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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章句》首章即解释了诚意的含义，“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③。朱子以“实”释诚，“实”就是真实不妄，指心理意识之真实不虚，是一状态形容词，并不表明善恶的价值取向，这是朱子对“诚”的基本认识。在朱子看来，“诚”具有三层含义，作为本体义（诚者）、工夫方法义（诚之）、境界义（至诚如神）④，在此朱子提出了“诚”的工夫义。关于“意”，此前学者多以志、识、情来释之。朱子则从心的角度，将其定义为“心之所发”，认为“意”是个人心理意识最深层的主导者。朱子将意和人的好恶之情相联系，提出诚意为真情说，“诚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皆是真情”⑤。就范围来说，情所指更大，包括了意、志；就性质来说，情乃性之动，其发动散漫无主，意则具有强烈的指向，是情、志的主宰，二者走向皆取决于意。“意又是志之经营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①
  “诚意”作为一整体概念，意为“实其心之所发”，朱子还加上了一句，“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此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一于善”，朱子认为，意有善恶之分，故需要诚之实之的功夫来贞定意念的价值指向，使所发意念皆归于善。用“一”，强调了意念归于善的纯粹性、彻底性、连续性。“善”则指明了意念的性质。“一”的反面即是杂而不纯，二而不一，有始无终，故《语类》反复以“十分”来形容意念之专一纯粹。“须是十分真实为善”。“九分好善恶恶，一分不好，不恶，便是自欺。”②“一于善”说在形式上与《中庸》“一则诚”说亦相似。
  对于“心之所发”意的善恶性质，后世学者形成两种对立观点。以元代胡炳文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诚意之意善恶兼具③。胡氏认为，从本源上讲，人心本善，故心所发之意本来皆善；但从现实意念而言，则有善有恶，故需要诚意工夫。清代胡渭等则反对胡氏说，主张诚意之意纯善无恶，批评胡炳文根据传文“好好恶恶”说主张“诚意”之意有善有不善不对。“渭按：说诚意者有二误。……一是不知所诚之意专在善一边。胡云峰曰：‘心发而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诚之之功。’盖因传有好恶二句，遂错认意有善有恶。不知自格物致知以后，明知善之当为而恶之不可为矣。岂复有为恶之意。”④胡渭的理由在于：其一，《章句》言“知为善去恶”，可知意皆善，格物致知后，已知善之当行，恶之当去，故不存在为恶之意。善、恶乃是从事上言，非从意上言。胡渭将心、意之说换成意、事之说，慎独工夫是考察、判定意念之真实与否，与善恶并无关系。其二，《章句》言，“实其心之所发”，如果此时“心之所发”是恶的，去之唯恐不及，为何还要来实之呢？故此实之之意，必然是善了。“《章句》云‘知为善以去恶’，则意专在善一边。善、恶以事言，其实与不实以意言。己所独知云者，谓知其意之实与不实，非知其事之善与不善也。谨之于此以审其几者，谓审其实与不实之几，非审其善与不善之几也。若为恶之意，则惟恐去之不速，岂可更实之邪？”①胡渭注意到了认识与价值的关系，真与善不是绝对等同的。实也可以是恶，故他特别强调了此处之实必然指向善。但这只抓住了朱子本意的一半。朱子明言，从本来、本源意义上讲人心、人性、人情皆是善的，但在实存状态下，意念的善恶兼具是不容否定的。故才需要诚之的工夫去不善以归于善，“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语类》亦多次言及“诚”在一般意义上的善恶兼具义，“诚只是实，而善恶不同。实有一分恶，便虚了一分善”②。胡云峰说更切合朱子之意。
  第二层是“无自欺”。朱子非常注意把诚意对立面“自欺”纳入其中，自欺是理解诚意的关键点。综合来看，用“善”和“自欺”而不是“善”和“恶”相关联，是“一于善而无自欺”而不是“一于善而无行恶”，这就拐了个弯。在朱子看来，“恶”必然是自欺，而且是自欺中程度最深最明显的一种，“自欺之甚”。但自欺所指较“恶”更广泛复杂，通常不如恶可怕，但更为常见，更需警惕。它指的是更内在隐秘的意念活动，其特点就是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