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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意”释义
  《大学章句》首章即解释了诚意的含义，“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③。朱子以“实”释诚，“实”就是真实不妄，指心理意识之真实不虚，是一状态形容词，并不表明善恶的价值取向，这是朱子对“诚”的基本认识。在朱子看来，“诚”具有三层含义，作为本体义（诚者）、工夫方法义（诚之）、境界义（至诚如神）④，在此朱子提出了“诚”的工夫义。关于“意”，此前学者多以志、识、情来释之。朱子则从心的角度，将其定义为“心之所发”，认为“意”是个人心理意识最深层的主导者。朱子将意和人的好恶之情相联系，提出诚意为真情说，“诚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皆是真情”⑤。就范围来说，情所指更大，包括了意、志；就性质来说，情乃性之动，其发动散漫无主，意则具有强烈的指向，是情、志的主宰，二者走向皆取决于意。“意又是志之经营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①
  “诚意”作为一整体概念，意为“实其心之所发”，朱子还加上了一句，“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此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一于善”，朱子认为，意有善恶之分，故需要诚之实之的功夫来贞定意念的价值指向，使所发意念皆归于善。用“一”，强调了意念归于善的纯粹性、彻底性、连续性。“善”则指明了意念的性质。“一”的反面即是杂而不纯，二而不一，有始无终，故《语类》反复以“十分”来形容意念之专一纯粹。“须是十分真实为善”。“九分好善恶恶，一分不好，不恶，便是自欺。”②“一于善”说在形式上与《中庸》“一则诚”说亦相似。
  对于“心之所发”意的善恶性质，后世学者形成两种对立观点。以元代胡炳文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诚意之意善恶兼具③。胡氏认为，从本源上讲，人心本善，故心所发之意本来皆善；但从现实意念而言，则有善有恶，故需要诚意工夫。清代胡渭等则反对胡氏说，主张诚意之意纯善无恶，批评胡炳文根据传文“好好恶恶”说主张“诚意”之意有善有不善不对。“渭按：说诚意者有二误。……一是不知所诚之意专在善一边。胡云峰曰：‘心发而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诚之之功。’盖因传有好恶二句，遂错认意有善有恶。不知自格物致知以后，明知善之当为而恶之不可为矣。岂复有为恶之意。”④胡渭的理由在于：其一，《章句》言“知为善去恶”，可知意皆善，格物致知后，已知善之当行，恶之当去，故不存在为恶之意。善、恶乃是从事上言，非从意上言。胡渭将心、意之说换成意、事之说，慎独工夫是考察、判定意念之真实与否，与善恶并无关系。其二，《章句》言，“实其心之所发”，如果此时“心之所发”是恶的，去之唯恐不及，为何还要来实之呢？故此实之之意，必然是善了。“《章句》云‘知为善以去恶’，则意专在善一边。善、恶以事言，其实与不实以意言。己所独知云者，谓知其意之实与不实，非知其事之善与不善也。谨之于此以审其几者，谓审其实与不实之几，非审其善与不善之几也。若为恶之意，则惟恐去之不速，岂可更实之邪？”①胡渭注意到了认识与价值的关系，真与善不是绝对等同的。实也可以是恶，故他特别强调了此处之实必然指向善。但这只抓住了朱子本意的一半。朱子明言，从本来、本源意义上讲人心、人性、人情皆是善的，但在实存状态下，意念的善恶兼具是不容否定的。故才需要诚之的工夫去不善以归于善，“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语类》亦多次言及“诚”在一般意义上的善恶兼具义，“诚只是实，而善恶不同。实有一分恶，便虚了一分善”②。胡云峰说更切合朱子之意。
  第二层是“无自欺”。朱子非常注意把诚意对立面“自欺”纳入其中，自欺是理解诚意的关键点。综合来看，用“善”和“自欺”而不是“善”和“恶”相关联，是“一于善而无自欺”而不是“一于善而无行恶”，这就拐了个弯。在朱子看来，“恶”必然是自欺，而且是自欺中程度最深最明显的一种，“自欺之甚”。但自欺所指较“恶”更广泛复杂，通常不如恶可怕，但更为常见，更需警惕。它指的是更内在隐秘的意念活动，其特点就是虚假。
  （二）“必自慊”和“一于善”之争
  朱子“诚意”注经过反复修改，其后学在对此注理解上形成“必自慊”和“一于善”两种对立看法。
  元代新安陈栎根据祝洙《四书附录》主张“必自慊”说，此说为陈氏弟子倪士毅《四书辑释》采用，主张陈氏说的尚有元代詹道传《四书纂笺》、明代胡广《四书大全》、丘濬《大学衍义补》等。倪士毅《四书辑释》引其师陈栎言：
  诸本皆作“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惟祝氏《附录》本文公嫡孙鉴书其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此本独作‘必自慊而无自欺’，可见绝笔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谱》谓庆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诚意章句，甲子公易箦。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三字异，是所改正在此耳。“一于善”之云固亦有味，但必恶恶如恶恶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于己。如好仁必恶不仁，方为真切。若曰“一于善”，包涵不二于恶之意，似是歇后语，语意欠浑成的当。不若必自慊对无自欺，只以传语释经语，痛快该备，跌朴不破也。况《语录》有云：“诚与不诚，自慊与自欺只争毫厘之间。自慊则一，自欺则二，自慊正与自欺相对。诚意章只在两个‘自’字上用功。”观朱子此语，则可见矣。（《大学章句大全》于句首多“陈氏”二字）①
  陈氏此说的根据在于：其一，就文献而言，朱子嫡孙朱鉴在祝洙《四书附录》卷首提出四书当以兴国本为据，而兴国本作“必自慊”说，故可推出年谱所载朱子绝笔修改诚意章，正是将“一于善”改成“必自慊”三字。其二，就义理言，“一于善”不符合经文，此说仅指出善之一面，语义不够清晰圆成，正文则是好善恶恶对说，自慊自欺对说，故“必自慊”不仅语义浑然，且符合以传解经的原则，与朱子《语录》提出的“自”上用功说亦相应。
  南宋真德秀《四书集编》、《西山读书记》，赵顺孙《四书纂疏》、黄震《黄氏日抄》、元代景星《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主张“一于善”说，其中元代胡炳文《四书通·大学通》为此说之代表，对二说得失有详细辨析：
  又按：《章句》初本“实其心之所发，欲其自慊而无自欺。”后改作“一于善而无自欺”。朱子尝曰：“只是一个心便是诚，才有两心便自欺”。愚谓《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阳实而阴虚，阳一而阴二也。一则诚，二则不诚，君子为善去恶，表里为一。一则实，实则充足于中，便有自慊之意。小人亦岂全无为善之念，亦岂甘于为恶之归？但表里为二，二则虚，虚则欲掩覆于外，不无自欺之蔽。《章句》‘一于善’三字，有旨哉。”②
  胡氏与陈氏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胡氏虽然明确指出朱子将初本“欲自慊”后改为“一于善”，但并没有如陈氏那样强调“一于善”是朱子绝笔之作，只是明确乃后来改笔。胡氏更多从义理上解读，特别强调了“一”的意义，“一”与“二”相对，突出了意念之诚，诚则一，不诚则二，二则自欺。并从《周易》阴阳、君子小人之说的角度，指出表里为一方才是实，实方有自慊之意。自慊并非源头、根本，而是诚意必有之效用。小人表里为二为虚，故有自欺之弊。“善”标明了价值取向，强调意念之发皆为善念、正念。“自慊”指的是诚意所带来的情感效验，“一于善”则从性质、价值上规定了诚意之内涵，更为紧切有力。清代《四书集注》版本专家吴氏父子对胡炳文《四书通》极为推崇，其对《集注》版本之考校，多以《四书通》为据，认为“自南宋至前明，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①。故极为赞同胡氏说，并从上下文之关联，指出“一于善”符合朱子晚年本意。
  通之说如此，则“一于善”为定本无疑也。诚其意者，自修之首，故提“善”字，以下文“致其知”句方有知为善以去恶之义，而此节后言致知，先言诚意。不比下节及第六章，皆承致知来也。“一于”二字，有用其力之意，正与第六章注“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恰相针对也。若作“必自慊”，则终不如“一于善”之显豁而缜密也。②
  吴氏着眼于“一于善”与《大学》文本之关联，以回应陈氏的“必自慊”说。吴氏指出，“善”字乃是引起下文致知说，从文本次序言，此处先言诚意后言致知，与下文及诚意章先言致知有所不同，故首先揭示诚意之主旨是“一于善”。“一于”二字干脆有力，强调意念皆须纯一为善，并且与诚意章“实用其力”相对应，故“一于善”较“必自慊”更明白细密。吴氏反驳陈氏的以传释经说，指出不能从以传释经之形式方便能判定注文是否畅快完备，传文本来即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其与经文关系密切实属正常不过。再则，以传文解释经文并不见得就是完备，朱子“一于善”提出“善”字，方才揭示了诚意之内核，与三纲领“至善”相对应，而诚意作为自修之首，更须标明其目的指向于“善”，方才完备。“夫传本释经，何劳挹注？以用传释经为快，不如不注，而但读传文矣。圣经三纲领犹必言善，若注‘自修之首’而不提‘善’字，何以反谓该备耶？”①
  陈栎与胡炳文为同时代之近邻，陈氏先著《四书发明》，胡氏《四书通》历经四十年之修改而晚出，但陈氏书终不传而胡氏《四书通》则影响颇大，远及朝鲜。陈栎此说最强有力者在抬出朱子嫡孙之说，陈栎在写给外甥吴仲文的信中对胡炳文肯定之时，批评胡炳文最初与自己看法相同，用当时流行的祝洙本，后来放弃此本，采用它本，导致在不少版本问题上与自己看法相左。最恨者，胡氏不信朱子亲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说。
  胡仲虎《四书通》，庭芳委校之，且令是否之。好处尽有，但鸡子讨骨头处甚多，最是不以祝本为定本，大不是。文公嫡孙鉴庚三总领题祝氏《附录》，云：后以先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今乃不信其亲孙之言而信外人之言。……只是缠辨。数年前与之交，颇信吾言。②
  其实，学术是不可以亲疏辨的。孔鲤于夫子，较之颜回于夫子，何如？陈栎朱子嫡孙说在文本上有一个重大问题。“诚意”之解，朱子于首章发之。黄榦《行状》明言，朱子绝笔是“诚意”这一章而非“诚意”章句。“《大学》诚意一章，乃其绝笔也”。③诸家《年谱》皆言易箦改“诚意章”。“诚意”一章并未解释诚意之含义，其解乃在首章。陈栎引《年谱》指出“今观诚意章，则祝本与诸本无一字殊，惟此处有三字异”，但此三字并非在诚意章，陈栎似乎有意混淆首章诚意说与六章诚意章句之差别。其次，朱子晚年亲自审订过的绝笔之书《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六《大学》与今本《大学章句》完全相同，对此处解亦为“一于善而无自欺”。若果有此别，朱子去世后，接着审订该书的黄榦为何不言之？①更重要者，朱子之子朱在在《仪礼经传通解目录跋》中明言自己于嘉定丁丑（1217年）亲自缮写该书，对该书未作任何损益，一仍其旧刊于南康道院。若此，陈栎何不信亲子之言而信亲孙之言耶？且朱子门人杨复、丁抑对该书之整理、刊刻颇费心力，亦未言及于此，奈何不信嫡传之言而信他人之言耶？
  右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从其稿。……今谨缮录如右，读者当有以识其心之所存矣。嘉定丁丑八月甲子孤在泣血谨记。②
  再者，距离朱子最近的南宋学者皆主张“一于善”说。如真德秀两部代表著作《大学集编》、《西山读书记》皆主此说，赵顺孙《四书纂疏》亦然，经书之外，南宋著名学者叶绍翁所作《四朝闻见录》之《慈湖疑大学》亦有此说，“考亭先生解《大学》诚意章，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宋章如愚的《群书考索》皆然。被称“考证皆极精审”的《义门读书记》亦指出，“‘必自慊’宋元板作‘一于善’。”③可见宋元多主“一于善”说。陈栎所主张的“必自慊”说在明清广泛流布，与《四书大全》之采用密切相关，《大全》恐亦是为“朱子嫡孙”所动。又令人起疑者，朱子嫡孙题词祝洙本说只是孤证，祝洙本似乎于明代即散佚不存，朱子嫡孙亦无其他相应文字留存，亦未见他家对其此说有任何引述。考祝洙之本，乃是仿照真德秀《四书集编》所作，真氏两书皆未提及，而步其后尘之作竟先发之，亦令人心疑。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言，“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曰《集义》……祝洙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①祝洙是祝穆之子，曾担任书院山长，学问甚好。其父从朱子游学，与朱子有远亲关系。祝氏对朱子之学颇有研究。其书有无朱鉴题词实“言而无征”，难辨真伪。
  （三）“纯一于善无恶之杂”与“一于理而无所杂”
  “一于善”与“必自慊”谁更符合朱子本意，朱子无疑最具有发言权。考朱子对“诚意”诠释之频繁修改，其所留下的痕迹，明显指向“一于善”说。
  其一，朱子曾提出“纯一于善”和“为恶之杂”之说，突出“一”与“杂”、“善”与“恶”之对立关系。约在辛丑（1191年）②《答朱飞卿》中，朱子提出了“纯善杂恶”的问题：
  诚意一章，来喻似未晓《章句》中意，当云：“人意之发，形于心者，本合皆善，惟见理不明，故有不善杂之而不能实其为善之意。今知己至，则无不善之杂而能实其为善之意，则又无病矣。又善恶之实于中者，皆形于外，但有为恶之实，则其为善也不诚矣。有为善之实，则无为恶之杂而意必诚矣。”纯一于善而无不实者，即是此意，未尝异也。③
  朱子此说指出善恶皆可为实，皆可形诸于外，若心实于恶，则善为虚妄；反之，若心实于善，则无恶之杂，即无恶对善心之干扰参杂。若心诚实专注于善，即是意诚，反之不是意诚。朱子诚意之说将真和善等同起来，从价值上将恶之实排除了诚意之外。本来“诚”指向的是真实，是恰如实际的反映客观事物本身，或如其所是地展现内在意识，指主体意识的真，属于认识论；“善”则是道德概念，指向的是德，属于道德价值论。通常情况下真善是统一的，但二者并不能等同，究竟意义来说，真实并不等于善良。意识的真实也不等于价值的善。但是，朱子从儒家的性善论出发，认为人的心情意本来皆善，后来不善乃是受私欲污染之故，因此诚意的功夫也无非是恢复本来之善，消除自欺，以达到善真的统一。恶、自欺的表现即是意念纷杂不实。朱子指出，诚意之真实表现为价值趋向的好善恶恶。“诚意，是真实好善恶恶，无夹杂。”①
  朱子在《大学或问》中提到“私欲之杂”对意念的影响。“而心之发则意也，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不实，则心为所累。”②至于《大学或问》之写作年代，如首章所论，乃朱子晚年著作，晚年与弟子通信中屡屡谈及对《大学或问》的修改，《语类》亦有专门两卷记录《大学或问》，如辛亥年与陈淳、曾光祖之信中皆谈及《或问》修改。“《大学或问》之误，所疑甚当，中间已修定矣。”③甚至到了戊午1198年，朱子还提及《或问》修改。“此段《章句》、《或问》近皆略有修改，见此刊正旧版，俟可印即寄去。”④
  朱子对“诚意”的解释定本甚早，如甲寅1194年《经筵讲义》中“诚意”解与今本同，朱子对其作了阐发，“心之发则意也，不能纯一于善而不免为自欺。”“纯一”较之“一”更豁显了意念善的纯粹不杂。朱子对此次进讲非常重视，其“纯一于善”与前此答朱飞卿一致。
  其二，“一于理而无所杂。”朱子有时也会换动个别字词，以强调突出某一点。如《大学或问》提出“一于理而无自欺”说，“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⑤。《或问》“一于理而无自欺”乃顺上文讨论致知而下，理即是纯善无恶的，“一于理”与“一于善”相通。《语类》所记晚年之说中，朱子还讨论“一于理而无所杂”说。“问：‘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理而无所杂’。曰：‘只为一便诚；二便杂。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止着其善，二故也。”①朱子说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一”表明意念之专一真诚纯粹，其所对者为杂乱，“一”与“杂”即为君子小人之别。其二，意念专一指向的是理，以理来限定意念之性质是纯善无恶的。“无所杂”之“杂”指私欲的杂染，若意念所发皆为纯粹天理，自然没有丝毫私欲的掺杂，这是以天理人欲说来对言。朱子“一于理”说受吕大临《中庸解》“诚一于理”的影响。《中庸辑略》“至诚章”引吕氏说，“吕曰：吾生所有，既一于理，则理之所有，皆吾性也。”“至诚之道”章同样引吕氏说，“吕曰：诚一于理，无所间杂，则天地人物，古今后世，融彻洞达一体而已。”②朱子之说同时受“惟精惟一”的影响。朱子认为“一”表示意念的纯粹如一，没有分裂掺杂。这个理应是指天理、性理，天理是抽象超越的绝对概念，突出了意念的普遍客观性；性理则指向人性存在的本体根源，意念专一于此，自然是纯善无恶了。但“理”较之“善”更为空泛，于诚意工夫不够有力紧切，“无所杂”突出的是意念纯粹专一，在语义上与“一于善”有所重叠，而且不如“无自欺”贴切本文。朱子以“理”释诚意自欺的材料不少，如“或说谨独。曰：公自是看错了。‘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已是实理了。”③
  从“纯善杂恶”“一于理而无所杂”“一于理而无自欺”“一于善而无自欺”，不同说法之间的思想脉络极为明显，反映出“一”与“杂”之意念纯一，“理”与“善”之价值指向，始终是朱子诚意解长期以来思考之核心，其内涵极为深刻。“一于善而无自欺”较之前三者，更符合文本原意和语境，更有下手用工处。“理”和“杂”于诚意章及整个大学皆是外来观念，突兀不和谐。“善”和“自欺”则是文中本有之词。诚意指向的是意念的善恶，而不是强调意念的超越性。就工夫言，“一于善”比“一于理”显豁自然，易于体会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