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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中从不同的角度对管仲作出了两种评价。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①
  在此，孔子直接批评管仲器量狭隘，既奢华不俭，又毫不知礼。对以恢复周礼为毕生志业的孔子来说，管仲僭越之举是无法容忍的。他曾对季氏使用“八佾”的行为表达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极大愤慨。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君臣之间礼有等差，而管仲居然享用国君所用的反坫，这当然是某种僭越，故断然予以“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贬斥。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孔子极少对人许以仁的评价，可是他对管仲却作出了“如其仁”的评价，这连他的弟子都颇感意外，所以他们就提出了疑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②
  按子路理解，管仲不死公子纠的做法是不仁的行为，没有做到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孔子的态度却很鲜明，断言管仲帮助桓公不用武力多次会盟诸侯，减少了战争的发生，使天下百姓少受战乱之苦，这在客观上具有仁者之功。孔子另一高足子贡对此也有着同样疑惑：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①
  子贡的疑惑和子路相同，对管仲不死难以理解。孔子在给予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之功业不仅使当时百姓受益，且泽及后世的答复后，进一步说明，如果管仲象普通人那样，固执于小节小信，选择自杀，那又有什么价值呢？言下之意是，死于小信并非多么高明、困难的抉择，而活着做出一番对天下有利的事业才是非凡而艰难的，这正是以尧舜事业为期许的儒者所要努力的，而管仲做到了。其实，孔子从来就认为君子应该“贞而不谅”，真正的君子当坚持大义舍弃小信．从孔子评判士的三个标准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信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②
  孔子对士有着三种评价标准，他把能很好地完成君王（国家）使命，做出有利于国家事业的人当作最高的士，可称为国士；其次是在宗族和乡党中称为孝悌的，可称为乡士；最末一等的是不分是非，只顾追求个人言行一致的，可称为信士。从中可见，士的行为所受益的对象越多，范围越广，那么层次就越高。故不辱君命的国士就高于称为孝悌的乡士，乡士也高于仅仅追求个人忠信的信士。朱子也有相似看法：“且如子贡问士一段，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之人，莫是至好，而圣人必先之以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为上。”①据此再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匡天下，安百姓，攘夷狄的功业正是第一等国士所追求的，较之宗族乡党孝弟之士，无疑从功业上更符合仁的要求。
  此外，孔子对仁的两条解释也同样印证了这点。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②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③
  爱人和博施济众是仁者事业，后者连圣王尧舜都难以完全做到，而管仲的功业确有爱人和博施济众的客观效果，孔子称其仁自在情理之中。
  总起来看，孔子在评价管仲时是两分的，既批评了管仲对礼的僭越和个人德行的欠缺，同时从事功的角度称赞其功业给天下带来了好处，具有仁的客观效果。以此可见，在孔子心目中，管仲的选择和日后的发展证明他还是将义利结合得很好。孔子称赞管仲的仁是从事功上来着眼的，然而这里就潜伏着易于导致后人误解的两个问题：其一，事功效果是滞后的，且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非个人所能把握，故无法依据滞后的事功效果来断定个人当下的选择，这也与儒家对道德动机和目的的强调相左。其二，孔子的很多言语都是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这当然是圣人高明之处。可是这样的处理太灵活，旁人没有孔子那么高的智慧，就很难理解，即使亲炙于他的高足亦如此。对一般人来说，往往还是需要一个确切的道德标准和普遍原则来判断行事的是非，从而采取合宜的行动。此外，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管仲式的问题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后来的理学就对此作出了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解读。