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诚意”注经过反复修改，其后学在对此注理解上形成“必自慊”和“一于善”两种对立看法。
  元代新安陈栎根据祝洙《四书附录》主张“必自慊”说，此说为陈氏弟子倪士毅《四书辑释》采用，主张陈氏说的尚有元代詹道传《四书纂笺》、明代胡广《四书大全》、丘濬《大学衍义补》等。倪士毅《四书辑释》引其师陈栎言：
  诸本皆作“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惟祝氏《附录》本文公嫡孙鉴书其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此本独作‘必自慊而无自欺’，可见绝笔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谱》谓庆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诚意章句，甲子公易箦。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三字异，是所改正在此耳。“一于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恶恶如恶恶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于己。如好仁必恶不仁，方为真切。若曰“一于善”，包涵不二于恶之意，似是歇后语，语意欠浑成的当。不若必自慊对无自欺，只以传语释经语，痛快该备，跌朴不破也。况《语录》有云：“诚与不诚，自慊与自欺只争毫厘之间。自慊则一，自欺则二，自慊正与自欺相对。诚意章只在两个‘自’字上用功。”观朱子此语，则可见矣。（《大学章句大全》于句首多“陈氏”二字）①
  陈氏此说的根据在于：其一，就文献而言，朱子嫡孙朱鉴在祝洙《四书附录》卷首提出四书当以兴国本为据，而兴国本作“必自慊”说，故可推出年谱所载朱子绝笔修改诚意章，正是将“一于善”改成“必自慊”三字。其二，就义理言，“一于善”不符合经文，此说仅指出善之一面，语义不够清晰圆成，正文则是好善恶恶对说，自慊自欺对说，故“必自慊”不仅语义浑然，且符合以传解经的原则，与朱子《语录》提出的“自”上用功说亦相应。
  南宋真德秀《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赵顺孙《四书纂疏》、黄震《黄氏日抄》、元代景星《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主张“一于善”说，其中元代胡炳文《四书通·大学通》为此说之代表，对二说得失有详细辨析：
  又按：《章句》初本“实其心之所发，欲其自慊而无自欺。”后改作“一于善而无自欺”。朱子尝曰：“只是一个心便是诚，才有两心便自欺”。愚谓《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实而阴虚，阳一而阴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君子为善去恶，表里为一。一则实，实则充足于中，便有自慊之意。小人亦岂全无为善之念，亦岂甘于为恶之归？但表里为二，二则虚，虚则欲掩覆于外，不无自欺之蔽。《章句》‘一于善’三字，有旨哉。”②
  胡氏与陈氏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胡氏虽然明确指出朱子将初本“欲自慊”后改为“一于善”，但并没有如陈氏那样强调“一于善”是朱子绝笔之作，只是明确乃后来改笔。胡氏更多从义理上解读，特别强调了“一”的意义，“一”与“二”相对，突出了意念之诚，诚则一，不诚则二，二则自欺。并从《周易》阴阳、君子小人之说的角度，指出表里为一方才是实，实方有自慊之意。自慊并非源头、根本，而是诚意必有之效用。小人表里为二为虚，故有自欺之弊。“善”标明了价值取向，强调意念之发皆为善念、正念。“自慊”指的是诚意所带来的情感效验，“一于善”则从性质、价值上规定了诚意之内涵，更为紧切有力。清代《四书集注》版本专家吴氏父子对胡炳文《四书通》极为推崇，其对《集注》版本之考校，多以《四书通》为据，认为“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①。故极为赞同胡氏说，并从上下文之关联，指出“一于善”符合朱子晚年本意。
  通之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节后言致知，先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恰相针对也。若作“必自慊”，则终不如“一于善”之显豁而缜密也。②
  吴氏着眼于“一于善”与《大学》文本之关联，以回应陈氏的“必自慊”说。吴氏指出，“善”字乃是引起下文致知说，从文本次序言，此处先言诚意后言致知，与下文及诚意章先言致知有所不同，故首先揭示诚意之主旨是“一于善”。“一于”二字干脆有力，强调意念皆须纯一为善，并且与诚意章“实用其力”相对应，故“一于善”较“必自慊”更明白细密。吴氏反驳陈氏的以传释经说，指出不能从以传释经之形式方便能判定注文是否畅快完备，传文本来即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其与经文关系密切实属正常不过。再则，以传文解释经文并不见得就是完备，朱子“一于善”提出“善”字，方才揭示了诚意之内核，与三纲领“至善”相对应，而诚意作为自修之首，更须标明其目的指向于“善”，方才完备。“夫传本释经，何劳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领犹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谓该备耶？”①
  陈栎与胡炳文为同时代之近邻，陈氏先著《四书发明》，胡氏《四书通》历经四十年之修改而晚出，但陈氏书终不传而胡氏《四书通》则影响颇大，远及朝鲜。陈栎此说最强有力者在抬出朱子嫡孙之说，陈栎在写给外甥吴仲文的信中对胡炳文肯定之时，批评胡炳文最初与自己看法相同，用当时流行的祝洙本，后来放弃此本，采用它本，导致在不少版本问题上与自己看法相左。最恨者，胡氏不信朱子亲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说。
  胡仲虎《四书通》，庭芳委校之，且令是否之。好处尽有，但鸡子讨骨头处甚多，最是不以祝本为定本，大不是。文公嫡孙鉴庚三总领题祝氏《附录》，云：后以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今乃不信其亲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言。……只是缠辨。数年前与之交，颇信吾言。②
  其实，学术是不可以亲疏辨的。孔鲤于夫子，较之颜回于夫子，何如？陈栎朱子嫡孙说在文本上有一个重大问题。“诚意”之解，朱子于首章发之。黄榦《行状》明言，朱子绝笔是“诚意”这一章而非“诚意”章句。“《大学》诚意一章，乃其绝笔也”。③诸家《年谱》皆言易箦改“诚意章”。“诚意”一章并未解释诚意之含义，其解乃在首章。陈栎引《年谱》指出“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三字异”，但此三字并非在诚意章，陈栎似乎有意混淆首章诚意说与六章诚意章句之差别。其次，朱子晚年亲自审订过的绝笔之书《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六《大学》与今本《大学章句》完全相同，对此处解亦为“一于善而无自欺”。若果有此别，朱子去世后，接着审订该书的黄榦为何不言之？①更重要者，朱子之子朱在在《仪礼经传通解目录跋》中明言自己于嘉定丁丑（1217年）亲自缮写该书，对该书未作任何损益，一仍其旧刊于南康道院。若此，陈栎何不信亲子之言而信亲孙之言耶？且朱子门人杨复、丁抑对该书之整理、刊刻颇费心力，亦未言及于此，奈何不信嫡传之言而信他人之言耶？
  右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从其稿。……今谨缮录如右，读者当有以识其心之所存矣。嘉定丁丑八月甲子孤在泣血谨记。②
  再者，距离朱子最近的南宋学者皆主张“一于善”说。如真德秀两部代表著作《大学集编》、《西山读书记》皆主此说，赵顺孙《四书纂疏》亦然，经书之外，南宋著名学者叶绍翁所作《四朝闻见录》之《慈湖疑大学》亦有此说，“考亭先生解《大学》诚意章，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宋章如愚的《群书考索》皆然。被称“考证皆极精审”的《义门读书记》亦指出，“‘必自慊’宋元板作‘一于善’。”③可见宋元多主“一于善”说。陈栎所主张的“必自慊”说在明清广泛流布，与《四书大全》之采用密切相关，《大全》恐亦是为“朱子嫡孙”所动。又令人起疑者，朱子嫡孙题词祝洙本说只是孤证，祝洙本似乎于明代即散佚不存，朱子嫡孙亦无其他相应文字留存，亦未见他家对其此说有任何引述。考祝洙之本，乃是仿照真德秀《四书集编》所作，真氏两书皆未提及，而步其后尘之作竟先发之，亦令人心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言，“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曰《集义》……祝洙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①祝洙是祝穆之子，曾担任书院山长，学问甚好。其父从朱子游学，与朱子有远亲关系。祝氏对朱子之学颇有研究。其书有无朱鉴题词实“言而无征”，难辨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