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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于善”与“必自慊”谁更符合朱子本意，朱子无疑最具有发言权。考朱子对“诚意”诠释之频繁修改，其所留下的痕迹，明显指向“一于善”说。
  其一，朱子曾提出“纯一于善”和“为恶之杂”之说，突出“一”与“杂”、“善”与“恶”之对立关系。约在辛丑（1191年）②《答朱飞卿》中，朱子提出了“纯善杂恶”的问题：
  诚意一章，来喻似未晓《章句》中意，当云：“人意之发，形于心者，本合皆善，惟见理不明，故有不善杂之而不能实其为善之意。今知己至，则无不善之杂而能实其为善之意，则又无病矣。又善恶之实于中者，皆形于外，但有为恶之实，则其为善也不诚矣。有为善之实，则无为恶之杂而意必诚矣。”纯一于善而无不实者，即是此意，未尝异也。③
  朱子此说指出善恶皆可为实，皆可形诸于外，若心实于恶，则善为虚妄；反之，若心实于善，则无恶之杂，即无恶对善心之干扰参杂。若心诚实专注于善，即是意诚，反之不是意诚。朱子诚意之说将真和善等同起来，从价值上将恶之实排除了诚意之外。本来“诚”指向的是真实，是恰如实际的反映客观事物本身，或如其所是地展现内在意识，指主体意识的真，属于认识论；“善”则是道德概念，指向的是德，属于道德价值论。通常情况下真善是统一的，但二者并不能等同，究竟意义来说，真实并不等于善良。意识的真实也不等于价值的善。但是，朱子从儒家的性善论出发，认为人的心情意本来皆善，后来不善乃是受私欲污染之故，因此诚意的功夫也无非是恢复本来之善，消除自欺，以达到善真的统一。恶、自欺的表现即是意念纷杂不实。朱子指出，诚意之真实表现为价值趋向的好善恶恶。“诚意，是真实好善恶恶，无夹杂。”①
  朱子在《大学或问》中提到“私欲之杂”对意念的影响。“而心之发则意也，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不实，则心为所累。”②至于《大学或问》之写作年代，如首章所论，乃朱子晚年著作，晚年与弟子通信中屡屡谈及对《大学或问》的修改，《语类》亦有专门两卷记录《大学或问》，如辛亥年与陈淳、曾光祖之信中皆谈及《或问》修改。“《大学或问》之误，所疑甚当，中间已修定矣。”③甚至到了戊午1198年，朱子还提及《或问》修改。“此段《章句》、《或问》近皆略有修改，见此刊正旧版，俟可印即寄去。”④
  朱子对“诚意”的解释定本甚早，如甲寅1194年《经筵讲义》中“诚意”解与今本同，朱子对其作了阐发，“心之发则意也，不能纯一于善而不免为自欺。”“纯一”较之“一”更豁显了意念善的纯粹不杂。朱子对此次进讲非常重视，其“纯一于善”与前此答朱飞卿一致。
  其二，“一于理而无所杂。”朱子有时也会换动个别字词，以强调突出某一点。如《大学或问》提出“一于理而无自欺”说，“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⑤。《或问》“一于理而无自欺”乃顺上文讨论致知而下，理即是纯善无恶的，“一于理”与“一于善”相通。《语类》所记晚年之说中，朱子还讨论“一于理而无所杂”说。“问：‘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理而无所杂’。曰：‘只为一便诚；二便杂。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止着其善，二故也。”①朱子说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一”表明意念之专一真诚纯粹，其所对者为杂乱，“一”与“杂”即为君子小人之别。其二，意念专一指向的是理，以理来限定意念之性质是纯善无恶的。“无所杂”之“杂”指私欲的杂染，若意念所发皆为纯粹天理，自然没有丝毫私欲的掺杂，这是以天理人欲说来对言。朱子“一于理”说受吕大临《中庸解》“诚一于理”的影响。《中庸辑略》“至诚章”引吕氏说，“吕曰：吾生所有，既一于理，则理之所有，皆吾性也。”“至诚之道”章同样引吕氏说，“吕曰：诚一于理，无所间杂，则天地人物，古今后世，融彻洞达一体而已。”②朱子之说同时受“惟精惟一”的影响。朱子认为“一”表示意念的纯粹如一，没有分裂掺杂。这个理应是指天理、性理，天理是抽象超越的绝对概念，突出了意念的普遍客观性；性理则指向人性存在的本体根源，意念专一于此，自然是纯善无恶了。但“理”较之“善”更为空泛，于诚意工夫不够有力紧切，“无所杂”突出的是意念纯粹专一，在语义上与“一于善”有所重叠，而且不如“无自欺”贴切本文。朱子以“理”释诚意自欺的材料不少，如“或说谨独。曰：公自是看错了。‘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已是实理了。”③
  从“纯善杂恶”“一于理而无所杂”“一于理而无自欺”“一于善而无自欺”，不同说法之间的思想脉络极为明显，反映出“一”与“杂”之意念纯一，“理”与“善”之价值指向，始终是朱子诚意解长期以来思考之核心，其内涵极为深刻。“一于善而无自欺”较之前三者，更符合文本原意和语境，更有下手用工处。“理”和“杂”于诚意章及整个大学皆是外来观念，突兀不和谐。“善”和“自欺”则是文中本有之词。诚意指向的是意念的善恶，而不是强调意念的超越性。就工夫言，“一于善”比“一于理”显豁自然，易于体会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