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对“浩然之气”的阐发，亦充分体现了他的诠释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看本文意义、会圣贤指趣、识为学功夫”的诠释目标；虚心讽诵、专一理会、通贯深入的诠释方法；批判中继承，继承中超越的诠释特点。
  诠释目标。朱子晚年在与项平父讨论此章时表达了他对诠释的看法，“大抵既为圣贤之学，须读圣贤之书。既读圣贤之书，须看得他所说本文上下意义，字字融释，无窒碍处，方是会得圣贤立言指趣，识得如今为学功夫”③。诠释的首要任务就是“看得他所说本文上下意义”，即通过疏通解释文义，来求得本义。朱子将是否符合文本之义作为衡量诠释好坏的必要标准。故在本章诠释中花费极大工夫用于文本断句，字义解释，体现出他精湛的训诂考证工夫。如对“缩、配、正”等字的诠释，就不惜违背力求简洁的原则，较为罕见地列出经典文献为证。在两次断句中，也是费尽周折，有时取一说，有时兼取两说。朱子对文义高度重视，因为他认为是否把握了文义是决定能否理解圣贤之意的基础。“圣贤之言，条理精密，往往如此。但看得不切，错认了他文义，则并与其意而失之耳。”①他同样将放弃对本文意义的理解当成为学之最大毛病，“弃却本文，肆为浮说，说得郎当，都忘了从初因甚话头说得到此，此最学者之大病也”②。
  在文义疏通已无窒碍的基础上，朱子认为诠释的下一步就是发明圣贤原意，“会得圣贤立言指趣”。朱子对文义与原意关系有着深刻认识，他指出文义是原意的基础，原意是文义的深化，二者并非等同，在因言得意之时，却不可为言所拘执，当察其言外之意。“大抵看圣贤文字，须要会得他这意。若陷在言语中，便做病来。”③朱子以发明圣贤原意为解经的自觉要求，他本人对此章诠释甚为满意，数次发誓表明自己诠释完全符合孟子本意。“某解此段，若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厌之！”④并要求解释经典应当顺圣贤之原意，而不可借此阐发个人主观意思。“大抵某之解经，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自以己意说道理也。”⑤朱子自觉地将是否符合这一要求视为判定诠释好坏的标准。凡是脱离这一要求而阐发己意的解释，就违背了诠释的本质，即使再好，也不足为取。批评二程说只是阐发了个人思想，以此告诫弟子应该唯圣贤之意是求，不可强说己意。“养气一节只说得程子意，若论孟子门庭指意，又却不然。”⑥
  在朱子看来，求本义、发原意还不是诠释的全部，诠释最终是为了应用，是为了“识得如今为学功夫”，故诠释应当切于日用。朱子特别注意诠释对学者日用工夫的影响，如他批评学者认为集义“不必于应用处斟酌是否”的看法，指出“圣贤所谓义者，正欲于应用处斟酌耳”。朱子强调应将经典诠释与现实关怀融合起来，通过针砭现实之弊病，以矫正学者为学之方向。在本章诠释中，朱子批评陆学不读书穷理，守内遗外，佛学空求理而缺乏事上实行等弊病，指出二者在为学工夫上皆偏颇不足，未能做到本末兼顾。为了达到切于日用工夫这一目的，朱子的诠释体现出“因病发药”的灵活性，甚至常常出现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如在浩气的先天与后天的认识上。
  诠释方法。首先，诠释应虚心反复讽诵本文，待其自解自悟。不能虚心的最大障碍在于固执己见，故切不可将先入之见带入文本中，以急迫之心强求其解，“但此章文义正自难明，且当虚心平气，反复讽诵，久当有味。……反复玩味要之以久，自当释然，有解悟处，不必广求，徒劳日力”①。此外，亦不可因尊崇权威之说，维护人情而有所偏倚，他曾批评吕子约于此不足，“若合下便杂诸说混看，则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会道理矣。近日经说多有此弊，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窒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②。其次，诠释须专一，尽心“逐项理会”“勇猛径直理会将去”，逐节攻破，不可牵扯混杂，左顾右盼，停滞不前，否则难以理清头绪，真正进入文本。“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须逐项理会，理会这一项时，全不知有那一项，始得。”③朱子特别反对一处未明，又旁引他说的做法，这样的后果只会增加诠释负担，造成思维混乱。“考论文义，且只据所读本文，逐句逐字理会教分明。不须旁引外说，枝蔓游衍，反为无益。”④又次，诠释须通贯深入，应注意上下文本，不可将诠释对象孤立。因为文本本身即上下贯通，互相呼应，它处在一个相应的语境中，必须借助此语境方可求解。同时在通贯中要力求深入，阐发文本的内在含义，不可浮光掠影，一带而过。“此章须从头节节看来看去，首尾贯通，见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猎涉，说得去便是了。”⑤诠释特点。朱子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善于在继承、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自出新意，他对本章诠释就充分反映出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超越的诠释特点。本章的诸多地方皆印证了这一点。显然，据朱子对二程思想的直接引用或间接采用中，朱子有不少对二程思想继承处。如在志气关系、知言与养气关系等重要问题上大体遵循二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对二程的继承同样有许多批评、修正，最终达到了一种新的超越。如他以“合而有助”解释“配”字，较之二程以“合”解新增了“助”字，强调了浩气对道义的推动作用。朱子对二程之说也常常提出批评，除在对“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的解释上批评伊川外，朱子还多次批评明道以“敬”解释“必有事焉”不符合孟子原意，敬虽然为修养工夫之根本，但在此处乃是养气之前工夫，故工夫虽密，却不合孟子本文之意。这种见解完全依据的是与二程不一样的诠释理念。“孟子上下文无‘敬’字，只有‘义’字，程子是移将去‘敬’字上说，非孟子本意也。”①朱子的这一继承、批判、超越的特点亦体现在他对本章长达五十年的诠释活动中。对此章之诠解，历经朱子一生，大致经过从学延平期，主张二程期，自出己意期、辩论完善期。随着理学思想和诠释理念之转进，朱子对此章之诠解日益深化，此一过程实为一艰难曲折的生命锤炼之历程。
  朱子此章之解实为儒学诠释之典范，对当下中国哲学之诠释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子立足于新的理论观点，赋予“浩然之气”更丰富明晰的含义。他指出浩然之气乃源自人行义后内心油然而生的俯仰无愧怍之道德感，强调人人皆先天具有此气，消除了其神秘性，突出了它的道德性，显示了精神对物质的作用关系；同时又坚持“浩然之气”的后天创生性，阐发养气工夫之必要性，分析其间之前提、根本与节目，给学者指明了培养此气之工夫路径，尤其突出行义的实践性、普遍性、一贯性。朱子的诠释深刻、细腻，其视角关涉到主题的各个方面，后世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对本章作出许多新的阐发，对朱子诠释或赞同或批评，然则论诠释之广博、深刻、细腻，则实罕有出朱子之右者。无论诸学者立意如何，其实皆难越朱子之藩篱。朱子融合汉、宋治学方法，前承古人，近师理学，关注现实，辩议当代，其引证前说、自立新说，驳斥异说，无不殚精竭虑，尽其所能，其烛微阐幽，破暗发明之功，深有益于后来者；委婉周至、广大精微的诠释理念和手法，亦为后世树立一高山仰止之典范。朱子对本章之诠解，为宋代理学思想之一缩影，亦为了解中华思想文化所必由之路，先秦儒学之伟岸，宋代理学之精微，皆相交汇于此。不仅了解儒学当由此入，发展儒学更须由此而入，当前儒学经典之诠释当以朱子诠释为必要之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