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管仲式的问题是一普遍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演绎，尤其在改朝换代之际，它更是严峻地考验着儒者的义利生死观。对此问题的处理不仅要求身处其中的士具备勇士不忘丧其元的道德勇气，更要有无适无莫，惟义是从的道德判断力，从而作出符合道义的抉择，避免魏征所遭受之诟病。在长期的实践积累中，士逐渐形成了三个显著的品格：重出处去就，辨大义小信，守忠信之节。
  重出处去就，明辞受取与，是士立身行道的一个重要品格。它要求士在对天下形势进行充分了解和恰当分析的前提下，在入世兼济和隐居独善这两条道路间作一个合乎道义的选择，包括选择入世时机、服务对象等等，这些选择都不能对理义有丝毫违背。陷入管仲式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没选好出处，使自己在大义和小信之间难作取舍。孔孟极重出处去就，亦是身体力行之典范。孔子非常推崇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壮举，以生命为代价实现了人生信念的承诺。孔子本人身处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汲汲乎周行天下，殷切希望得君行道。尽管行道愿望如此强烈，孔子之出处却丝毫不苟。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主张“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在国内，不齿阳货的好意馈赠，避而不见；在国外，选择居住在贤人家里。当叛臣佛肸召孔子出仕时，弟子子路就坚决反对，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论语·阳货》）可见重出处观念已深刻影响孔门弟子。
  孟子对出处辞受的重视更见鲜明。当陈子问孟子古时君子出仕之道时，孟子这样回答：“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士出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故应时刻维护道之尊严，非礼非敬之君，则去之。士抱以道济天下、谋道不谋食的志向作为自己出处取舍标的，才能做到合理的辞受取与。在《孟子·万章》中，孟子发表了许多精彩议论：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对国君的恩惠，孟子认为“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为贫而出仕者，应当“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对贤者，国君应当以礼相待，孟子说：“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见得思义，“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
  坚持以道义为立身取舍标的，对保持人格独立，完善自身道德，具有重大意义。一旦在这个标准上混淆不清，将会使自己举止失措。从程朱的立场来看，管仲不死子纠险些陷入不义就是因为自身出处没有选好，选择了不义之主。故其后来在生死去就之间取大义舍小信的行为虽无可非议，但却使大义和忠信的原则发生了一定冲突。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和冲突的发生，士就自当重视出处去就辞受取与。后世之士常常宁守道固穷，也不愿不加选择的汲汲出仕。一代名相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对天下形势已经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了如指掌，但他并没有主动出山，去投靠曹操或孙权来施展所学，安定天下，而是一直等到刘备这位汉室宗亲来三顾茅庐才出山。此即“忠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古代很多有气节的士宁愿放弃生命也不出来和统治者合作，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就是典范。顾炎武的一段话极具代表性：“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①
  讲大义弃小信是士的另一可贵品格。它要求胸怀广大，将天下百姓，江山社稷利益置于一君一主的得失存亡之上，不拘执于个人小信小义。子路的死就提供了深刻教训。对子路死出公之难，程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论语集注·子路》“必也正名乎章”注为：“程子曰：‘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①程朱认为子路之死毫无意义，他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事辄不去”，择主不明。没有考虑到所事之主是否贤良忠义，是否值得以身相从。如果所事之主不合正义，就当选择主动离去，而不一定要执一而从。其次，他“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这个小义，拘执不放，“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不知和出公辄谋事本来就是不义的，因出公辄行事本来就不义。子路以守信闻名天下，时人宁得其一言之诺而不要盟约。但实际看来，子路只徒知守小信，不能明大义。仅仅忠于所事主人利益，而没有看到其主之不义行为在损害更多人的更大的义，这种替不义之主尽忠谋事的人可以说是为虎作伥，难免使自己陷入不义之地。故他的以死殉难，死前结缨的勇敢之举非但不能称为勇反而伤害了勇。因为勇这种品格也是应当配合义与道的，无道义为之作主，勇敢也就不成其为勇敢。真正之勇当是为正义之事而死，反之，则伤害了勇。子路此时应当权衡大义，如管仲那样择义而从而非一死了之。
  前所引晏子不死齐庄公，正是看到了大义所在。真正的士当审时度势，灵活把握大义所在，舍小信取大义。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权变观也就是要求士能判断大义和小节。孟子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朱子解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则随事而顺理，因时而处宜，岂为是哉？”②孟子和朱熹心目中的大人（指德性修养很高的人）能分辨出那些表面看似合乎礼义其实破坏礼义的行为，能抉发礼和非礼、义和非义的要害所在。正因能明察精思，所以才可能做到随事随机之变化而采取合乎理义的行动，不固执一偏，由权返乎经，舍小信成大义。
  古代士的天下情怀正是大义为重的体现。他们的关怀从来就是针对天下百姓福祉而非一家一朝之兴亡。范仲淹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下而不是为君王忧乐的胸襟使古之士能在王朝更迭权柄易主时，不以一朝一代的兴亡为念，不拘执于为失败之旧主效忠死节，而是弃暗投明——投身于新王朝，为天下谋利。为天下百姓，士不仅敢于冒违背君臣之义的不忠之名，还敢于放逐废黜无道之君。周公和伊尹为其开端，汉代霍光为其著者。当面对残暴昏庸之君时，士也敢于参与、发动武装活动来推翻之，汤武革命是其先声。支撑他们的信念是替天行道而诛一独夫，道义的坚守使他们突破了狭隘的君臣观。
  谨守忠信是士的又一显著品格。孔子很重视忠信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论语》多次谈到忠信，“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主忠信”就是要以忠信为心作主，不管是事君、谋事还是交友，都应实实在在地尽个人心力去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可见孔子明确提出将忠信作为理想人格培养的重要目标；“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一个不讲忠信的人是无法立足于世的，反之，一个坚守忠信的人才能做到无入而不自得。孔门弟子也能按照老师要求去践行忠信，曾子和子路就为后来的士树立了榜样。如曾参所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孔子称赞子路的诚信守诺，“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
  谨守忠信体现了个体对自身言行的高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要求，无需虚伪和勉强，成为士立身处世的自觉选择。程颐认为，“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①。程颢说：“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②忠信要从自身内心由衷而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为人处事。在程、朱对管仲的评判中，他们对召忽之死所体现的忠还是非常肯定的，认为那是常道，比管仲的权更具普遍性。当然，儒家要求士尽力做到的忠信决不是什么所谓的愚忠愚信，它还要以道义为旨归的，它本身就当是道义的体现。在朝廷更迭江山易手时，士能否做到忠信就尤为突出。当旧朝旧主灭亡时，有的人会选择自杀的方式来为之尽忠。如明代方孝儒宁死不屈于明成祖的威胁利诱，坚决尽忠于旧主建文帝。因为成祖之夺权缺乏正当性，完全是一种暴力私欲，方孝儒身受建文重用，选择了杀身以尽忠信，故赢得后世景仰。有的人会继续坚持斗争，力图恢复旧朝，当终于回天无力时，就选择与新朝廷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中国特有的遗民一族。在异族入主的元初和清初，遗民尤其多，众所周知的清初三先生乃其中之佼佼者。还有的人背叛旧主，投靠新朝，他们不仅常常受到旧主一方的批评，而且被新主所鄙视、猜疑，弃用，甚至杀害。对忠于旧主的，新朝廷反而给予极大表彰，认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忠信原则，而这种原则是一种超乎新旧朝廷利益的，超越了现实功利，展现了人的崇高价值。它作为一种超越高悬的原则，只有在具有主体性的人身上才能显现出来。故士非常看重忠信，视之为立身之本。不可否认的是，士群体的这三大优秀品格对当代社会仍具借鉴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