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继二程思想，视“浩然之气”为孟子最富创造性的见解之一。《孟子集注》孟子序说中引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②孟子关于“浩然之气”的阐发因公孙丑“不动心”之问题而引发，话题前半部分围绕养勇以不动心进行，讨论了不动心的两种方式：告子以气强制其心，曾子以义养心自然不动。在表现上，前者麻烦纠葛，后者则简约得当。在比较中，孟子两次使用“守约”一词，一是同为守气的孟施舍和北宫黝比较，“然而孟施舍守约也”，一是孟施舍和曾子的比较，“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据此，学者对“守约”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把“约”当作与“气”对等的实词，认为“守约”就是固守“约”这一物。朱子批评了这种看法，指出“约”是指守的方式，是一状态形容词（即所守更简要）而非和“气”相对的实体名词。“今人把‘守气不如守约’做题目，此不成题目。气是实物，‘约’是半虚半实字，对不得。”①朱子认为，孟施舍和曾子虽皆能不动心，但一为循理，一由守气，曾子循理更得修身之要，为孟子修身之源头。“言孟施舍虽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气，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②
  孟子在评判告子不动心之得失时，阐发了对心气、心言、志气关系的看法，朱子据其理学思想，以本末内外说对此作了新的说明。
  心与气。孟子认为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做法“可”。朱子以本末说作了新的释读。一方面，告子在心不安时努力克制其心，没有转而求诸于气，这是先急于本后缓其末的做法，突出了心对气的主导作用，在工夫上是可以的。“急于本而缓其末，犹之可也。”但这仅仅是初步要求，“然凡曰可者，亦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耳。”③若从更高层次来讲，仍有不足。因为尽管心为气之本，但气对心也有反作用，气之不平会导致心之波动。故完全放弃养气工夫就犯了偏于本而遗末的毛病，未能做到本末一体。
  心与言。孟子指出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做法不可行。朱子从理学着眼，直接以“理”解“言”，认为不得于言就是不求其理。不得于言的原因在于心上道理不明，故言上不知，当求之于心，从心上之理考较其是非差别，探究其得失根由。“孟子谓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④告子不求理上是非对错，只是强硬制约本心，造成的后果是既有失于外在言语，又放弃内心之理，使得内外皆失。“则既失于外而遂遗其内，其不可也必矣。”⑤学者对“不得于言”存在两种理解，如伊川等认为指“未能理解他人之言”，朱子早年亦持此解，晚年则更倾向于理解为“已失之于言”。他认为，根据文义，‘“不得’，谓失也。”是自己有失于言。从义理上讲，无论哪种理解，最终皆应落实于心上之理。“孟子文义正谓在己者失之于言耳，然言为心声，则在己在人皆如此也。”①顺此，朱子讨论了陆象山对告子的看法，指出陆象山和告子有相似处，二者皆放弃外在言语上穷理工夫，只是硬制内心。朱子将陆象山比之于告子显然存在偏差，只看到二者外在之迹似而忽视陆学存心与告子制心截然不同。“尝见陆子静说这一段，大段称告子所见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陆子之学与告子相似，故主张他。”②
  志与气。一方面，孟子认为志对气具有统领性，志是气的统帅，充实遍布于人体内的气，则是志之士卒。但同时又提出要“持其志，无暴其气”。因为“气壹则动志也。”朱子对志、气作出了明确解释，志是心之所趋向，气则是充满于体内之物，志的修养工夫是持敬固守，不使放失；气的修养工夫则是用心养护，不使暴乱。在志气关系上，朱子肯定了二者内外本末的非对等关系，指出它们存在本末主次、先后缓急之分。他引用程子的观点表明志对气的影响是十分之九，而气对志的作用只有十分之一。程子曰：“志动气者什九，气动志者什一。”③同时，朱子又突出了二者内外本末的一体，强调工夫不可偏废，须“交相培养”“两边作工夫”。尽管在层次上，志本气末，志高于气，但气对志的反作用亦不可忽视。如果不能保持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合宜适度，言语动作的量力而行，就会影响到志。“故志固为至极，而气即次之。人固当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养其气。盖其内外本末，交相培养。”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