集注》19.25改伊川（“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为【此】。亦有用“其”“然”替代者。《论语集注》5.25改伊川：（颜子之）志为【其】志。《论语集注》5.6改伊川“子路以为实（欲浮海也）”为【然】。
  语序重置。朱子常据语义内在逻辑调整所引说次序。或据先本意后引申义原则。如《论语集注》1.10谢氏曰“2今去圣人（久矣）【千五百年】……1学者（傥有心）【观】于圣人。”①或循先同后异原则。如《论语集注》5.25调整伊川说。或据对应经文原则。如《论语集注》19.12引明道说：“先传以2近者1小者。”②或为对应引文，如《论语集注》19.16引范氏说“子张2内不足而1外有余……（唯）【宁】外不足而内有余。”③或先事实后解释。《孟子集注》1.3引伊川说，“5盖王者天下之义主也。4（故）【此】孟子所以劝齐。”④或循先事实后判断的逻辑，《论语集注》18.4引尹氏改：“2（君子）【所谓】见几而作……1受女乐而（不朝）……夫子所以行也。”或先结论后推论。如《孟子集注》13.23改尹氏说：“2民无常产，则无常心……1（故知）【言】礼义生于富足。”或循义理在先，譬喻居后之序调整，如《论语集注》6.2改伊川说，“2（若）【如】鉴之照物……1【可怒在彼，己何与焉】。”或据人物先后调整，如《论语集注》9.12改范氏（太公伯夷）为【伯夷、太公】。或据主谓关系调整，如《论语集注》11.11伊川，“（生之性便是仁也）为【仁则其生之性是也】。”或据语义顺承、转折关系调整，如《论语集注》6.13引谢氏：“1人能操无欲上人【之】心……3然不知学者欲上人之心无时而忘……2则凡可以矜己夸人者皆（为余事）【无足道】矣。”
  两说组合。朱子认为，各说对经文阐发有得有失，故需挑选各说精妙荟萃为一，而非专主一家一说，此即为对一家多说、各家之说的兼取合并。兼取一家多说，如将伊川《语解》与《语录》说组合为一，《论语集注》6.23引伊川《解》：“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括号内文字来自《语录》，以强调此一案例普遍意义。亦有《语录》、《语解》内不同说组合者，如《论语集注》6.5引伊川《语录》，“三月，【天道小变之节】。“天道小变之节”来自《语录》“又曰”说。朱子最初曾有意在注中区别二程，后则不复区别。然据相关资料，仍可区别《集注》所引大部二程说之归属，此于考察二程之差异不无参考。如《论语集注》11.18引程子说，“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世）【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始）【少】时事……”①此处首句为伊川说，以下皆为明道说。此种二程杂糅的情况在《集注》中不在少数，如《论语集注》13.12程子说，“或问：为政迟速？……渐（之）【民以】仁……此非积久，何以能致？”②首句为伊川说，“渐民”句是明道说，末句“此非积久”又是伊川说。这种明道、伊川掺杂一起的搅拌式引用，源于朱子将各家说作为素材来为其解经服务。故朱子还把二程与弟子之说融合。如尹氏不少说法与二程相同，今二程之说时有见于尹氏者。③如《孟子集注》8.8所引伊川说，有些说法《精义》直接归于尹氏，《或问》则指出实为尹氏所引二程说。《集注》间亦糅合二程弟子说，如《论语集注》6.13引谢氏说末句本为“有志于学，师孟之反可也”，而以范氏“若孟之反，可以为法矣”替换之。
  化繁为简。《集注》精简引文幅度极大。如《论语》3.3引游氏曰：“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礼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礼何？在宗庙之中，上下同听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庙之乐何？在族党之中，长幼同听之而和顺，彼且不顺，其如族党之乐何）【其如礼乐何哉】（是其为礼也，必伪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岂足以治躬？其为乐，必淫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岂足以治心）【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①此删改游氏排比之说140字为28字，仅为原文五分之一，且语义极连贯严密。此种大面积改写，若仅从文本变化之幅度来看，实可视为朱子创作。《孟子》6.9夫子好辩章引胡安国《春秋传序》将原文110字通过删引文、精要旨的方式仅用13字替代之。
  改粗为精，化俗为雅，补疏为密。朱子非常重视文字的严整、精密、含蓄，故对所引二程等口语尽量加以雅化。或改词。如《论语集注》1.5引程子，“（便只是）【则】浅近（去）【而已矣】”。改“便只是”为“则”，“去”为“而已矣。”或改句型、句式。如改问答句为陈述句，《论语集注》19.6改伊川“（或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为【近思者以类而推】”。改反问句为陈述句，语义更平和。如《论语集注》10.15引范氏说。或删改引文，非出于简化，而是出于语义贴切、精准。如删高远不切文意说，《论语集注》5.25引伊川“颜子之志亦可谓大（而无以加）矣。”“而无以加”有夸张之弊故删之。删无关文意说，如《论语集注》17.24侯氏曰“所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无“好人”义，故删之，体现不多说原则。或改写引文。如《论语集注》3.6改谢氏（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十五字为【天理之自然也】六字，更凝练。补充完善句意，体现不少说的精密原则。如《孟子集注》1.1引伊川“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4.3引尹氏“君子之辞受【取予】”；6.1引杨氏“（其）【出处】去就”。分别所补“则不求利而”“取予”“出处”皆是为语义完整精密。补充经文。《论语》9.17引谢氏说“（如）好好色，【恶恶臭】，诚也”。补“恶恶臭”，合乎《中庸》诚意说。
  虚词增删。朱子对《集注》极其看重，明确提出注中即便看似无关之词，亦当加倍用心体认。“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②朱子强调弟子当仔细体认《集注》看似无关之“闲”字。的确，朱子于“则”“即”“而”“故”“如”“若”“矣”“也”“者”等虚词有极精细的调整，构成其注释精密的重要一环。“则”“即”是语义相近的一组词，“即”尤与中国哲学关系密切，“即……即”表达方式于宋明之流行，恐于佛教“即心即佛”等表述有关。《集注》注重“则”“即”互改。或改“即”为“则”。如《论语集注》5.18引李延平说：“当理而无私心，（即）【则】仁矣。”此改“即”为“则”，有意拉开了当理无私与仁的距离，使二者直接等同关系转化为条件关系。或改“则”为“即”。《孟子集注》5.1引伊川说：“发而中节，（则）【即】无往而不善。”强调前后关系的同一性。朱子对“则”的使用非常灵活、审慎，或删，或补，或与“然”搭配，构成“然……则”句型，与“苟”搭配，构成“苟……则”句型，或改“则”为“而”，强调转折关系。如《孟子集注》11.11引伊川说，“心放（则）【而】不知求”。一字之改，变前后句直接关系为一种有时间性因果关系，体现了朱子向来反对快速、简易之功效的态度。朱子对“而”的处理亦非常精细，如改“而”为“以”，如《论语》16.1引谢氏，“冉求又欲伐颛臾（而）【以】附益之。”突出了伐颛臾的目的性。或改“而”为“亦”，《孟子》12.6引尹氏。“淳于髡未尝知仁，（而）【亦】未尝识贤（者）【也】。”突出前后递进关系。对“故”的增删亦然。如《论语》3.4引范祖禹“皆不能反本，而随其末【故】也。”补“故”突出因果关系。《孟子》3.2伊川，“心通乎道，（故）【然后】能辨是非。”改“故”为“然后”，把因果改为条件关系。朱子甚为重视句末语气词“矣”，它具有表示已然、必然、肯定、感叹等语气，多处章节修改特意补语气词“矣”。如《论语集注》5.11引程子“仁则（非子贡）所及【矣】”。或改句末“也”为“矣”，表明此非一般判断，而是带有强势肯定语气。朱子对“如”“若”二近义词亦极慎重，“如”譬喻意味强，“若”假设意味强。如《论语集注》6.2引伊川说如、若之调整，“（如）【若】舜之（去）【诛】四凶【也】。（若）【如】鉴之照物。”①“也”用于句末表判断、肯定语气，《集注》对之有意删补，如《论语集注》5.24引伊川说补“左丘明，古之闻人【也】。”“哉”的感叹语气强烈，如《孟子集注》4.16引杨时说：“孰肯舍生而取义（乎）【哉】”，改“乎”为“哉”，语气更坚决。它常与表反问语气的“岂”“其如”组合，构成“岂（其如）……哉”句型，如《论语集注》3.3引游氏曰：【其如礼乐何哉】。《集注》对其他虚词的增补亦颇为费心。如补副词“必”突出不容置疑的语气，《论语》9.5引马氏说，“言（其）【必】不能违天（而）害己也。”《集注》常通过增补此类语气副词来精准达意。如《孟子集注》1.3引伊川：“天下（诸侯尚）【犹】知尊周……天下不【复】知有周。”所增“犹、复”极传神表达了孔、孟对周王朝态度之异。
  二 “寓作于述”：易其文而改其意
  上述《集注》对引文的处理，皆是不改变引文思想，对文本做出的规范、简要、典雅、精密处理，盖其说大体属于“无（大）病”者。但朱子还对认为“其说有病”者径直加以“增损改易”，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文之意，而表达了朱子之意。这种处理着眼点不是形式的规整，而是思想的改变。但因朱子采用局部修改而非全盘否定方式，且处理极为隐微，不经比对，实难察觉其用心之苦，故朱子曾发出“良工心独苦”之感慨。①
  （一）概念改易
  《集注》极重“字义”辨析，对引文个别概念的改易颇能显示朱子思想关注所在。涉及人与民、心与意、命与天命、道与道学、忘我与无我、知与行等。
  人与民。“人”、“民”问题曾是《论语》研究的热点。二者含义本来有别，人是人类这一物种的泛指，常与禽兽相对，“民”显然带有政治色彩，常与君（官）相对。《集注》于此有意区分之。如《论语集注》1.5引杨氏曰：“故爱（人）【民】必先于节用。”②《论语集注》8.9引伊川“若曰圣人不使（人）【民】知”。③以上易“人”为“民”，既与上下文保持对应，亦强调了民与官对的政治意义。《论语集注》2.19引伊川：“则（民）【人】心服。”则改“民”为“人”，突出普遍性。
  心与意。心、意是朱子学中联系密切而又有差别的一组概念，朱子特别注意区分二者，如《论语集注》5.25引伊川说：“【未免】出于有（心）【意】也。”《孟子集注》3.2引程子说，“一为私（心）【意】所蔽”。《孟子集注》12.6引杨氏说，“即有伐桀之（意）【心】。”在朱子看来，意是“心之所发”，指更内在深沉的意识，它比心所指更小，“心大意小”，心是“身之所主”，然“意”的作用较“心”更直接，犹如船舵。三条所改皆有其用意。朱子有时亦把“心”改为“志”或“身”。如《孟子集注》14.34引赵氏，“（心舒意展）【志意舒展】”，突出了内在意识的状态。《孟子集注》14.25引张子说，“诚善于（心）【身】之谓信。”改“心”为“身”，盖经文是“有诸己之谓善”。命与天命。朱子认为命包括理命与气命两种，天命相当于义理之命。《论语集注》11.18改范氏“安命”为“安受天命”，强调当安于义理之命。《孟子集注》2.10改张子“命未绝”为“天命未绝”。明确了命的义理性与神圣性。《集注》还注意天命与天道的区别，如《中庸章句》二十六章改程子“天命”为“天道”，突出它的流行不已。道与道学。《论语集注》8.8改程子“道不明于天下”为“特以道学不明”，“道”与“道学”，把客观的“道”改为特指二程一派的“道学”，突出了道学在教化人才中的意义。又如《论语集注》9.26删谢氏“学道者”为“学者”，扩大了所指范围。忘我与无我。《论语集注》8.5以尹氏“非几于无我者不能也”替换所引谢氏“惟忘物我者能之”，体现了朱子严辨儒佛之别，忌惮“忘我”，接纳“无我”的态度。①欺与罔。《论语集注》14.33改杨氏“卒为小人所欺”的“欺”为“罔”。朱子指出欺、罔的区别在于“欺，诳之以理之所有。罔，昧之以理之所无。”故君子受小人合乎情理之欺骗是正常的，被“罔”则不应该。知与行。如《论语集注》11.24引范氏：“读而（求）【知】之……【然后能行】。”改“求”为“知”，与“行”构成“知—行”对应。
  （二）逐字称等之精密改易
  《集注》精心调整引文，使其合乎己意而更准确。如改“为”成“惟”。《论语集注》7.19改尹氏“非为勉人”的“为”为“惟”，语义有别。《论语集注》14.2改伊川“为仁者能之”的“为”成“惟”，所指由学习仁者变成仁者。《集注》之改有时出于纠偏。如《论语集注》6.2改伊川“三千子”为“七十子”，符合《史记》“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说。改“喜怒哀乐”的“乐”为“惧”，乃《礼记·礼运》说。改“觉者”为“学者”更合好学主题，改“养”为“往”，与下文“力行”一致。《论语集注》9.29改伊川“（人）【汉儒】（多）以反经合道为权”的“人”为“汉儒”，所指更精确。如《论语集注》7.10用舍行藏章改尹氏“（因其）所遇”的“因其”为“安于”，突出颜子境界。《集注》改写以示区分。《论语集注》4.15引程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斯【乃】下学上达之义。”于“忠恕违道不远”前补“《中庸》所谓”四字，强调《中庸》“忠恕”义与此不同。《论语集注》8.8改程子“晓其义”为“知其说”，符合闾里童稚的认识程度。《论语集注》18.4改范氏“贤人”为“仁贤”。《孟子集注》12.7引赵氏解，“周文（王）”后特意补充“武王”，以求语义精备。《论语集注》5.8改胡氏“故（称）之如此”的“称”为“喻”，《论语集注》6.18改尹氏“（安）之”的“安”为“乐”，改后更契文意。《论语集注》5.23改伊川“而害则大”为“害直为大”，突出“直”的章旨，体现了朱子之创造。
  《集注》调整使其语义轻重、感情色彩迥然有别而准确达意。如以“著”“叹”“谓”替换“讥”。《论语集注》3.2改伊川“著之”的“著”为“讥”，《论语集注》5.6改伊川“讥【伤】天下……而（谓）【讥】其不能”的“讥”为“伤”，“谓”为“讥”，鲜明准确传达了圣人的情感态度。又如《孟子集注》7.21改吕氏“（妄）得誉”的“妄”为“偶”，《论语集注》11.24引范氏“故夫子（以为）佞”的“以为”为“恶其”，皆改变了原文态度。又如《论语集注》11.23引尹氏说：“季氏（执国命）……可谓（备数之臣而已）。”改“执国命”为贬义的“专权僭窃”，改贬义“备数之臣而已（去除文字底色）”为中性的“具臣矣”。《孟子集注》9.7改《史记·殷本纪》贬义的“奸汤”为褒义之“行道以致君”。《孟子集注》9.6改赵岐说太丁“薨”的“薨”为“死”，更合其“未立”身份。《孟子集注》10.2改明道的“曲为之辞”为“句为之解”，改《论语集注》6.2伊川“（去）四凶”的“去”为“诛”，皆是对用语情感色彩的调整。
  朱子增改虚词工夫非常了得，如补“专”“深”“反”“大”等字。《论语集注》1.2谢氏“【专】用心于内”前补“专”字，突出曾子工夫专一于内。《孟子集注》8.26改伊川“皆为”为“专为”，突出论智之章旨。《论语集注》17.20引明道“教”前补“深”，突出教诲用意之深。《论语集注》5.9删范氏“深责”的“深”，减弱责备语义。《论语集注》3.5引伊川说补“反”字，突出不满之意。《论语集注》9.26于谢氏说“病”前补“大”字，突出病之重。近义词替换亦显朱子用心深密。如《论语集注》4.12改伊川的“损”为“害”，程度更深。《论语集注》15.2改尹氏“先发其（问）”的“问”为“疑”。《论语集注》19.16改范氏的“唯”为“宁”。
  改末句以显豁主题。汉唐《论》、《孟》注解，常以“章旨”形式概括本章大意，《集注》亦通过对引文末句调整来体现一章章旨。或解释原因，如《论语集注》3.10于所引谢氏说后补末句“孔子所以深叹也”。《论语集注》5.1于伊川说后补末句“盖厚于兄而薄于己也”。或点明主旨，如《论语集注》6.12改杨氏末句为“而其正大之情可见矣”，突出章旨是见“正大之情”。《论语集注》15.2引尹氏补“二子所学之浅深于此可见”，判定章旨是境界论。或突出工夫教化意义。《孟子集注》12.16引尹说末补“无非教”三字，突出夫子对弟子无处不在的教化。《论语集注》2.19引谢说末句补“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突出了居敬穷理的工夫意义。
  （三）因不满而增删改易
  此类最鲜明体现了朱子改文的创作性。
  概念有误。朱子认为所引之说对概念理解不当而改之。如认为杨氏对仁与心关系理解有误。《论语集注》14.7引谢氏说：“心不在焉，【则未免为】不仁也。（然未害为君子）。”①删末句“未害为君子”，不仁如何未害为君子？朱子还在“心”与“不仁”之间补“则未免为”，把心、仁的语义等同关系转化为条件关系。这是朱子一贯理解，因为心有多重属性，不可与作为理的仁直接等同。《或问》对此有详细讨论，既称赞谢说之善，又批评以心训仁不安，当补充“则”字，指出“未害为君子”说将造成学者功夫“自恕”的弊病，体现了朱子时刻着眼现实教化的立场。批评杨氏对“中”理解有误。《论语集注》3.16改杨氏“（容节）可以（习）”的“容节”为“中”，认为此方合乎论射之义，且与“力”相应。并与门人反复讨论之，指出“容节”非中非射。
  沿袭旧说而误。如《论语集注》1.2改谢氏“（九流）皆出于圣人”的“九流”为“诸子之学”。盖“九流”非皆出自圣人。引文与章旨冲突。如《论语集注》15.19引范氏说，“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扬雄曰：‘名誉以崇之’。《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名者实之宾也。）”朱子认为章旨强调没世名不称的原因在于无实，范氏所引扬雄说则意在求名，不对。或强调手段—目的关系，违背尽己无为原则。批评范氏“所以”之说多如此，如《论语集注》18.7删范氏“所以扶世立教”说，《论语集注》15.41删范氏“所以教人”说，皆因与圣人自然无为说矛盾。用词不当而自相矛盾。如《论语集注》4.14引伊川：“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无所立）【而已矣】。”朱子以“而已矣”取代“故患身无所立”，盖其与“求其在己”相矛盾。《论语集注》10.11引谢氏：“马非不爱也……故捐情于此。”改“捐情”为“不暇问”，盖前者与“马非不爱也”相矛盾。《论语集注》6.20引伊川说：“人多（敬）【信】鬼神者，（只是）惑。”改“敬”为“信”，盖敬并非惑，信之方易惑。《论语集注》3.14引尹氏：“三代【之】礼（文），至周大备。”删“礼文”之“文”，“文”是周代文化特性，故与“三代”和“至周大备”相冲突。不合圣人境界。《论语集注》7.10删谢氏“（始可谓真知物我之分者也”，此不适合形容圣人。字义理解有误。《论语集注》7.13引范氏说删“夫子不意学乐至如是之美，故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盖为乐乃是指舜创作此乐，非指夫子学乐。或不合文义而删。如《论语集注》6.25删明道“未及知之也”说，一则不合学文守礼并重的章旨，二则过于突出“知”的地位。或不合礼制而误。删《论语集注》17.21“此为中人而言”，盖三年之丧乃天下通丧。兼取他说改之。《论语集注》9.26引谢氏说有“则几于小成者”，今以杨氏“则非所以进于日新也，故激而进之”改之，突出工夫教化意义。改为引注对立面。如《论语集注》20.1引孔安国《尚书》注认为“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改“少”为“多”，改变了孔氏之意。《论语集注》2.4改伊川“纵心”为“从心所欲不逾矩”，完全与伊川意异。“从心”而非“纵心”是朱子异于程门一大新解。朱子据文本及《经典释文》，指出读“纵”是近代习俗流传的误读。就义理言，“纵”亦不合乎圣天为一的境界。
  （四）“良工心独苦”
  朱子《论语集注》常有经过一番修改却回归旧说之情况，实不易察忽。如《论语集注》16.7引范氏说：“圣人同于人者，血气也；异于人者，志气也。”按：《集注》曾删除“血气”的“血”和“志气”的“气”，变成“圣人同于人者，气也。异于人者，志也。”突出圣凡之别在于志、气，后觉不妥又改回原说。①又如《论语集注》14.33引杨氏说，“君子一于诚而已，（惟至诚可以前知）。”改“至诚前知”句为“然未有诚而不明者”，兼顾本章兼论诚、觉的主旨。《或问》详尽交代改定经过，本以吕氏“烛乎事几之先”替换之，后又觉其说偏于“明”，故终改诚而明说。②
  朱子对《中庸》第十三章费隐章所引明道说的处理尤彰显了其用心之苦。
  所引明道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节】，子思喫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③
  此处删改看似简易，实则大费周章，关乎朱子对本章主旨理解的变化。朱子引程子说非关文义，而是帮助读者加深对义理的体会涵泳。朱子对“察”的理解历经反复，壬辰前将“察”释为“隐”，“盖察乎天地，终是说做‘隐’字不得”④。丁未《答王子合》7则明确提出“其察”是指道体流行、昭著显露，批评谢、杨的观察说。“‘其’者指道体而言，‘察’者昭著之义，言道体之流行发见，昭著如此也。谢、杨之意似皆以为观察之察。”①但“观察”更合《诗经》本意。朱子亦自觉此处之“察”与《诗经》“审察”本意已不同，是借以形容道体流行遍在，而与禅宗佛性无处不在说极似。鸢飞鱼跃言道体呈现而近乎佛学真如遍在说，但据儒家“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的定分说，则由此鸢必戾天，鱼必跃渊可把握儒佛之异。对此当从两面把握，故明道有“会得与不会得”的警示。“恰似禅家云‘青青绿竹，莫匪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之语。”②
  在明确了“察”为“昭著”而非“审察”义基础上，朱子对所引程子说尚有三次修改。
  修改之一：道体流行无凝滞。认同程子说，为分别其“必有事”中立不倚。但此为旧说。《答周舜弼》已明确了“察”的昭著义，与“活泼泼”，认为皆言道体自然无滞，
  程夫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与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泼泼地”。……程子之论无纤毫凝滞倚着之意，非先生其孰知之。③
  修改二，心之存主与天理流行。此为新说。己酉《答董叔重》八指出朱子今说改变此前把程子必有事、活泼泼皆解为道体流行之意的看法，而主张分别二者，“必有事”为心之存养，“活泼泼”才是天理流行。董铢批评友朋尚多坚持朱子旧说，亦客观指出今说并不合程子本意，而是朱子新解。朱子认可董铢理解，强调今说更自然简易，如能把握存养工夫，则自然洞见道体。
  铢详先生旧说，盖谓程子所引必有事焉与活泼泼地两语，皆是指其实体，而形容其流行发见，无所滞碍倚着之意。……今说则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处；活泼泼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无所滞碍之妙。”……而朋友间多主旧说。（朱子）：“旧说固好，似涉安排。今说若见得破，则即此须臾之顷，此体便已洞然。”①
  修改之三，删除“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句，放弃存主工夫说，不再牵引孟子说，而专一于道体流行的“活泼泼地”，但保留的“子思吃紧为人处”说，亦是对工夫的暗示，不过采取了引而不发的方式，如此既做到了工夫引导，同时又坚持了阐明本意而不多说的原则。
  朱子如此慎重地反复修改本章，盖关乎儒佛虚实、理事之辨这一重要问题。本章主旨言道体流行，与佛学真如遍在观极相似，“易说得近禅”。如程子末句“会得与不会得”说乃是就儒佛之辨言，然朱子觉此毕竟偏离本意，故终删之。朱子从道体与工夫角度，立足儒佛虚实、理事之辨，强调了见道与行道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践道工夫与本体流行应是统一的，可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但若过于执着工夫，“太以事为重”，则恐固执不化，拘泥于事，见理不透。故在践道之时应保有“不着”之心，“勿正心”。朱子继承二程理之实有与空虚之分来分辨儒佛大旨。佛学虽亦标榜“不遗一事”，然其所行之“事”无关人伦之道，家国治理，故仍只是虚说。根源于其所谓理，乃是脱离具体事物的空理。但就实际修行而言，佛之理虽空而修行实，儒之理虽实却修行空，故儒者践行反不如佛门落实。此“实理之空”与“空理之实”导致儒学于世道人心之影响反不如佛学。故儒家在修养工夫的落实上应向佛教学习，否则无法体现儒学之高明。
  以上对朱子《集注》“增损改易注文”这一重要而又罕见讨论情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集注》这一经典“成品”的修改制作过程，显示了朱子思想早晚异同之变及与二程之差异，阐明了朱子自我修正的良苦用心，对准确把握《集注》注释，体会朱子思想的发展变化应有所裨益。《集注》最大特点是“浑然简易”，乃朱子耗毕生心血、经千锤百炼而铸成，实不可轻易读之。本文正印证了朱子之学“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直是下得工夫”的特点，而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的论断恰于《集注》前后修改中体现得最鲜明。钱穆亦曾指出《集注》之易简恰是朱子反复艰苦打磨用功之结果。“后人读朱子《论孟集注》，岂不爱其易简，然朱子当时所用功夫，则自不易简中来也。”并指出辨析朱子前后异同反复之说，乃是颇为重要而困难之工作。“辨程朱异说已不易。辨朱子一人之说之先后相异，而又必究其孰失孰得，则更不易也。”①
  《集注》对所引二程学的“增损改易”，既有出于表达需要而做出文字调整的“述而不作”型，又有出于思想差异而做出意义修改的“寓作于述”型。二者显示了朱子对二程学派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程、朱异同。这种细微实则重要之差异，不经过仔细对照文本和深入分析，几乎不可能察觉出来。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诠释的理念、态度、方法，亦关乎经文意义的理解、取舍，还涉及工夫教化等立场。故本书所分析朱子于程门的“增损改易”，正可有效提醒我们在采用“程朱之学”这种一体性的表述时，亦应清晰意识到程朱之异的客观存在及对此后理学发展的影响。
  《集注》通过“增损改易”程门之说等做法，在思想建构与诠释方法上形成了融经学与理学、考据与义理为一体的四书经学新范式。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课题颇具启示意义。如今日中国思想之创作，是否必定抛弃传统的经典注疏形式？从理学来看，朱子最典型的采用了注疏“旧瓶”承载理学“新酒”的形式，而心学一系则放弃之。现代中国哲学的开拓者则主要采用了以西学思想解释传统资料的方式，放弃了传统的经注形式。但同样引发了其诠释成果似乎不那么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质疑。而且文史领域对经典注释这一传统学术主要传承形式似仍有所延续，哲学领域则似不认同之。又如，《集注》是典型的寓创新于继承之作，那么在强调创新的当下，如何把握述、作之度，区分二者同一与差异的界限，从而延续经典的述和作？《集注》可谓是经学与哲学合一的经学哲学的典范，是对朱子“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学术理念的充分落实。但经学与哲学之关系，颇为复杂，《集注》对程门取舍的反复斟酌，其关键就在于朱子对二者关系的判定。故《集注》文本形成即内涵之诸多精微处，实值得深入挖掘，从而为激发当下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作，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