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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圣人的论述较为全面，除圣人外，还论述了圣王理想、圣师愿望、圣徒使命。朱子在此基础上，阐发了由圣衍生出的圣王、圣师、圣徒，强调了圣王、圣师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圣人之徒捍卫、传承儒学，辟除邪说的护教传道。
  圣王。在对圣的论述中，孟子很重视圣兼具外王的一面。他痛心于尧舜之道既衰而圣王不起所造成的社会混乱状况，故周游诸国，劝说君王行王道之事，希望能有圣而王者出现，以收拾霸而王之局面。朱子亦非常注意揭示圣而王的特点，要求圣者必须具有王者的政治才能，这样他的仁者之功才会受益广大，并以舜、孔为例，指出圣人过化存神妙用无边，自然妥帖，与天地化生陶冶万物异曲同工，体现出王道效果之广大久远，神奇莫测，远胜霸道。“君子，圣人之通称也。所过者化，身所经历之处，即人无不化，如舜之耕历山而田者逊畔，陶河滨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处便神妙不测，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绥斯来、动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业之盛，乃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举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此则王道之所以为大，而学者所当尽心也。”（《孟子集注·尽心上》）朱子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亦突出孔子之事功，认为“圣人无不盛”，在任何事上都能做得很好，于外王上也不例外，自然有其神功妙化。
  圣师。自周公后，圣王传统已经断绝，此后再也没有赓续上。故藉内圣修为而为圣师，成为儒家学者更切近现实的追求。儒家学者希望以内圣之功为基础，通过自身的率先垂范成为道德导师，以此影响整个社会风俗人伦，以实现外王之功。孟子提出“圣人百世之师也”，通过圣师这一新的定位宣扬了儒者功业之深远，同时又给予了儒者很好的自我定位。朱子认为，圣人居于王者师的地位，虽然不据有天下，但是其功业恩泽同样能广被天下，圣师并不以个人一己得失为念，而是以天下之公利为人生目标，至公无我。“滕国褊小，虽行仁政，未必能兴王业；然为王者师，则虽不有天下，而其泽亦足以及天下矣。”（《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圣徒。孟子周流一生，并未能够获得圣师之地位。退而求其次，认为能够传扬圣人学说，捍卫圣人思想，抗击异端学说者，亦可为圣门中人，即圣人之徒也，这是孟子对儒者的又一定位。“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下》）孟子提出严拒杨墨异端，捍卫儒家学说的态度决心，获得身处同一境地中的宋儒极大共鸣。“盖邪说横流，坏人心术，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惨于夷狄篡弒之祸，故孟子深惧而力救之。”（《孟子集注·滕文公下》）朱子在对孟子此段思想的阐发中，特别强调了异端邪说对人心的冲击破坏，比之为洪水猛兽、夷狄篡弒。称赞凡是能够起而辟之者，即使未能知道，但为学趋向已经走上正路，可以视为圣门中人。孳孳为善者，即是行走在圣人之道上的圣徒。“言苟有能为此距杨墨之说者，则其所趋正矣，虽未必知道，是亦圣人之徒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下》）
  总之，朱子对圣人观念的细加辨析，突出了孔子作为至圣的完满性，反映出儒家“止于至善”的人格理念。同时不惜反对程子之说，宁冒混淆人格层次之弊，坚持降低一等的偏圣说，是在承认偏圣人格有所不足的基础上，强调他们所实际具有的教化效果，表明了成就圣人的现实可行性。朱子在继承前辈学者理论基础上，对儒家圣人说作出了创造性理解，对后世的圣人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学习、探究朱子的圣人思想，对理解儒家理学人格，增进个人修养实践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