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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也对管仲进行了评价。他从自身时代处境和推广王道之说出发，对管仲的功业和德性表示出极大不屑。
  公孙丑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①
  同章另有一段话涉及管仲：
  孟子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乎？”②
  孟子贬低管仲的内在缘由就是管仲以力假仁的霸道和其施仁行义的王道恰恰相反。孟子身处处士横议，诸侯放恣，各国崇尚武力与权谋的战国后期，管仲的霸道说已然成为各国君主效仿的目标。故其自然不肯对管仲假以辞色，附和时议，如此就更无法突出儒家的王道追求了。孟子“言必称尧舜”，羞道齐桓晋文之事，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③。他追求“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④和“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⑤的仁义之道，和管仲崇功利、尚武力的霸道之说针锋相对，不合时宜，被人称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即使明知自己王道理想难以落实，孟子还是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自任。
  对管仲的评价，孔、孟明显不一，这或许可从两人所处时代不同来谈。孔子之所以对管仲有肯定的一面与孔子所处时代和面临的问题有关。其时管仲霸道之说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虽然礼坏乐崩，但总还有古礼遗风。孔子还期待着周代礼乐文化之复兴，故在颠沛流离之中，仍不忘率领弟子习礼。但对身处战国后期的孟子来说，礼乐破坏得已经不成样子，各国都竞相崇尚权谋和诈力，而且众说蜂起，竞争激烈，都在尽力争取更多的信奉者。孟子在阐发王道之说时，不得不和杨朱、墨翟、许行等诸家学派展开辩论，对管仲功利学说自然也要保持批判态度，注意划清界线。用他自己的话说：“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故其对管仲的批评，按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孟子之讥仲，以救时也。”①朱子也对孟子的管仲之评发表看法：“问：‘圣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见他做得那规模来底。’”②程子对此评论亦很精到：“孔子之时，周室虽微，天下犹知尊周之为义，故《春秋》以尊周为本。至孟子时，七国争雄，天下不复知有周，而生民之涂炭已极。当是时，诸侯能行王道，则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劝齐、梁之君也。”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