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为了更详尽地考察此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诚意章其他地方的修改，应引起注意的是，致知与诚意的关系，始终是朱子此章修改的焦点所在，在晚年尤为突出。
  致知与慎独。诚意章句曾有致知与慎独关系之讨论，朱子在丙辰年提出只有致知了，才肯慎独，才能慎独，因为如果知上没有真切认识，则心就不会自觉自发的去意念上做慎独功夫，强调了致知对于慎独功夫的前提指导意义。但此说后来被删之，因为过于侵占了诚意、慎独的地位。
  “问诚意章句所谓‘必致其知，方肯谨独，方能谨独。’”曰：“知不到田地，心下自有一物与他相争斗，故不会肯谨独。”①同样是董铢所录另一条语类中，朱子提出在与诚意关系上，致知为本，慎独为辅的看法。“致知者，诚意之本也；谨独者，诚意之助也。”②
  “一篇之枢要”与“自修之首”。关于诚意在《大学》中之地位，朱子颇费斟酌。在庚戌、辛亥时朱子曾将“诚意”视为《大学》之枢要。
  问：“诚意章结注云：‘此《大学》一篇之枢要。’”曰：“此自知至处便到诚意，两头截定个界分在这里，此便是个君子小人分路头处。从这里去，便是君子；从那里去，便是小人。”③
  朱子认为诚意顺致知功夫而来，是知至的深化，是君子小人之分界线，是天理、人欲之差别处，故诚意为一篇枢纽要领所在。
  居甫问：“诚意章结句云：‘此《大学》之枢要。’枢要说诚意，是说致知？”曰：“上面关着致知、格物，下面关着四五项上，须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诚得意。到得意诚，便是过得个大关，方始照管得个身心。若意不诚，便自欺，便是小人；过得这个关，便是君子。”④
  居甫直接提出“枢要”指致知还是诚意，朱子认为诚意为连接八节目之关联枢纽，上承接格物致知一头，下影响正心修身一头，故一方面肯定诚意离不开致知这一必要前提，同时指出诚意意义重大，直接影响到正心、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之效用。今本《章句》删除了这句话，起而代之的是“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此说首先强调理解诚意必须从格物章而来，方能把握为学用力之先后始终的次序，重申了格物致知在次序上的先在性。在“序不可乱”的同时，诚意的意义在于“功不可阙”，即致知功夫仅是知上明白善恶之别，若要实有诸己，须落实于身心体会，这方是诚意的价值所在。为了准确揭示诚意在整个为学工夫中的地位，朱子煞费苦心，删除章句末“《大学》之枢要”后，在《章句》之首增添“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据现有材料来看，甲寅年《经筵讲义》并无此句，该说甚为重要，然仅见于《集注》、《仪礼经传通解》，未见它处，其出甚晚。《或问》曾略露端倪，言“此章之说，其详如此，是固宜为自修之先务矣。”
  “自修之首”值得玩味，“首”有从次序言，从重要性言两种理解，它充分肯定诚意在修身功夫中居于首位的重要性，同时表明是在“自修”而非全部为学的意义上，即诚意“自修之首”是针对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言的。理解了这一点，方能更好地把握朱子对致知与诚意在《大学》中地位的精密安排，二者既紧密关联，又各有统领，各有分工。盖朱子将格致理解为知上探究，诚意则是行动的开始，二者乃知行关系。这也符合他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看法。朱子主要以知行观来看待二者关系，提出致知和诚意分别代表知行的开端，知相当于指挥计划者，“主于别识”；诚意是实施执行者，“主于营为”。“致知，知之始；诚意，行之始。”①朱子坚持知在行先，理论指导实践的观点，认为先明乎心体，才能使意念所发真实无伪，这是必要前提。一旦心体之明受到遮蔽，未有穷尽，则意念必然落空，必然导致自欺，自欺根源还是落在知上。故《章句》结束言：“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①然而仅有心体之明还不充分，不足以保证意念真实，若不加谨慎，则所明心体流于外在，故需要慎独之功来落实心体之明，以建立造道成德的根基。诚意必须连着格致来考虑，二者次序不可紊乱，工夫不可有阙，方能保证修身的连续一贯性。《章句》：“然或己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己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后有以见其用力之始终，其序不可乱而功不可阙如此云。”②《章句》末结束诸语，为《讲义》所无，此亦为《讲义》与《章句》一大差别，致知与诚意关系之安排，显然为朱子易箦前另一重大关切修改所在。明了朱子从知行两面对致知、诚意关系地位的处理，我们就不难理解朱子对“诚意”推崇之语，“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③“诚意最是一段中紧要工夫。”④这与强调致知优先于诚意之语并不冲突，盖立意所指不同也。
  以上通过分析相关文献，考察了朱子诚意之学的论述，证明“一于善”从文献、义理两方面皆晚于、优于“必自慊”，应为朱子之定说。朱子生命之最后岁月，所念念不忘者是对“自欺”的修改，朱子“自欺”之解历经多次反复，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讲义》时期以“物欲之私杂”诠释自欺，虽义理通畅，然不够贴切文本，工夫又无从着手；易箦前两年着力于从知善行恶这一知行、善恶对立的角度阐发自欺，既紧贴文本，又点明下手用工处。同时，朱子诚意说另一重大关切处在于如何处理诚意与致知的关系，朱子最后从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立场妥善解决了此一问题，既肯定了格物在整个工夫系列中的优先地位，又确立了诚意“自修之首”的独特性。朱子对“诚意”诠释倾注了极大心血，在其整个经典诠释过程中，体现出罕有的挣扎与纠结，其中深意值得后人细细体味。然而，因朱子格物补传之笼罩，故自始以来，学界对朱子诚意之学即缺乏必要之同情与理解。其实，诚意之学于朱子学术、人生、政治皆具有某种全体意义。盖“诚意之说”不仅是朱子诠释的对象，更是朱子一生道德修养之追求，予朱子莫大影响。如朱子中年“戒诗”，亦是因读《大学》“诚意”章有所感触，遂在某天读完该章的早上下定决心，以“诚意”自箴以戒诗。“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①朱子之精神修为，时刻以诚意毋自欺为体验印证之法，为为学进步之阶梯。“如今《大学》一书，岂在看他言语，正欲验之于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试验之吾心，好善、恶恶，果能如此乎？‘闲居为不善，见君子则掩其不善而着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则勇猛奋跃不已，必有长进处。今不知为此，则书自书，我自我，何益之有！”②朱子以“格君心之非”为治国之纲领，将“诚意毋自欺”拓展为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根本，多次向帝王上书强调诚意正心之学的重要。在《延和奏札》五中，朱子冒着生命危险提出“正心诚意说”，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强调一生所学皆在此四字。“有要之于路，以‘正心诚意’为上所厌闻，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