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浑然天理、道大德全、圣无不通、大而化之是朱子对圣人高明处的典型概括，但朱子并没有拔高、神化圣人。在突出其高明难及之时，又尽量将其从高悬的云端拉向平实的地面，强调圣人扎根于普通百姓中的庸常世俗一面。
  常人之性情。朱子肯定圣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从普通人的情感来阐发圣人。圣人与常人之异在于得“情性之正”，无过不及。与佛道耶诸家超越之神相比，儒家圣人最亲切可感。与汉代神秘化、外在化、乃至粗俗化圣人不同，朱子将圣人平常化、内在化而不失其高明。朱子提出当从日常情性生活上识别圣人，从真实的性情入手见出圣人之可亲可感，并以之为入圣之门。如“子食于有丧者之侧”章注：“谢氏曰：‘学者于此二者，可见圣人情性之正也。能识圣人之情性，然后可以学道。’”（《论语集注·述而》）朱子提出，应从反映孔子平常仪容神态的《乡党》一篇寻求圣人之道，从圣人之日常举止言行中来求做圣人，他特意在《乡党篇》章目下分别引杨时和尹焞说以强调此点，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尹氏曰：“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论语集注·乡党》）
  常人之学习。朱子尽管肯定圣人生而知之，但仍强调学习在成就圣人中不可或缺之作用。朱子认为圣人乃仁智双修的人格，孔子在知性上的成就，完全是学习的结果。圣人天生气质清明，生知者是义理分明，所学则是具体制度事件，即知性一面，这和学者并无不同。“十室之邑”章注，“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论语集注·公冶长》）朱子极为强调圣人之博学多能，认为“孔子天地间甚事不理会过！”①孔子自述其学习过程每一为学层次的升高，其实即是知性层面的提升，分别为知明、知精、知之至，由无所守、无所惑，达到无所思，是一个义理和知性双向并进过程。
  常人之入世。朱子指出，圣人并非遁世独居的自修者，而是积极入世的济世者，是社群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圣人必定要在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在一个相互合作与奉献的世界里存在。圣人反对隐者脱离世俗责任而隐居独善，无论何时何地皆不忘其在世使命。因为圣人之心广大包容，博爱万物，故抱汲汲乎救世之志而不能忘怀，所以孔子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之叹。（《论语集注·微子》）朱子在其他章的注释中亦屡屡突出此点，如“子路宿于石门”章注引胡氏说，“晨门知世之不可而不为，故以是讥孔子。然不知圣人之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也。”（《论语集注·宪问》）“子击磬于卫”章注，“圣人心同天地，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论语集注·宪问》）
  常人之伦道。孟子提出“圣人，人伦之至也”说，首先揭示出圣人乃人伦规矩之至，并推崇舜在孝悌人伦之道上的垂范意义。尧舜作为圣人，是人伦的典范和标尺，是为道实存的体现，二人分别在君道和臣道上树立了楷模。《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朱子注，“规矩尽所以为方员之理，犹圣人尽所以为人之道。”与常人相比，圣人能够尽性尽伦，尽其人道。凡圣之别在于尽性尽伦的程度而非性质，圣人超凡处在于能够尽性之至，“惟圣人都尽，无一豪之不尽，故为人伦之至”①。其次，圣人是性善的实存体现。朱子认为道性善和称尧舜有种内在关联，“‘道性善’与‘称尧舜’二句正相表里”，②乃抽象之理和具体实相之关系。“性善者，以理言之？称尧舜者，质其事以实之，所以互相发也。”③朱子指出，在先天性善上，人与尧舜相同，皆具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达成圣贤之可能，但由于私欲对本性的遮蔽，导致丧失本性之善。尧舜最大特点是能充扩其本性，尽其本原先天性善，成为性善的化身，为学者树立起一个向善的人伦标准、法则。朱子在《孟子·滕文公》“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章注中称，“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
  再次，圣人尽人伦的方式极为自然。圣人存心天理，安行仁义，践形尽性，以达到形色天性的一体，常人则将形色天性分为两撅。朱子认为，真正尽性尽伦非常困难，要求处理好公私之间关系，兼顾家庭人伦和国家公义，舜于此做得极好。在圣人的价值谱系中，人伦之道居于最高位置，即便“遭人伦之变”也“不失天理之常也。”朱子在“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章引吴氏说：“言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义。舜之于象，仁之至，义之尽也。”（《孟子集注·万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