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大学章句》对“格物”的定义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即物”“穷理”“至极”三要点中，“至极”最可注意，可谓要点中的要点，它强调了格物的彻底性与普遍性。格物要穷究事物根源，不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故朱子屡言格物致知应“求至乎其极”“推极吾之知识”。
  朱子格物“至极”实为对伊川“知有浅深”说的继承拓展，朱子对伊川“知之浅深”说极表赞赏，视为开创性贡献，赞叹此说分明深刻，远迈前人。
  伊川云“知非一概，其为浅深有甚相绝者”云云。曰：此语说得极分明。至论知之浅深，则从前未有人说到此。②“知之浅深”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知”的层次高下区分，将之与为学的逐层渐修、所达境界对应起来，为针砭学弊提供理论支持。“至极”乃知之极致，代表知的最高一端，与之对应者当为无知，但朱子主张人先天有知说，故严格讲无知是不存在的，而且在工夫论上无甚意义。朱子看重的是格物穷理所自然形成的高下深浅之知，即半知、真知两种情况。半知有知而未尽、半知半不知、苟且之知等情况，它是人不完善的根源。真知是知之极致，是人自我完善的实现。
  朱子将“至极”与成就圣贤紧密关联。格物是整个知行工夫的两端，格物的极致处，在于树立“决定是要做圣贤”的“第一义”。只有“事事穷得尽道理”，才能“事事占得第一义”；知上决定了做圣贤，才能行上成就圣贤，做到圣贤。反之，正因为“见道理不破”，故“都做不得第一义”。
  且如为学，决定是要做圣贤，这是第一义，便渐渐有进步处。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随分依稀做些子，这是见不破。①
  格物“第一义”的内容为君仁臣敬子孝之类的人伦之理，圣贤之学实为格物之学的灵魂。只有为圣贤之学服务，格物才可能“是（朱子）他全部哲学的一个最终归宿”②。朱子认为，“知之至极”是圣人应有之义。圣人不仅是道德修养的完善者，也是宇宙事理的觉悟者。圣之为圣在于他与理合一、大、全、通、化的超凡特质。《论语集注》言，“圣人道大德全”“圣无不通”“圣人，神明不测之号。”是否仁智兼具，成为朱子判定大成之圣和偏至之圣的唯一标准，《孟子集注·集大成章》指出，夫子集圣之大成，超越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处在于他“圣智兼备”“知之至，行之尽”“兼全于众理。”朱子对作为贤人的君子，同样定义为“德才兼备”。
  朱子格物为一动态历程，只有达到“极致”“贯通”方可视为格物的实现，格物未到贯通处即为有害。“至极”作为此一历程的终点，具有标尺的意味，只有悬此圣贤目标，前行方有动力。朱子多次强调，格物仅格两三分，未到“至极”者，皆不可视为格物，他反复突出格物“穷尽到十分”的“至极”特质。
  问：“格物工夫未到得贯通，亦未害否？”曰：“这是甚说话！而今学者所以学，便须是到圣贤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①
  朱子对格物的反复修改围绕极致意义展开，也证实了至极的重要。朱子对“知至”的“至”有三种理解：“尽、极至”“切至”“到”。最初，朱子将“至”理解为“尽”，强调所知的广度与深度。但在己亥年，朱子提出应修正为“切至”，以突出“至”的“真切”义，如此方与“诚意”相通，既真且切，带有情感、理性双重意味，如此方是“真知”。但在己酉年，朱子又改变想法，认为应解释为“到”，以强调所知在广度上无所不包。但丁巳年《答黄直卿》又认为应回到旧说“极至”，而非“切至”。并指出此极致是就工夫言，至善之极致是就境界言。今本《章句》“知至”正释为“无不尽”。
  “知至”之“至”，向来却是误作‘切至’之“至”，只合依旧为“极至”之“至”。然此“至”字虽与“至善”之至皆训“极”字，而用处不同。至善是自然极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极至之至，难作一例说也。”②
  《大学或问》也主张尽、极致说，物格是穷极事物之理而无余，心知随之扩充而无不尽，强调了格物的彻底性、深入性。《朱子语类》也主张“尽”比“切”更真实可靠，这与《答黄直卿》说相应。“‘切’字亦未精，只是一个‘尽’字底道理。”卓。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